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尚“勇”性格论

前人对韩愈的性格多有评述,或以为其"操行坚正"(<新唐书>),或以为其"躁急褊狭"(舒芜<舒芜文学评论选>),或以为其"心胸狭小"、"褊急浮躁"(阎琦<西北大学学报>丛刊1981年第2期),不论对韩愈是褒还是贬,都不免各执一端,未中肯綮.韩愈一生的言行、事迹、作品有许多信息集中透露出韩愈性格中最突出的一面是"勇".     

内在论:儒家心学的一种新诠释——兼论“中国有无哲学”

儒家心学的内在论表现在,它是一种以心灵为本体,通过心有"同然"的预设,以"类"概念构成论证的逻辑前提,由此来达到"以一知万"的目标。它通过一种类比性的辨识和推论,用某种有限意义上的一致主义的方式,来确证忠孝仁义之类的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儒家心学的内在论的突出表现,是把事物的"理"看作是心灵所赋予的结果,这类似于现代哲学的"意义投射"的解释。"良知"本身以及"行"被用来作为认识的准则。不过以这种类比的方式来推论道德原则的普适性,导致论证上出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从个别性的对象中推出一般性命题、如何从他人不可显现的内心情感活动中得知其具有"恻隐之心"。使用"内在论"等西方哲学的概念来诠释儒家心学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哲学形态,从而有助于反驳"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判定哲学的标准不应是其叙事方式,而应以思想与教化的功能来界定哲学。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主要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中。在孔子那里,人性虽然没有被独立加以讨论,但是他似乎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而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他们之所以这样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论点,是因为这种主张构成他们政治理论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论析

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其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生成、延续的精神纽带,并积淀为比较稳定的民族心理情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行为特征的精神体现。今天,这种尚义轻利的伦理精神仍然支配着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也会被筛选和取舍,并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因此,辩证地评价和吸取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对于当代社会义利观的建构,以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推恩”看儒家文明的特色

孟子“推恩”说,上承孔子“忠恕”说,下开理学家“万物一体之仁”说,典型地体现了儒家文明。“推恩”乃儒家“仁爱”之术,是指人藉推己及人的方法将人之血亲情感普遍地诉诸他人。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以及基督教“博爱”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墨家的“兼爱”,计较在交相利,基督教的“博爱”考量在契约回报;提倡契约上的平等回报,其实也就是在提倡利益计较,则较之墨家“兼爱”及基督教“博爱”,儒家“仁爱”显然具有非“功利”性、非“契约”性之特色。就精神文明形而上而物质文明形而下来说,儒家“仁爱”因倡导无“功利”计较的泛爱众,在精神境界上要比重“功利”考量的“兼爱”及“博爱”更贴近人的基本关切。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

当代中国的＂人文学＂,可以落实在大众传媒,也可以藏身于研究院;但毫无疑问,大学是其存在、延续以及发展的中心。大学里的人文学,其影响力往往溢出校园,扩张到整个社会;但反过来,人文学的生存处境,     

论先秦儒家的尊贤思想

先秦诸子各派学说中都有对尊贤任能思想的强调,而儒家的尊贤思想尤具特色。孔子一方面从前代尊贤思想及实践中汲取养分,同时"尊贤"也是其仁学思想的必然要求,"举贤才"主张开拓出了儒家贤人政治的思想路线,他的私学教育实际就是一种培养贤才的实践;其后经孔门弟子、孟子、荀子的全力弘扬拓展,尊贤任能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理念,并一直贯穿在历代儒学发展的历程中,儒家由此形成个性鲜明的贤人政治传统。     

论“勇”德在孔子实践观中的地位

孔子非常重视和强调实践,在孔子的思想中,“勇”是作为实践的原则而存在的,这不但体现在孔子的思想中,而且是其伟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勇”成为实践原则是有条件的,它必须与“仁”、“义”、“礼”、“智”等德性结合起来。在孔子看来,把“勇”作为实践的原则,就必须做到坚持真理、勤勉力行和克己改过。     

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有关认知的观念最为鲜明,亦最为系统和突出。但荀子在对认知之本性和结构作了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却又极言知之"所止",提出"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止乎先王之言,止乎礼义之道。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将儒家救世拯民的理想和整顿社会秩序的宏愿表达得恳切而急迫,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其间的长短得失,仍然是今天我们反省儒家的课题之一。     

