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至《十四行集》的哲学追寻

《十四行集》是冯至成熟时期至关重要的作品。该诗集蕴涵了浓郁的存在主义意蕴与“蜕变论”思想。本文逐一对这些哲学内质进行了梳理 ,并进行了如下的命名 :死亡的先行 ;生命的承担 ;沟通的隐喻 ;蜕变的具化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论冯至《十四行集》的自我认同

经验性自我是冯至留德期间在以里尔克为代表的德语文化熏炙之下,为现代中国和新诗探询的一种独特而稀缺的自我类型,是理解《十四行集》的必要条件。它在《十四行集》自我实现的表征为:现代知性诗学的建构、现代整体时间观的认同、人与自然等他者关系的发现。集体认同为核心的抗战文化语境里,在歌德"蜕变论"等思想影响下,冯至经验性自我也生发重构。呈现冯至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个人的自我精神嬗变史,能反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建构的深刻问题。     

死亡之思——论冯至诗歌创作中死亡观的流变

生和死是个体生命存在的两极,对死亡的不同诠释,形成不同的生命取向。在冯至二十到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中,诗人对死亡的理解经历了由最初的直觉感悟到对死亡的追慕再到哲学思考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诗人别具一格的审美选择：即在死亡的审美观照下对生命蕴奥的积极探索以及对理想生命形态的构想与追求。     

论冯至《十四行集》的哲理性追求对早期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冯至创作于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表现出浓重的哲理性追求,这些诗歌往往通过身边习见的细小事物传达形而上哲理,并且对“蜕变论”思想表现出极度的热情和偏好,而贯穿在整个《十四行集》中的是对于孤独与死亡的追问与思索。这些特色在他二十年代以抒情为主调的创作中已有所体现,《十四行集》正是对它的继承与发展。     

战争背景下的日常生活诗学——读冯至《十四行集》

冯至《十四行集》的诞生有其特定的个人与历史境遇。1940年代,隐居昆明乡下躲避战乱的诗人得以与山水自然亲近,通过对自然的观看与冥想,诗人从平凡的境界和熟悉的事物中发现了日常生活＂隐藏＂的＂陌生＂和＂深远＂,由此体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十四行集》展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学境界。而40年代战争的大背景使诗人意识到其个人经验与时代、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民族的苦难与个体生命发生着深切的关联。因此,感时忧世的现实情怀总是若隐若现地渗透在《十四行集》的哲学沉思中。＂沉潜在万物的伟大的静息中＂,诗人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坚韧与自觉、自我决断的意识与担当的精神,也感受到一个民族觉醒和复兴的希望。     

杜甫诗歌创作与成都地域文化的影响

从地域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视角关照杜甫在成都期间的诗歌创作,立足杜甫诗歌文本,结合成都文化的自然气候、生态环境、历史积淀、民俗风情、人文精神等方面的内容,探讨成都与诗圣杜甫诗歌的渊源与关联。以典型意象为线索,梳理和解读杜甫在成都创作的诗歌,考察杜甫诗歌中的成都特色风物。以成都文化的历史演进为参照,将成都城市文化的典型特点,与杜诗在成都的新变相对比。从字里行间,从情感艺术,细细找寻隐逸在杜诗深处的美丽成都,慢慢体会成都文化赋予杜诗的清新韵味,详细考察成都地域文化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多方面渗透和影响。     

论作为诗人的冯至

本文全面考察了冯至前后两个时期的诗歌。冯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生存诗人，个体的生存状况始终是其关注的焦点，且经历了从审美生存到现实生存的转变。早期诗集中，弥漫着浓重的自恋情绪，但却没有完全左右其诗风。诗人的生存状况决定了其诗比同期其他诗作显现出更浓的哲理色彩和深厚的底蕴，诗风呈现出幽婉的格调。４０年代《十四行集》的面世是诗人十年沉默后与自己与社会的对话，昭告其已成为一名现实的生存者。《十四行集》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冯至已是一位成熟的现代生存诗人。     

生命的蜕变与相融——冯至《十四行集》生命意识解读

冯至于1941年创作的《十四行集》创造了我国现代诗歌史上十四行诗的艺术高峰,诗集中涵容的生命意识是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本文以蜕变与相融为节点,试图打破诗篇之间的阻隔,以整体关照的方式来解读整部诗集中所阐发的生命意识。     

论杜甫诗歌对宋诗的影响

杜诗对宋诗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宋人在诗学观念上推崇杜诗,他们继承杜甫"诗史"精神,写出了关心国事民生的诗歌;宋代诗人在诗歌风格上学习杜诗,也注重学习杜诗的诗歌技巧;宋人模拟杜诗,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并集杜入乐;宋人在诗歌创作中经常模拟杜诗题目,有时又以杜诗为韵。     

论冯至"十四行诗"美学思想

冯至40年代初写出了中国第一本<十四行集>,集中体现了他的诗歌美学探索.他认为,"诗能解释自然",并有自身"公开的秘密";诗应该以孤独感等人生经验为创作动机与表达内容,展示富有特殊的审美韵味的个体生命体验.在创作中他坚持"愿意在一定形式的约束下诗句能生动活泼,舒卷自如"的美学原则.     

