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主体

在法治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人们似乎习惯于接受所谓"通识",如几乎所有论者都认定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应当高于政府"。然而,对于"法律为什么应当高于政府"以及"法律为什么能够高于政府"等问题却没有作进一步的思考——而如果没有对后两个问题的追问,则"法律应当高于政府"能否成立是很有疑问的。那么,这个论断是否真的仅具有道德吸引力但却不能成立?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法治的主体问题:如果按照认识论意义上(也是当前通行的)主体理论模式,则逻辑上的结论就必定是法律无法因而也不应高于政府;但如果按照本体论的主体理论模式,则可以很好地分析、证立此一命题。     

对"法治"命题的反思

法治是法律人的理想与要求,是法律职业得以存身的基本理念。法治命题是一种评价性命题,是在控制人的思维基础上规范人的行为。但由于法治的要求与社会、文化背景等存在着很多的联系,同时也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冲突,因而对法治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看,法治确实是与一个社会的现实情况相适应的。但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法治作为一种理想是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力量。所以要搞好法治建设,我们首先要回到法治的逻辑起点,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然后才能发挥法治理念的批评行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能。     

法律解释客观性的追问

从理论上看，法律解释有没有客观性，这是法治命题能否在理论上成立的前提，而对法治理论釜底抽薪作用的批评也在于此。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展开追问。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

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因此,探索中国古代法的文化精神,促成中国法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法以儒家之价值为价值,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在"人"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中国的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中国的法治必须充分利用本土的道德资源.     

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碰撞、融合与重构

法律体系承载并折射出与之相符的法律文化和社会价值,因此,对法律现象与法律文化的关系进行认知是研究法律价值与法治秩序的一种进路。这种认知能在虚实之间展开对法律本身的审视与反思,并展示出法律文化与法治秩序的碰撞、融合与重构。中国法律文化中蕴含"天道""情理"等伦理观念,而西方法律文化受宗教传统影响,其中包含法律与生命、伦理、宗教之关系的追问。中西方法律文化在伦理与宗教之维上的分野以及二者在证成法律的正当性上的殊途同归,为研究法律文化对法治秩序建构的意义提供了一个良好视角。中国的法治秩序建构既要关注西方法律文化的根源问题,又要关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内核;要立足中国国情,建设法治国家。     

论西方的人性学说与法治理论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人性学说的类型西方法律思想史上的人性学说主要有如下几种:1.性恶论。代表人物是霍布斯。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1为了防范人的恶性的膨胀造成的混乱,就必须建立一个不受法律和其他力量限制、不可分割的国家权力。适用于中国的“性恶论者就是法治论者”的结论在西方并不成立。霍布斯是一个性恶论者,但同时又是一个人治论者。2.等级人性论。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龙勃罗梭。柏拉图认为,可以将人划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是上帝用金质料创造的,具有智慧的品德;军人是上帝用银质料创造的,具有勇敢…     

论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养成

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以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学者为主体的法律职业群体,以共同的教育背景、职业培训方法和职业准入资格为前提,以知识共同体为基础,以统一的评价机制为保障,在统一的解释标准下,通过对话和交流,形成同质一体的观念上的自主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在法治的孕育和发展中起到主体性作用,科学地阐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性,充分关注法律职业的培育,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     

法治及其两种精神——兼论法治系统工程中自然法学与实证分析法学的统一

法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由两部分构成法律的创制、法律的实施,前者为后者提供前提和依据,后者使前者得以体现和有效贯彻.也正是把法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这项系统工程中考察自然法学与实证分析法学,二者其实是可以统一的,那就是为这项系统工程分工而合作.具体而言,用前者创制良法(相对良法而非绝对良法),用后者运行良法(当然也吸取了前者合理且可贵的因素).二者所宣扬的"公正、平等、正义"等终极理念和"法律(实在法)至上"之信仰正是法治的两种精神.     

法律家与法治--对中国法治之路的一种思考

以往的法治研究都是在法律之外寻求法治的真谛 ,探索中国的法治之路。这种研究思路存在明显的缺陷。我们必须从法律的内因来寻求法治的真谛和中国的法治之路。法治的内在基础在于职业法律家阶层 ,中国的法治之路要靠中国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开创。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都表明 ,职业法律家阶层的存在对法律的兴衰成败产生决定性影响。自治而强大的法律职业群体是实现法律自治的前提性条件。法律权威的最稳定、最持久、最可靠的基础是强大而又有威信的职业法律家阶层。只有法律家执掌权力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法治政府。     

法治、法律人共同体与法律教育——从英国法律史的角度解读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法治国家之一.英国法制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法治与法律人共同体、法律教育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法治是法律人共同体活动的根本目标和最高追求,而通过法律教育培养法律人共同体又是实现法治的必要途径.     

法治的精髓及领导工作法治化探析

法治的精髓是正确处理法与任何权力的关系,法不只是工具,同时是权力的本源。法治的目的是排除个人或集团的武断,实现形式是对传统、科学和民主的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亦即三者的平等关系。法治是一种国家制度,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是总结实践经验、促进班子和谐、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工具。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源于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摄取于全球法治文明优秀成果。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等方面,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法治与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作为一国公民的理性品质,构成法治国家的精神底蕴。它既是法律规范化的思想动力,又是制度建设的精神支柱。它不仅影响法律规范创制的质量,而且制约着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制度的全过程,从而决定制度建设的成败。法治意识作为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与精神支撑,不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一国实现法治的重要标志。全面认识法治与法治意识,是实现法治国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任何制度都是特定精神和文化的载体。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未能走上法治之路,不仅仅是政治认同问题,关键在于法治文化基础的缺失。面对中国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加强道德建设,转而致力于社会文化底蕴的塑造,以及更深层的社会心理、观念的变革,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法治与自由裁量

适度的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可以弥补法治本身的不足与缺陷 ,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则会从根本上破坏法治的理想。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是实现法治社会的本质要求。     

法治的弊端与德治的补救——从后现代视野看法、德并治的合理性

后现代法学通过反思和质疑以传统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的确定性和普遍性特征,从而揭示了现代法治的某些弊端,这些思想和理路有助于客观审视现代法治的传统观念和法治在现代社会的现实作用,启发我们在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及时运用德治的方法来消解和弥补法治的不足,选择并确立法治与德治同时并举的治国方略,从而更加合理有效地治理国家。     

论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

法治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其力量是巨大的.其作用原理体现为法的作用、法治的作用及法治文化的作用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书本中的法"、"运行中的法"与"生活中的法"等法治文化运行的"三步曲"."三步曲"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外到内.法治文化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特性主要表现为隐蔽而非公开性、彻底而非肤浅性、持续而非短暂性、曲折而非顺利性、感染而非无情性等五个方面.     

荀子学说中德治与法治辩证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中既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又兼容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改造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强调“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将“德治”与“法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研究和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