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发生巨大转变。处此巨变中的人文学,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亦有不少转机:在日渐"分离"的大学校园,社会科学发展迅猛,人文学则越发退居边缘,风光不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时,由于十年来的大学扩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倍增,民众对人文学的兴趣转浓,与"国学热"形成相互呼应之势;而各高校对"素质教育"的提倡,和"通识课程"的逐渐落实,虽仍在不断的自我调整之中,但均以"人文学"为知识传授的核心,也为人文学预留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文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还不是其在大学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是被按照工程或社会科学的模样进行的改造,各类学术工程和评审文化在大学里大行其道,其发展日趋数字化、模式化,使人文学特有的灵性和精神受到损害,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     

试论中国早期儒家的人性内涵——兼评“性朴论”

性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它的基本内涵包括生存之初和气.早期儒家之性,或是“浩然之气”(孟子),或是不正之“材”(荀子),或是正邪兼备之“质”(董仲舒).气的不同属性意味着性不是初生的白纸,而是具有规定性的事实.它对成人具有基础性作用.故,性不仅有性质功能,而且具有性质的内涵.性是性质.作为性质之性,显然不能够被理解为“朴”.“性朴论”的标签是不符合事实的.     

早期儒家是非观的流变——兼谈荀子“明分”

是非问题历来敏感,但人们往往不愿多置一词。从儒家伦理看,知作为道德认识是对是非的分辨与判断。作为对伦理规范与生活事实是否相符进行判断的知,也是对言行与身份是否符合伦理标准的判断,它是对言行道德与否的价值判断。名的兴废通常都是社会价值的重估。作为对言行进行约束的名,与对认识对象进行描述的范畴是不同的。荀子"明分"本质上是"明是非",是认识和判断名与实是否配当的意识和能力。名实问题,在儒家并非仅是认识或逻辑问题,而且是智愚和善恶问题。     

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

家心性学说的创建,别开生面地建构起了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探究儒家"心性论"的系统架构及其思想开展,有利于深化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凸显儒家"心性论"的价值意义.     

“新儒家”与“后新儒家”之争刍议

"新儒家"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其主要思想是内圣与新外王之结合,即用孔孟道德心性之学涵摄现代科学和民主。而今则出现了对"新儒家"之批评,认为其思想仍停留在血缘社会,其心性(道德本心)之学是抽象形而上学,没有对现实存在价值之肯定。所以,"新儒家"已经不合时宜,现今应进入"后新儒家"阶段了。"后新儒家"要颠倒"新儒家"的逻辑,提倡一种新型的外王内圣之学:关注现实生活世界整体的"新外王"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新内圣"之结合。     

重新认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

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孔子总结和发展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孔子的用意在于为风雨飘摇中的统治者寻找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但这种统治模式直到荀子时代做了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到战国末期,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彻底的改造,德治思想遂成为统治阶级“治安策”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这些内容在一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生观论析

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套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其理论核心在于肯定人生中的"关系"并对之进行哲学阐释。"儒家角色伦理学"认为,世界是以"气"为根本范畴,贯通本性与活动、个体与关系的"关系集合体";人在多种境域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是"角色伦理"之人;人性基于一种特定的初始状态,在现实中成长、交往而逐渐形成。安乐哲的这种阐释从中西比较视野开拓了儒家人生观研究新的理论维度,对于理解儒家思想的关系性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儒家角色伦理学"从政治哲学反推至人性论的做法凸显了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其与儒家人生观的历史全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爵”“齿”的抑扬：儒家礼法秩序的两难境地——以孟子与晚明管志道为例

先秦儒家在界定社会活动的秩序原则时构造了爵位、年齿、德行三个衡量标准,即三达尊。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有意将“道统”从政教分离的“儒者之学”恢复到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提出“君师道合”的主张,并在地方社会树立应有的身份制度。这种看似守旧的理学观点,实则是对科举异化后身份制度的反思调和：一方面提倡对不同层次的人应行不同方式之教化;另一方面则顺应了平民社会发展的趋势,彰显了公共理论的突破。孟、管两人的观点,恰恰是周秦之变格局下儒家的两个互补面向,这种在经典与王朝、圣人与帝王之权威的摇摆不定,构成了新旧儒学的两难。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道德底蕴--以孟子为中心

本文认为,与道家实有形态的天人合一不同,儒家属于一种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这种道德境界的天人合一源于儒家特有的“以天论德”的思想传统,在这一传统影响下,儒家的道德学说便有了超越性,这种超越性也就是儒学的宗教性。这种特殊的超越性和宗教性对于儒学理论的完整性来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