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日历史问题"瓶颈"之探究

历史问题一直是阻碍和困扰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死结".近年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两国的关系跌入谷底.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华展开"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高层五年不会面的政治僵局,本文探究了中日关系能否以此为契机突破历史问题的"瓶颈".     

论上古的"告"与"风"

甲骨文中的"告"是统治者在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中的政治行为。与"告"相关的"祰"和"诰"都是统治者的统治手段。"风"是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教化,在统治教化民众时,"告"(包括"祰"和"诰")是"风"的工具,"雅乐"、"雅言"、"雅文化"是"风"的具体内容。周朝,人的价值得到抬升,人民的思想相对受到重视。统治者用"雅文化"影响地方文化时,地方文化必然反过来影响"雅文化",因此,"风"是一种双向的运动。统治者在统治和教化劳动人民时,使用了行政手段和文化手段。     

"极高明而道中庸":儒家的"政治黄金律"

儒家的"中庸"之道,认为"允执其中"、"时中"、"权",这是高明的统治者把权力运用得恰到好处的一个"政治秘诀","无过无不及"的主张充分显示了政治策略上的辩证法思想,而"致中和"则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总体思维.当然像"明哲保身"之类的训务,则反映了"中庸"之道的两面性.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马克思解答"存在之谜"的理路

马克思在对以往哲学的全面批判中,从"国家之谜"的消除、"历史之谜"的破解到"人之谜"的揭示,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解答"存在之谜"的内在理路.这种解答只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解答,绝非是一种冻结未来的最终的解答.因此,毋宁说这种解答只是一种新型的关于"存在"问题的"存在论"假说.     

论老子的"有"、"无"和"道"

本文从名学定义的角度,对老子的"有"、"无"和"道"的义理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合乎逻辑的深刻诠释,不仅读通了《老子》,而且揭示了老子的世界有起源、运动和发展的思想是与量子理论相通的.     

"美女作家"、"妓女作家"引发的话题

"女性文学"的滥觞是"美女作家"、"妓女作家"的出现.是籍此继续发展"女性文学",还是在人的意识苏醒下,共建人类文学家园,成为我们当下正在讨论的问题.     

论"三个代表"的哲学基础

"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两手抓"的辩证思想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运用和发展,是指导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纲领.     

略论"三个代表"的意义

"七一"讲话贯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前进方向;坚持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为实现最高纲领开辟前进道路;坚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重要手段;坚持尊重和依靠人民群众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坚持从新的社会阶层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途径;坚持进一步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胜利的重要保证.     

略论韩非"自为"人性论和"利害"杠杆化的政治运用

人性论是韩非整个社会政治理论的基础,"自为"人性论则是韩非区别干传统人性论的主要特色.其理论具有两面性:一是深刻揭示了人"利己"的本性及"利"、"害"社会关系中的"杠杆"作用,为中央集权政治和帝王权术政治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二是从"自为"人性论开发出"非道德"的"法治"思想与"非人治"的"势治"主张,这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

任何哲学都具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因此从功能的角度,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来区别前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时,就必然陷入悖论.如果不能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改变世界"的理论本性,就无法超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更为深层的解释学悖论.只有把马克思哲学的革命理解为哲学主题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根本转换,才能超越"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悖论缠绕.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观"教育功能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回答了我们党应代表"谁"、代表"什么"以及"怎样"代表等问题,也就进一步回答了共产党人为"谁"活着、为"什么"活着以及"怎样"活着等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新时期的集中体现,对大学生具有"三观"教育功能.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现在应该是"两岸共同市场"从"坐而言"进入"起而行"的时机,变革与创新两岸经济体之间的交往与合作方式,首先必须破除两地往来的障碍与壁垒,其关键就是两岸直接、双向、全面"三通"的完全实现.两岸贸易链的建构、台商在大陆布局、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整合等方面显示"三通"是实现"两岸共同市场"的突破口.     

"医闹"事件中"弱者的武器"与"问题化"策略

引发"医闹"事件的常常是人们认为不应该导致死亡的病例,即医疗事故具有可争议性是发生"医闹"事件的诱因.由于医患关系信任的缺失、医疗鉴定制度的不健全、患者及其家属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以及缺乏解决医疗纠纷的制度化途径,患者及家属只有采用"弱者的武器"和"问题化"策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最终导致"医闹"事件的发生.应该建立健全医疗鉴定制度和类似消费者协会的组织保护患者权益,以及制定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等,这样才能给医生一个清白,还患者一个公道.此外,重塑医患信任关系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裸聊"问题的法律规制——由"分贝网"案件引发的思考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的社会交往逐渐出现了视频聊天等新的方式,其中不乏"裸聊".2009年4月,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将招募女青年利用网络聊天室进行"裸聊",涉嫌组织淫秽表演的分贝网创始人郑立抓荻.从"裸聊"的定义、类型、特点及其危害入手,分析四种"裸聊"形式引发的法律问题,它们分别是私密性"裸聊"引发的隐私权法律保护问题;欺诈性"裸聊"引发的网络诈骗等犯罪问题;聚众性"裸聊"涉嫌违反刑法构成聚众淫乱罪;牟利性"裸聊"涉嫌违反刑法构成组织淫秽表演罪.     

老子"无知无欲"发微

《老子·三章》所谓的"知""欲"具有特定的内涵,"知"就是机心、机巧,"欲"即私欲、物欲、贪欲.一方面,黑暗的统治是贪欲、机巧和滥用暴力的原因,它导致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贪欲是诱惑,放纵的背后是自食恶果."知"、"欲"是"无道"世界的必然产物,以"有为"的表现形式凸显社会危机."无知无欲"体现向"道"的回归.只有"无为"政治才能保证自然秩序,只有在这种秩序下,一切人为的恶果才能消除.     

"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界革命"新名词"的运用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下所做的一种词汇选择;虽然它在推动中国古典诗歌走向"新诗"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却密切了诗歌与近代中国思想现实的联系.     

超越"专制"与"民主":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比较优势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有机体",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运转方式上与"专制"和"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官员选任模式相比,展现出明显的模式优越性.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通过政治守正提升模式有机体"免疫力",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模式有机体"精气",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壮模式有机体"骨骼",为超越"专制官员选任模式"和"西方民主官员选任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持.     

司马迁的"与时俯仰"经济观

司马迁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商品经济,提出了"与时俯仰,获其赢利"的经济观;主张"随时而逐利",赞扬士农工商的致富,并根据他们致富的情况,将其区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这是司马迁的首创;他还将西汉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最好的政策是"善者因之",将国家干预政策视之为"最下者",这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