略论杜风的儿童小说

儿童文学作家杜风深谙孩子敏感的天性 ,独辟蹊径的笔触令矛盾的迭起与消解态势各异 ,而爱意的流淌却一以贯之。这些跌宕多姿的小故事跳跃在表面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背景中 ,使小说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获得一种普遍的意义。“空笔”的运用又为性格的独到表现布下了更多的遐想空间 ,而自然素朴的审美情趣使他的叙述明白如话也雅致如画。他以明净清澈的语言营造的儿童小说景观 ,使一代一代的孩子流连忘返。     

杜甫的“关陇”诗路

王安石《杜甫画像》诗中“饿走半九州”深情描述的是杜甫在穷愁潦倒中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宋人林亦之说“杜陵诗卷是图经”,则是从杜甫流离路线的角度高度评价杜甫诗歌的“图经”地理价值。安史乱起,杜甫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颠沛流离的一段生命历程。他艰难地跋涉于关陇道上,历尽坎坷,受尽磨难,一路上留下了堪称不朽的诗篇。也正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发生了质的飞跃。杜甫的“关陇”诗歌创作,自然地禀赋了其诗歌的主体内涵,也就自然地具有了“图经”和“诗史”两个维度的架构,沿此寻绎,我们会清晰地看到,杜甫颠簸跋涉的“关陇”道不单是一条战乱中的流离之路,更是一条充满着诗人深情关注社稷安危、苍生安乐,流淌着儒家仁义血泪的崎岖“诗路”。     

赵次公的杜甫研究

赵次公是宋代杜甫研究用功极深的学者。他研究的项目非常广,而注和解品位最高。其注解建立在对杜诗烂熟于心、融汇贯通之上,广泛搜集典籍和口语资料,透辟分析,有时还融入考证,故其注解总是妥贴、精细、笃实。其注解发明尤多,匡正前人研究的错误也非常多。综合品评,赵次公的《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是杜甫学史上早期的百万字的伟大研究著作,赵次公是杜甫学史上注和解成就最大的学者。     

论杜甫“集大成”的情感本体

杜甫的诗歌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和成就。杜甫之所以能超越众人,获得"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主体性,在于其情感本体的特点是真与善无间的结合,不妨说杜之真,是以善为内容的;但就其主体性而言,则善只是其本真的表露,善倒成为真的形式。其真与善在生活中介的作用下双向建构为杜甫独特的情感结构,从而完成其扬弃与继承的主体性。     

汉译佛典与杜诗语汇

隋唐时代,为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渡时期.此时的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词新义剧增.本文以杜诗为对象,从中爬梳佛教语汇及受佛教儒染刻烙的本土语汇,以大量实证材料,进一步印证汉译佛典是隋唐语汇发生剧变的重要媒体.     

词中的"杜陵嫡派"——析论杜甫诗歌对遗山词风的影响

与其诗歌创作一样,遗山的词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尊崇和追摹.独特系统的杜诗学理论,相近相仿的人生经历,是遗山词学杜甫的根本原因.而诸种杜诗风格的融入,是遗山词学杜的具体表现.杜诗对宋金词人如周邦彦、苏轼、辛弃疾、元遗山等影响很大,其中以元遗山最为显著和独特.因此,称遗山词为词中的"杜陵嫡派"是毫不为过的.     

"南窑湾"、"康店"之争——杜甫诞生地的历史真相

杜甫学界普遍认为,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之南窑湾。然而,康熙年间杜澳《巩县杜少陵先生墓碑记》明确记载杜甫诞生于河南巩县康店,与传统观点产生了巨大分歧。这个记载点燃了杜甫生地历史争端的导火索。杜甫究竟诞生于何处?这无疑成为杜甫学界一个重大的反思课题。不可否认,碑记的发现为杜甫生地的考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悲风为我从天来——杜甫陇右诗歌的悲苦色彩蕴涵暨美学意蕴

陇右生活是杜甫一生之关键时期,亦是形成其独特诗歌内涵、风格的重要时期。诗人将社稷民生之忧患、个人的生活艰辛和内心苦闷哀愁,深刻地融入诗中,赋予承载苦难的悲悯情怀,处处体现出一种悲苦的色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崇高与优美的结合,正是杜甫的感人之处,具有很高的美学意蕴。本文以审慎的态度,探讨陇右诗歌悲苦色彩之形成缘由、蕴涵及其美学意蕴,并进而展现杜甫独特的心路历程。     

株洲杜甫草堂考

株洲石浦少陵草堂为纪念杜甫住宿凿石浦题诗而建。其始建于宋,盛于康乾,毁于晚清。杜公在凿石浦住宿时间短,留下诗篇少;然而,岁月精准,遗址精确,历代怀杜盛事详实可查,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