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南北文化特色论

中国古代地大物博,早以埋下南北文化不同的种子;在南北朝分而治之后,南北文化的地域特色不断趋于凸显。《北史》《隋书》论南北文章、学术的不同宗尚,明代董其昌论画分“南北二宗”,徐渭论曲分“南曲北调”,清代阮元、包世臣、刘熙载、康有为论书分南北派,梁启超总结、纵论“中国地理”决定的南北文化、艺术之“大势”,等等,形成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南北文化特色论,对于当下的地域文化研究不无参考价值。     

论文学上的南北派与南北宗

南北文风不同的观念源于先秦,系统形成于唐初。在古人观念里,南派阴柔优美;北派阳刚壮美,是两六风格类型。南北宗内涵较为宽泛复杂。古人多用“水土”来解释南北文学差异成因,但根本原因是南北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地理的差异。南北文学各有特点,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合力。但历来存在重北轻南倾向,因北方在政治势力、文化传统上占统治地位,故古人也以北方审美传统为正宗正统;另外也反映古人尊阳卑阴的文化心理。南柔北刚之说,有合理处,但容易产生简单化绝对化之弊。对南北文学差异要用历史发展眼光去考察。     

东晋士族的衰落及其对文化史的影响

东晋士族的衰落及其对文化史的影响陈明陈寅恪先生认为，“南朝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为东晋，二为宋、齐、梁，三为陈。东晋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宋、齐、梁由北来中层阶级的楚子与南北士族共同维持，陈则为北来下等阶级（经土断后亦列为南人）与南方土著掌...     

淮荒扰动与南北对立之际的郁洲——以新出《北魏尹平墓志》为中心

南朝刘宋失淮北四州，深刻影响了南北政治地理格局。《北魏尹平墓志》中的“淮荒扰动”指琅邪民王万寿以朐山降魏，由是引发了梁魏朐山之战。朐山既是南朝缘淮防线的咽喉，也是郁洲存亡之根本，故萧梁倾国来争。“郁州刺史”张稷在朐山战后，急欲再立军功，以提高其在朝廷的声望，消弭与梁武帝的隔阂，但贸然禁断郁洲与北魏的互市，纵容部曲侵陵土人，最终招致土人徐道角的刺杀。徐道角背后存在强大的士族门户，即东莞徐氏。徐氏世奉天师道，在郁洲拥有影响力，张稷之死揭示出郁洲岛上的土客矛盾。这两起看似孤立的政治事件，透露出南北对立之际，淮海族群文化的同质性，此即“淮蕃海捍，本出北豪”之谓，而“岛夷”是“淮夷”的延伸，是陆地文明走向海洋的体现。     

南北融合与元代文坛格局的建构

与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背景相呼应,元代一统文坛格局的形成经历了四轮南北大融合：第一轮在1260年前后,是西域文人群崛起的重要基础;第二轮包含北人南下和南人北上两个过程,分别在1278年、1286年左右,前者推动了元曲南移进程,后者推动了元代中叶正统文坛的南北融合;第三轮以延祐首科（1315）为标志,以馆阁文人为主导的元代中晚期文坛格局得以形成;第四轮在“至正更化”前后,1340年到1352年左右,元末正统文坛因之而有中兴之势。元代社会的南北融合不仅使其文学格局走向大一统,更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审美追求,使其呈现出“清丽”“清和”“粹密”等风貌特征,推动了元代文学臻于多元平衡后的彬彬之盛,无论是融汇过程还是其结果,皆有着不容掩抑的意义。     

南北士族之争与吴文化的转型

南北士族之争与吴文化的转型徐茂明六朝南北士族之间一直碰碰磕磕，与此同时，吴文化悄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两者之间有何因果联系，关联程度如何？吴文化根本性的变革又在何处？值得深思．六朝吴文化的变迁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人所皆知的从尚武到尚文的转变，而这种转变...     

《颜氏家训》中南北朝士族风俗文化现象探析

《颜氏家训》一书记载了大量萧梁、北齐时期士族阶层的风俗事象,其风俗演变的特征有着显著的南北差异:南方士风呈现女性化、病态化,弥漫着阴柔、迂诞浮华之风;北方则尚武之风盛行,士风雄健豪放。中原士族部分地接受了鲜卑族的文化及习俗,鲜卑化倾向已成为中原风俗演变的主流。此外,南北士族在语言、称谓、婚姻、嫡庶、游艺等方面的习俗也有诸多差异。南北朝时期,尤其在江南,玄学、佛教、道教兴盛,儒学地位日益削弱,引起士族阶层在宗教、信仰、祭祀等方面的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南北士族的生活特征和精神面貌不同,反映了南北士族的发展不同步,当南朝士族走向衰亡之际,北朝士族却显示出了较强的生命力。     

