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质的符号——文化学阐释——儒、道、墨三家文质观综论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对基础范畴。文质对举始于儒家又不限于儒家。除孔子最早提出“文质彬彬”这一经典性命题即儒家的文质论外,还存在以老子和墨子为代表的非儒家文质论,与儒家相抗衡。质是实体,文是附丽其上的文饰。儒、道、墨对同一实体却各有侧重,儒家强调社会伦理本体,主张质实与文饰高度统一;道家高扬了宇宙自然本体,力主质素而摈弃文饰;墨家执着于现实功利本体,坚决以质用否定文饰。在文质的内涵界定和关系把握上,儒、道、墨三家最集中和鲜明地体现了其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三家文质观有冲突又有和谐。道家以质反文,但真正否定的是人工雕饰之美,它从另一方面提倡质朴自然的“大美”。墨家则彻底反美。这样,表面上道、墨一起与儒家相对立,而实质上,却是儒家居间中和,以伦理调停了审美与功利的内在矛盾。这样,在先秦形成文质这对具有高度文化浓缩性的范畴结构。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什么是人文学

本文尽其可能大的学术视野,勾勒了"人文学"话题的富有悲剧感的文化背景;作者借重于古汉语词源学的考释,对"人文学"作了某种可略成一家之言的界说,即所谓"人文学是‘觉悟'之学",强调人文学的慧眼在于人生"态度"的觉解,而人文学的底蕴则在于人生之终极意义的体认.     

《大学》中的“忠恕”思想浅探

忠恕是儒家的重要伦理范畴之一,核心含义为＂尽己而推己＂,其关键是一＂推＂字。《大学》中＂忠恕＂思想的表现形态有宏观和微观两种。从宏观上看,《大学》中的＂忠恕＂思想表现为＂修齐治平＂这样一个＂内圣外王＂之道;从微观来看,＂忠恕＂思想则表现为＂絜矩之道＂。两种形态均体现了儒家＂忠恕＂思想尽己而推的推衍实质。     

荀子的“所止”概念——兼论儒家“价值优先”立场之证成

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有关认知的观念最为鲜明,亦最为系统和突出。但荀子在对认知之本性和结构作了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却又极言知之"所止",提出"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止乎先王之言,止乎礼义之道。荀子之"所止"观念,一方面凸显和理论化了孔孟以来儒家的"价值优先"立场,将儒家救世拯民的理想和整顿社会秩序的宏愿表达得恳切而急迫,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儒家纯知心灵之缺乏。其间的长短得失,仍然是今天我们反省儒家的课题之一。     

儒家经世学派考原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有所谓"功利学派"或"事功学派",此派注重实际的社会治理和国计民生,故而称其为"经世学派"可能更为恰当。依韩非子之说,儒家在孔子之后分为八派。儒家八派思想旨趣不同,而皆自谓得真孔子之道者。从根本旨趣上说,儒学既非记诵辞章之学,亦非玄谈和独修的学问,而是经世济民之学。在儒家八派之中,唯有"孙氏之儒"才是得了孔子经世之道的真传。儒家经世学派的第一任领袖,《荀子》称其为"子弓"。考辨儒家经世学派领袖,有三条理由可以论证"荀子"姓"孙",而不是姓"荀";有八条理由可以论证"子弓"为孔子著名弟子"子贡",而非前人所说的"仲弓"和"馯臂子弓"。子贡乃是孔门真正的经世大儒和孔子正宗的继承者。     

