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协”: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文学社团

"文协"是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为了团结抗敌和宣传抗战精神而组织成立的社团。长期以来,人们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对之加以研究甚至"误读",忽视了"文协"作为文学社团的本质特征。本文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认为:"文协"是非政党领导的文学组织,进而从构成主体、文学主张和社团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文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

古今文学演变与中国文学史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大体可以从四个层面来描述:"中国文学史"这样一种著述方式是伴随着古今文学的转型而产生的;现代的纯文学观深刻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对古今文学之异的清醒认识是编年体文学史兴起的契机;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古今"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处理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即从这四个方面展开.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依托"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文学史叙述概念加以展开,成就斐然,但也存在若干亟待反思的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这些概念和叙述方式都有意无意地脱离了特定的国家历史情态,从而成为一种抽象的"历史性质"的论证。今天,文学史应在更符合中国自己的历史情态的基础上叙述文学的史实,近年来学界提出的"民国文学史"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不过,重要的不是概念的提出,而是我们需要通过新框架的研究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独特的生成机制。研究在不同细节上展开的"文学机制",有别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不是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简单移植。由此,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属于中国自身特征的一系列规律有望获得独立的挖掘,并最终形成中国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香港文学对于"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意义

在1980年代后中国内地"重写文学史"的学术格局中,香港文学的历史存在潜在而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较具包容性的社会空问接纳的左右翼文学格局挑战了以1949年为界形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1970 年代后的香港文学与香港稳定的多元价值社会结构相呼应,以其在全球性背景下开始的多元化进程和雅俗课题上的突破揭示出20世纪后30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这些都根本性地拓展了中国内地学术界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思路,使之得以摆脱"中原心态"、"启蒙思路"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遮蔽,建立起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文学互为参照的格局.     

重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意识

"现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两个不同学科概念,前者的观照视角、文学意识、价值观念、研究范围较之后者发生了变异.本文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并存共生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体系,以适应对世纪文学史研究与教学的需要.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漂移性,不宜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进入文学史叙述.相对而言,"民国文学史"概念不但内涵稳定,而且符合中国传统文学史叙事成规,因而显得更其有效.运用"民国文学史"指称1912-1949年的中国文学,不但能够避免"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运用的混乱,而且能将此前被弃置于文学史之外的文学现象纳入到文学史叙述之中,对于民国以来文学的历史分期、中国文学的学科划分以及文学史教学也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与国难：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讨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依托于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知识精英们时刻关注着国家命运，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他们通过如《独立评论》这样的知识分子同人杂志公开表达了对国家各方面建设事业的构想，其中尤以对国难时期科学研究如何与国家命运相联结建言为多。文章将对此加以回顾，以此描绘出那个时代专业知识分子们在特殊情景下所做出的抉择。     

大众读者批评与"80后"的文学史价值

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发生于新的历史转型期,既回响着五四以来"人的文学"余音,又激荡着新世纪人们新的渴求,老、中、青和少年作家几代间相互冲突与对话,各种宣言、旗帜布满文坛,传统创作与新媒体写作同在,作家、批评家、媒体相互炒作与合谋,同时又彼此抱怨,美女文学、网络作品、少儿写作和影视文学更是令人眩晕,文化怀古与下半身写作并存,单一化的文坛格局被彻底打破。所有这些对文学史写作形成空前挑战。近年来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均从特定的角度,以不同的篇幅对这一时期的某些文学现象作了卓有成效的表述。然而,仍有许多重要现象尚未引起编纂者的关注,如已进入文学史的某些作家作品在话语表述和文学史定位上尚可进一步斟酌,某些文学现象从命名到文学史意义的界定尚需更深入讨论。直面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我们深切地感到在现代语境中建构起来的文学史模式苍白无力,急需走出传统言说模式,探讨新型的述史方式,即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实际情形相符合而又能体现出新世纪眼光的文学史结构。该时期文学有着较之以前完全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各种新的现象、矛盾纠缠在一起,各类作品拥挤于不同的媒介,传统的传播空间、阅读秩序被打破,意义在质疑中碎片式生成,这就需要文学史著述者站在历史高度上甄别优劣,遴选出能真正体现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作家作品,以及具有开启、引领意义的作品。这其中应尽可能不受当事人观点的影响,不为其五花八门的旗号、宣言所左右,尽可能地拉开审视距离,作出独特的审美判断与意义定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组文章从各自角度对近二十年一些中国重要文学现象的入史问题进行了反思,以期引起同人的关注。     

