日本北川冬彦的诗歌与中国大连之关联

殖民地大连孕育了日本现代主义的诗歌,大连的生活体验影响着日本现代主义诗人的思想取向,引发了北川冬彦的殖民批判。北川以犀利的眼光观察现实的黑暗与丑陋,并通过诗歌尖锐地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行径。他的创作赋予了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现代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特性。     

1907:周作人"协和"体验及与鲁迅的异同--论1907年的鲁迅兄弟与现代中国文学之生成

1907年前后,用作人与鲁迅在日本的异域体验已经预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演变的重要新质;如果说,鲁迅以其"入于自识"的选择标示出了这一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高度,那么周作人与日本"协和"的体验则导致了他对于这一异城文化的更深入的理解和认同,除了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比照之外,用作人与鲁迅的不同也在某种程度上埋下未来兄弟殊途的线索.当然,无论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日本体验有多大的差别,在当时却都较一般的留日中国学生更为深刻和更有远见,因此这些出现于1907年前后的文学活动(包括<新生>的尝试)实际上包含着他们之于中图文学现代转换的深刻认识.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从稚拙表现到本土化尝试

日本汉诗中的"和习"是日本人最初尝试汉诗文创作时不可避免的现象,而经过长期吸收、消化中国文学之后,日本人在创作汉诗时为了体现民族文学特色,有时故意在诗文中表现日本语的特点即"和习",这应该看成是汉诗日语化(本土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汉诗内容与形式趋于和谐统一.     

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文学自觉说"辨正

"文学的自觉"既是对学术变迁的时代特征的一种概括,又是对文学的艺术性特征的一种评价标准.目前,关于"文学的自觉"讨论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对于"文学的自觉"的形而上思考不够,理论层次较低,多是在复述中古文学发展史."文学的自觉"对中古文学发展史而言,是一个宏观的命题,是对一个时代文学特征的概括和描述的辨析."文学的自觉"是在主体觉醒、文学独立基础上的"创作自觉"与"批评自觉"."文学的自觉"不等于"人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人的觉醒"发生于东周时期,"文学的独立"出现于西汉时期.而"文学的自觉"即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自觉发生于汉魏时期.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个人化"写作与市场消费

"个人化"写作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它意味着以个人的姿态反抗集体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为主体独立和人性自由赢得了一定的美学空间.同时,它专注于个体私人经验和欲望体验的表达,无可避免地堕入了文学自恋的泥潭,又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运作的消费规则.     

反映、反应和"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

有论者提出并认为无人能置之"死地"的"审美反映",其实只是人的先验"意识"在外部刺激下的自我重组,不是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即与承袭了康德"自在之物"不可知余绪的皮亚杰同出一辙,是反应,不是反映.而综观该论者同时提出的作为"客观因素""主观化"、"主观因素""对象化"中的"审美反映"和作为"与生俱来"、"融入"于文学"最基本的审美单位"的语言文字的"审美意识"、作为文学"本质特性"表示的"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三者关系可知:所谓"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实际就是实行了语言学转向、属形式学派范畴又颇为彻底地与非"审美"、非文学的先验"意识"的自我表现文学论,并不"新鲜".     

日本艳情文学传统与大江文学的性

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荣膺者.研讨大江文学的思想特质,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大江文学中的性问题.而将这一问题置于日本艳情文学传统的语境下加以审视,无疑会加深我们对大江文学的特色和价值的认识.一、日本艳情文学传统一瞥扶桑之隅的传统日本文学的真髓在于非政治性的个人艺术体验.日本古典文论和相应的重要文学传统大致可分为真言、可笑、衰怜、物哀怜、艳情、余情、幽玄、有心、寂、意气十大类,间或互有交叉.享有世界第一部长篇小说之誉的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可说开拓并确立了日本:“艳”(情)文学传统.这一文学传统的基本精神和旨趣在于以玩赏的姿态咏叹男女之间的     

生命整体意识和"天、地、人"观念--从世界华文文学谈20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学的历史整合

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生命整体.在众多的描述世界华文文学历史的方法中,"天、地、人"的思想较合适."天"主要指文学现象的时间性,"地"主要指文学现象的地域性,"人"包括审美主体(作者、编者、读者)和作品人物."天、地、人"观念具有的多层次性,最足以容纳20世纪华文(汉语)文学史的丰富性和呈现其生活的整体性,也能突破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海外华人社会历史转型和现实社会体制的差异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五四"前后、40年代前后、70年代前后、90年代前后,构成了百年华文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描述清楚这四个时期的历史起伏,足以呈现20世纪至今的民族新文学的全貌.     