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论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差异的原因

南北朝时期文学 ,存在北方朴质雄厚、南方清丽柔媚的风格差异。但魏晋以前南北文化并无此种差异 ,柔媚清绮之风是由北方士族带至南方的 ,文学走向独立后在当时审美风尚导引下一直沿着追求艺术美、形式美的道路发展 ,并直接受到道、佛思想的影响。而北方文学发展落后 ,又受儒家思想制约和影响。     

试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作用

隋高祖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但是并没有使关陇军事豪族、山东旧族和江左士族这三股具有深厚而独特社会文化传统的势力在文化上统一起来，隋高祖在位时对山东旧族、江左士族推行的压制和打击政策，更阻碍了三方归一的文化融合过程。然而，这种状况在隋炀帝嗣位后就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改观。他不但一改其父一贯排斥山东、江左文化的做法，致力于吸收、融合江左文化、山东文化，还躬自实践，以其虚怀若谷的态度、勤奋创作的精神，融南北诗风之长，取得了较大的诗歌创作成就，为初盛唐诗歌的健康发展做了必要的铺垫。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炀帝生活作风、施政特点的成见，人们忽视了炀帝在文化建设、诗风融合方面的贡献，所以本文从现存史料中钩沉索隐，旨在阐述隋炀帝在南北文化融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尽可能恢复此段文化史、诗歌史之真面目     

从南北宗理论看陈少梅的绘画哲学

在中国绘画的审美观念中,中国画所描写的景物不是普通意义下的景物,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审美内涵。从中国绘画发展的萌芽时期来看,中国画学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就融为一体。16世纪的明代后期,画家董其昌依据禅宗分“南北宗”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绘画分“南北宗”的观点,把中国哲学与中国画学的关系推向了新的高峰。而其崇尚南宗贬低北宗的绘画观,更成为“海内翕然从之”的艺术标准。直至20世纪初的近代社会,经过学者们的反思和实践,北宗绘画的真正风格特色才被人们所认可,天津近代画家陈少梅更成为北宗绘画艺术复兴的旗帜性人物,被称之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北宗山水画家之一。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小野一一郎编:《南北问题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北问题在世界上成了经济学的中心课题。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它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的问题,它还将作为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性问题而受到重视。为什么有关“北”方发达国家和“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南北问题的争论会如此盛行?这是因为南北国家之间目前存在的差距比二十世纪初,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要大得多。日本曾就这一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也谈“南北宗”说

关于“南北宗”的问题,众说纷纭。这里谈一谈自己学习中的粗浅体会,以求正于美术界的老前辈、老师们和同学们。 一、“南北宗”说创立的依据 何谓“南北宗”?所谓“南北宗”就是在古代艺术史上存在着南北两个流派。 “南北宗”说把王维视为南宗的鼻祖。唐代绘画并非是到了王维时始出现这两大流派,其实早在吴道子创水墨渲淡的写意画法时,这种不同的风格便已清楚地显现出来     

南北虞姬墓考辨

安徽省定远县和灵璧县各有一座“虞姬墓”，前者在淮河南，后者在淮河北。本文考证，南虞姬墓始见于初唐文献，北虞姬基始见于北宋晚期文献，两墓都不是虞姬真冢。所谓“南虞姬墓”应是西汉东城侯刘良（淮南王刘安之弟）墓。虞姬被埋葬之地应在垓下。     

禅宗顿渐之统一──圭峰宗密的一个观点

禅宗在东山门下，衍化出南北两派，慧能南派以顿立宗．神秀北派被视为渐宗。长期以来，南北之间，势如水火，相见如仇雠。宗密提出南顿北渐相融合的看法，其论点有两个，一是“顿悟资于渐修”，二是“顿悟渐修”。前者讲顿悟之南宁必须依赖于渐修之北宗，后者作为一种修为观，强调顿悟之后还须渐修，又以持“顿悟渐修”观的荷泽宗融会其他南北各宗。这对排宗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方案。     

试论南北《西厢记》的宫调曲牌

比较南北《西厢记》的宫调曲牌组合形式可知,北《西厢记》采用的是依宫调联套的组合方式,而南《西厢记》往往依据特定情节和人物来选择曲牌组合方式。与北《西厢记》相比,南《西厢记》的这种组合方式更适应戏曲的发展,对戏曲的传播亦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迁,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     

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门户之计”浅论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一流高门皆择南迂,次等家族多留北方。乱世分宗,“以冀遗种”,为士族共识,王衍“三窟”用意在此。“门户之计”使留、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华夷之辨”,苦心择人,抓机遇,仕异族,经历坎坷。或正因此,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