论程颢

程颢是理学家中的正统派,他继承了先秦思、孟一派儒家的思想而有所发挥。他不象程颐和朱熹是多元论的思想家,他是一个一元论的唯心主义者。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说程颢以为“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同时的人也承认他继承了思、孟学派的传统。这是一种什么传统?原来在孔子的时候,曾经提出“仁”来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实践。到子思时更提出“诚”来,作为一种先天的道德准则。这是儒家向唯心主义方面的发展,在孔子的“仁”的范畴內还没有天道的含义,因为在孔子的思想中还有模糊的上帝,子思之所谓诚,就完全代替了上帝的职能。这样以一种精神的存在说明宇宙的演变发展,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但同时他也否定了人格神的上帝,这又接近了道家的学说,所以在中庸內也经常谈“道”。但中庸之所谓道的本质是诚,拋开诚不能谈道,拋开诚也不能谈物,诚是天道,也是天道的发展法则。稍后,孟     

儒家“直道”理念的实践指向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的"直道"观贯穿于修身与为政,即修德、行仁(实行仁治)的目标之中,有着强烈的实践指向.对儒家而言,中正方大君子人格的根本性基础就是一个直--修身之直道,因而儒家的"修道"观,首修其"直".<中庸>"率性之谓道","直"在其中;朱子"直内而修身","立心以直也",是对儒家修身之直道的概括性说法.无直道即无公道与正道可言.由此,修身之直道与为政之直道二者相通,这种实践指向的逻辑通路之基点可以"动直则公,公则溥"一语概之.直-迣-果-简-行-义,则可作为一种判断是非之伦理感的扩充模式.     

“遯世无闷”与“人不知不愠”——儒者人格的独立性和独特性

《易传》的"遯世无闷"说,强调"君子"不为外物左右,转世而不为世转的人格独立性,着重就君子所处穷迫困厄的非常情势以言君子人格之特征及其养成之途径,突出了君子独立人格表现的境域性特点。《易传》所谓的"隐遯",非一般隐士之隐逸,其藉此所表述的君子出入、进退之道,体现了一种乾乾精进,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论语》之言君子"人不知而不愠",则是从常态的角度着眼。《论语》提出"下学而上达"这一培养君子独立人格的途径,揭示出儒家君子人格一个重要的特征:独与通的内在统一。最高的知必为独得于心的"独知","独知"才能达天人相通,具有充分而完全的敞开性。这样一种君子的人格成就,虽"独"而不碍其为"通",虽特立独行,却并不孤独。人不知而不愠,不怨不尤,遯世无闷,"唯圣者能之",正是人生修养所至最高境界的表现。《易传》"遯世无闷"与《论语》"人不知不愠"说相互参证,可使我们对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有更为切实的了解。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所谓"东亚儒学"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学传统,但它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儒学拼凑而成的"马赛克"。"东亚儒学"的视野超越国家的疆界,它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各地的儒家传统虽各有其地域特色,但中、日、韩的儒学传统却有异中之同,这就是它们都分享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东亚儒家坚持"人之可完美性"的信念,与犹太基督宗教的"原罪"或"人之堕落性"的信仰,构成鲜明的对比。东亚儒家以"人之可完美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身心一如,(2)自他圆融,(3)天人合一,(4)历史意识,这四者共同构成一个以和谐为特征的世界观。     

略论阮籍的亦儒亦道思想

魏晋之际的阮籍,其思想与举止颇似道家。事实上,道家表现只是迫于政治压迫而采取的自我保护,在其思想的深处则怀抱一颗积极入世的儒家之心。亦儒亦道构成了阮籍真实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一种心态正是中国士大夫所常有的儒道互补思想。     

道精、道一与道德、道说——试论理解《老子》之“道”的另一种角度

本文回顾了从哲学角度研究<老子>之"道"的几类说法,指出以"反向格义"的方式来研究"道",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于"道"的认识,但是存在各有其理的问题,而且"道"的言说这个意义也难以贯通于其中.其最大的弱点是将<老子>中"道"的诸种含义视为一个共时性的思想对象,以求贯通,但是<老子>的作者未必有这种想法.如果从哲学史、历史文献学及文化人类学等角度探讨与"道"相关的"精"、"一"、"德"、"言说"、"道路"等概念,则可以发现"道精"、"道一"、"道德"、"道说"、"道路"之间存在思想关联,但"道"的这几个维度是历时发展而出的.然而<老子>中"道"的诸种意涵之间的思想联系早已被今人所遗忘,人们反而乞求从诸种意涵之间寻求一个共时性的可以通约的解释,这恐怕是一种不适当的想法;应该从哲学史的路径,从历时性的角度去把握<老子>中"道"的各种意涵之间的联系.     

