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的调节作用

我国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议题之一。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影响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面向分析二者关系。文章通过整合新制度主义视角与合作治理理论,构建出涵盖治理吸纳、专业性、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三者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社会工作动态调查（CSWLS2019）数据中嵌套在56个城市的746个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分析,发现治理吸纳可以促进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专业性可以调节治理吸纳与社会组织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治理吸纳是党和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前提,专业性是社会组织在政社互动中发挥能动性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西藏社会组织培育:功能、困境和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机制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面临的社会治理情况复杂。一方面,社会组织具有推进西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功能:它是西藏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内生动力,有利于摆脱多重发展困境的现实诉求,探索本地社会组织培育的在地化尝试。另一方面,西藏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现实境况主要是缺口巨大和偏向性生长明显。本研究认为,西藏应始终坚持以提质增效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策略,完善党建工作机制强化社会组织的政治可靠性,优化制度环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完备性,拓宽参与路径促进社会组织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耦合性,推动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组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以社会治理为导向推进社会组织发展

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是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产物。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只有当社会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具备承担主体的实力和能力,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治理是我国党和政府适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主动选择的改革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为我国社会治理转型创造了条件,但与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应以社会治理改革思路为导向,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加强法制建设、独立性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通过推进政社分开,谋求社会组织发展的主体空间;通过加强社会自治,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作用。     

论中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以治理与善治为视角

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从管理发展到善治,必须在建立健全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框架内,社会组织才能得以发展壮大;实现社会治理与善治的理想状态,需要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变革,而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确立也必然有力推动社会治理的进步.从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迁的历史进程看,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因而也不存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和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从管理向治理与善治转型,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变革逐渐适应现代治理的要求.当前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仍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只有全方位的实施管理体制变革,才能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由治理达到善治.     

论中国社会治理的多元力量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是主体多元,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发力,形成治理合力。目前,中国社会治理的力量主要来自九个方面:政府、社区组织、基金会、社会组织、社团、宗教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     

建设和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研究——以Z市为例

社会组织现代化建设是社会组织改革的必然选择。提升社会组织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Z市作为最早发展社会组织的地区,在社会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五重困局:社会组织人才建设不足,资源缺乏、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经费不充分、社会支持不够,内部治理不完善,自主性较低。为此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社会组织现代化改革步伐。通过加快政府购买服务和政策支持,重视人才培养,推进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创新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流域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角色定位与行动原则

流域治理是区域公共管理的重要议题之一。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和国外流域治理实践可以看出,社会组织有必要参与流域治理。相对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和公民个人而言,社会组织能够在流域治理中扮演多种不同的角色,发挥重要的功能。从实际行动来看,社会组织参与流域治理应坚持独立性、主动性、持续性和多样性的原则。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新时代随着社会组织领域的基本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社会组织治理逻辑从“合法生存”向“有效治理”转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效能增进是新时代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目前仍处在摸索之中,加上传统弱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党建在实践中面临认知、结构、功能和资源等方面的有效性困境。妥善应对这种有效性困境,不仅是新时代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组织有效生长繁荣和有序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策略选择。为此,应通过价值重构、结构吸纳、功能共融、资源聚合等路径,助推党对社会组织的有序治理,让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摆脱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困境与对策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有助于融合多元治理主体、更加凸显社会自治本质、大幅度提升治理效能,从而为社会良性运行及健康发展提供动力。针对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地位作用认知不足、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不健全、社会组织理论研究不足等问题,文章提出深刻认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特色治理理论、依托大数据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能、制定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规范制度等对策。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路径创新论析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治理,是我国通过社会管理创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实践模式。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必须加快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引导、孵化与培育。当前我国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合作治理体系还处于脆弱时期,依然存在着治理结构不对等、治理制度不健全、运行机制不顺畅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实践一度停滞不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能。加快培育社会内生秩序、重塑合作治理结构、建设对等合作的治理平台、加强制度建设、创新合作治理机制,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合作治理模式的理性路径。     

论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的路径

社会治理社会化是多元治理主体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元要素协同、共生,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相对较低,其中社会主体的社会治理能力问题最为突出,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基层党建水平有待整体提升;行政管理的法治与服务水平不高;保障社会组织良性发展的各种机制不健全。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关键在于引导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在基层社会服务、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协同作用。     

合作治理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博弈分析

在合作治理模式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实际上是与其他治理主体合作与竞争、交流与互动的过程。作为独立的利益体,各主体间必然存在相应的利益分割。因此,各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博弈过程。基于演化博弈论的思维构建起社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社会治理的演化博弈模型,设置相关的博弈参数,具体分析社会组织与其他主体在演化博弈结构下的关键环节与策略选择,进而可以寻求阻滞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社会协同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博弈评价与优化对策

社会协同治理范式中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活动强调的是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与竞争、共享与共治。这种互动的过程对于利益相对独立的各治理主体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利益博弈的过程。通过博弈的思维搭建起社会协同治理的利益博弈模型,具体分析在静态和动态的博弈过程中,社会组织的成本—收益趋向及其策略选择,进而寻求阻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深层次原因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会调节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调节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治理机制。社会调节作为一股独立的治理力量,为社会治理注入新的活力,社会调节中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各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功能,能够综合发挥社会调节的优势。我们应从全面理解顶层设计,明晰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重点支持矛盾化解社会组织,推动居民自治四个方面充分发挥社会调节的作用。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路径与策略——基于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个案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然而合法性不足是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LL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过程显示,社会组织通过角色归位、意义建构和集体结构化等路径建构自身的合法性,综合运用选择环境、操控环境和创造环境等合法化策略。因此,政府部门应对社会组织进行社区嵌入发展的方向引导和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则应以专业服务为立足点,以创新公共物品生产为关键,通过积极的合法化策略,取得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性和结构性位置。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