沦陷区文学地图的重绘与"两岸三地"沦陷区文学之比较

在抗战文学研究中,那种仅以"七七"事变后的大陆时空而绘制的沦陷区文学地图是残缺的.自19世纪末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华战争,在中国的"两岸三地"先后形成了一片又一片沦陷区.所谓沦陷区文学,除"七七"事变后的大陆沦陷区文学外,还应包括"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文学,日殖统治下的香港文学和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在内.在由这样一个时间维度、地理维度和精神维度构成的沦陷区文学地图中,从比较视角对"两岸三地"沦陷区文学进行打量,将会对沦陷区文学的整体风貌、个性差异与抗战文学的多元构成有新的认识.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美丽总是愁人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郁气质

忧郁意识是人类的一种情感承载方式和生命体验方式.忧郁意识在文学中以审美体验形式出现时,便成为"美丽"的"总是愁人"的艺术化生命感觉.由于中西文明的形成机制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文学更倾向于悲剧性和悲剧意识,中国文学则主要体现出忧郁性与忧郁精神.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继承传统文学忧郁因质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性焦虑"并形成了特定的忧郁气质和基调,在创作表现上呈示出"契珂夫式忧思"、"川端康成式忧悒"和"维特式忧怨"等三种形态.不过,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全然没有悲剧性质素,因为忧郁意识的极致便趋向忧患精神并逼近悲剧意识,像鲁迅、北岛等作家的创作都体现出明确的忧患意识和或隐或现的悲剧精神.     

如何构建"真实"?——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学的"真实"观

"真实"是30年代文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海派文学最常调用的资源和创作的合法性基础.不应该只囿于从审美角度去看待真实性的问题,而应通过探讨海派的真实观是如何被建构的,分析其弗洛伊德学说、"生物人"的预设、个人主义等思想根基,这样即可发现海派文学的"真实"观非但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真实"格格不入,而且也偏离了"五四"文学的轨道.     

文学是语言艺术:一个命题的还原——兼评"审美意识形态"论

以"审美意识形态"作为文学的本质界定,曾具有拨乱反正的历史作用,但其价值的策略性和学理的粗糙性也是难以掩饰的.因为"审美"不仅不是文学或艺术的专利,甚至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都可能成为审美对象;而"意识形态"性几乎是所有文化的共同特点.可见,这两个从外部边界到内部结构都模糊复杂领域的结合,并不是有机的,与诸如"法律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等一样独立的意识形态形式.因此,"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不能成为文学本质的准确表述.而把"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命题,还原为文学的本质表述,由于强调文学的艺术属性和语言特征,在理论上必然归还给文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在学理上,也能够抵制由"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缝隙所滋生的,以"去文学"化为目的,并试图取代文学理论的,诸如"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社会批判的文化研究,使文学这艺术文化的母机,不仅为一切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维护和引领,而且还能更好地发挥培育、训练人类创造性想象基地的独特作用.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洋"元素对鲁迅文学创作与精神世界的影响

鲁迅一生用熔铸着民族传统经验和个体生命体验的思想,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不可取代的精神资源,而"海洋"元素也可视为理解其创作与精神的新思路.从地域空间来看,浙江绍兴、南京、日本仙台、厦门、广州、上海等地都留下了鲁迅的足迹,面海而居的环境与对生命人生的思索相遇,使其精神世界更加敞开,作品中多样的"海洋"物象更是开拓了他的创作视野.从精神层面来看,鲁迅有着开放探索、追求个体自由与独立的思想,正与海洋文化精神具有某种同构性.尽管鲁迅一生似乎并不热心"海洋",但这并不妨碍他生命中与"海洋"的邂逅,以及文学作品与精神气质中浪漫的"海文化"气息,以此可以窥见"人间鲁迅"的一个方面.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东方的"忧郁":川端康成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川端康成及其创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影响性关系,而川端康成式忧悒或东方化忧郁是理解这种关系的重要构成点.川端康成式忧悒与20世纪中国忧悒类文学的相容性首先体现在审美"虚化"上."虚化"之一是追忆与怀旧叙写,它足以使创作成为对落魄现实的诗意慰藉,并由此而重建生命的意义;之二是情调化抒写,它能将寂寞与忧伤的情致、人性和生命意义的诉求以及文字蕴涵的韵味、妙趣融合一体.其次,相容性的另一表现是"物哀化"叙事.这是一种中国传统美学的"物感说"与日本传统艺术的"物哀美"兼容互洽的结晶.在川端康成的作品和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中,"物哀化"创作表达的是传统的诗意或不合时宜的美好在渐行渐远中所透露出的失乐园意味和挽歌风貌.正是在东方语境中,20世纪中国文学的忧悒类创作既有川端康成式色调,更有其本土化的生成特性.     

中国水库移民的返迁及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共修建了8．6万多座水库工程，移民达1000余万人。庞大的移民人口中，有许多人曾返迁过，或已永久性地返迁了。水库移民返迁曾是我国水库移民中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SO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间的那段时间里，我国水库移民返迁现象比较严重。据对全国重点水库的移民情况的了解，下列水库曾出现过严重的移民返迁：丹江口水库、三门峡水库、新安江水库、东平湖水库、潘家口水库、大黑汀水库等。丹江口水库河南渐Jll县移民22万余人，到196o年底即返迁1．5万人，占同期移民的68％。1973年、1981年，丹江口水库移民又出现了两次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