儒家诚信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儒家认为"诚"是人的本性,是道德之根本,诚与信既是因果关系又是统一关系,并强调诚信并非绝对的,而要以"义"为前提。同时,儒家强调,诚信在社会生活中是为人之道、人伦之道、兴业之道和为政之道。当代社会,继承儒家诚信思想,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调谐人际关系、保障经济发展、建设廉洁政治和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人生态度

按照天人合一的思路,从天地之道的角度来观照人道,通过天地人相协调来实现做人做事的道理,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这样一种理解人性的最基本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形成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在一定的人群关系、伦理关系当中去悟觉人生真性情的儒家仁道思想,以老子为代表的就个体生命而强调怎样去求生保真,怎样去悟觉生命本然的道家自然之道思想。以孔老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在生命之道与人生态度等方面的思想传统,能给现代人以安顿生命的智慧和启示。     

“无友不如己者”正义——兼论孔门的交友之道

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自朱熹以来多释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这样解释不仅不合逻辑,难以实行,而且与《论语》本章立意相捍格。本章立意乃"勉人为君子"。按照孔子言说的语境,他是告诫君子要"主忠信",不要和忠信不如己者为友,这既是君子的交友原则,也是孔门的交友之道。在交友问题上,不仅孔子能够言传身教,率先垂范,而且孔门弟子都能深切领会,身体力行。子夏与子张在交友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只是理解分歧,不是原则分歧。子夏所说"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坚持的是"无友不如己者"的交友之道。子张所谓"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是指君子的接人待物,治国理政。前者是狭义的交友,后者是广义的交友,所论不在一个层面。而作为孔门交友之道的"无友不如己者",与"道不同不相为谋"同义,不能与一般的社会交往混淆。     

超越相对:试析《庄子》的三个悖论

<庄子>名相的悖论揭示了名相的相对性与互易性,是非的悖论揭示出是非判断因"成心"而具有的不确定性,仁义的悖论揭示了儒家道德价值对人之存在方式的有限设定.<庄子>三个悖论的意义就在于揭示相对视野的缺陷与不足,并成为超越相对视野、朗显绝对之道的手段.     

《老子》中“自然”诸义及其在魏晋玄学之分殊

在《老子》中,出于"自"者不必合于"道","自然"虽合于道却因其"自"之不同而彰显出不同意蕴:万物之自然与百姓之自然虽出于"自"且合于道,却以圣人高度精神化的作为去除其内外之扰为前提。圣人之自然则以高度精神化的觉悟与修道守道为特征,而作为范导性的道之自然又是这些不同自然的前提与根据。故"自然"虽为一正价值,其价值却有质与量的差异。没有纯粹的自然,更不存在高于道的自然。在魏晋玄学家思想中,一方面,自然被提升为最高原则与最高价值;另一方面,《老子》中的几层自然义分别得到发挥。王弼发挥了万物之自然义,嵇康发挥了民之自然义,郭象发挥了圣人之自然义。以道之下的自然为自然,并以自然来规定道,道注定沉沦。以道规定自然,以道之自然为真正自然,道与自然或复明矣。     

儒家宪政论申说

为回应针对"儒家宪政论"之批评、质疑,本文将较为系统地论述,何以将儒家与宪政勾连起来,作为一个学术范式的儒家宪政论之用意何在,儒家宪政可能的现实形态为何。儒家宪政的根本标志是循道而治,也即儒家所守护之中国价值渗透在国家生活中,至于政体之各项制度则是灵活的,可以学习自西方,也可以调用自中国古代,更可以是"以义而起礼"的自我创设。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