近代康藏史上的“大白事件”及其解决

1930年,在西康地区发生的“大白事件”,并升级为“第三次康藏纠纷”,是近代康藏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这一历时久、涉及多、过程复杂的康藏纠纷事件的解决中,中央与地方各部门、政治势力、藏与西康、青海省政府等,均有所贡献,可以说,各方面的相互了解也在客观上得以加深,康藏、藏汉民族感情自然亦得到了强化,并对以后四川西部及周边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双百方针”内涵的分析与思考

“双百方针”是为了解决新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和促进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繁荣而产生的。它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正确区分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有效地克服了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对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我国的文化繁荣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史中之史"到文学"话语体系"——宇文所安文学史观摭论

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如从后往前读的阐释模式、整一性预设框架决定材料的取舍方式、认为文本是固定不变的思维模式、服从于既有的文学常识和观念的惰性迷失等。针对以上问题,他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坚持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在文学史写作中重视文学中介和文学话语体系的作用等。     

略述清代人“家谱犹国史”说——释放出“民间有史书”的信息

清朝人编修族谱常有"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之说,将家谱与国史类比,用众人皆认可的国史地位来凸显家谱身价,以张扬族谱.族谱同国史类比,体现在:国家修史有制度,宗族修谱有习惯和规约;国史、族谱均笃信"信今传后"的理念,不过国史善恶并书,族谱隐恶扬善,迥然有别;国史、族谱的功用有共同点,即叙彝伦,维人道,均是教化工具,不过国史侧重"鉴治乱、示惩劝",族谱研讨人生经验,寻觅光耀门庭的路.族谱犹国史的见解,释放出民间有史书,民众有历史的信息.民间修家谱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传统,应当珍视,值得大书一笔.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精神"的世界史

黑格尔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大师.他构筑了一个哲学的世界史体系.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以"人是否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在什么程度上人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为主线,探讨了世界史的发展历程.他的历史哲学的意义不在于所构筑的世界体系本身,而在于他强调人的认识主体的作用,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可以随着变化了的形势而不断提升的.他的这一思想对以后的历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历史的会通:《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小说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百年孤独>,对于新时期中国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传播与接受心理的角度,<百年孤独>在"寻根文学"、"先锋小说"、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家族小说"中都能找到诸多影响因子.从某种意义上说,<百年孤独>为中国当代小说确立了一种文本典范.这一带有明显"契合"和"创化"的历史进程,体现了<百年孤独>与中国当代小说之间的"历史会通"关系.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资源,它所确立的文本典范意义,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掘空间.     

“国民革命”的提出与中共“三大”的召开

本文对孙中山、共产国际、共产党三方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作了溯源,并以新的视角对中共“三大”的召开尤其是“三大”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中总结了“三大”的重要意义。     

“国难”时期学者的两难困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在被知识界称为“国难”的危机面前,一度隐身校园的大学教授纷纷走出象牙塔,踏上从政之路,尽“书生报国”之志.然而已经习惯于大学校园生活的他们,在进入官场后却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在面对官场的利益纠葛与派系纷争的同时,还不得不面临着做官还是做事的两难困境.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最终使他们沦为政府的“装饰品”.     

乡土的浩劫与文学的迷失--"文革"时期乡土小说论

“文革”时期的乡土小说是在“讲话”影响下和“纪要”制约下迷失了自我的历史存在 ,是值得研究的文学课题。它在内容上可分为反映合作化历史进程和表现“文革”时期农村社会现实两大类 ,在思想上显示出过分突出政治的极左倾向 ,在艺术上存在着粉饰现实、模式单一、公式化等缺陷。通过对其进行宏观描述和具体个案分析 ,来揭示它的荒谬性 ,并探讨其历史及时代成因 ,应是解构“文革”神话的有效方式之一。     

贯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意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只是一种“个人叙事”,也就是说 ,它只是从个人学习经验的狭窄角度出发 ,表达自己面临困惑与紧张时的一种“自言自语”。之所以有必要把它拿到公共学术场合进行讨论 ,目的仅仅是期望得到师长和专家的指教。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关系”当做一个“问题”提出 ,可能本身就是 9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科不断发展的标志之一。但这个假设需要论证。我们必须追问 :把这两种不同研究视角和阐述理路结合起来的潜在动机和实际意义是什么 ?其目的在于为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建设提供较清晰的分析前提。在一个消极的角度上 ,“思想史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