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楚文化研究的困惑与突破

关于早期楚文化的认识,学术界长期不甚明晰统一.在对早期楚文化的概念、特征、渊源及其与相邻的别国异族文化的关系的理解和阐发,学者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早期楚文化问题不能得以解决,也就无法全面系统地阐明楚文化的历史发展.实现早期楚文化研究的突破,一是需要加强薄弱地区考古勘探发掘的田野工作;二是需要汇集整理相关考古资料,深入探索楚文化的渊源,细致辨析早期楚文化的特征,建立较为完整的汉水后段流域(陕东南、豫西南、鄂西北及江汉地区)史前-夏商-两周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三是需要深入开展部族、地域的文化比较研究,阐发相关相邻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全面、准确和深刻地认识楚文化发展的动因和历程、本体的特征和构成、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等.     

东楚文化视野下的黄石矿冶文化

作为荆楚文化的一部分,东楚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长足发展。楚人对鄂东地区的开发,极大地提高了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取得了很大的历史成就,促进了鄂东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推动了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东楚文化的发展历程中,矿冶文化对鄂东地区经济开发、军事力量的推动、文化的传播、民俗、民风的变迁等产生深远影响。     

秦汉时期甘肃漆器艺术的文化内涵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产生的社会基础,要理解一个时代和地区的艺术,就首先要了解这个时代和地区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秦汉时期的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受其特殊的地理、社会环境的影响,其文化具有多源性文化特点,集南北东西诸方的先进文化因素,使得其文化因素呈现出多源性特点,文化内涵是多元的。秦汉时期甘肃的漆器艺术。其造型和纹饰等夹杂着楚文化、儒道思想等多重因素、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的结晶体。     

客家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举隅

客家文化是一体多元的 ,它吸收了筑陂灌田、排俗、擂茶、食俗、尚巫、崇凤、“腊日”、九九重阳节、竹枝词、崇屈爱国等楚文化因素。客家文化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和融入 ,是历史的必然。正因为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 ,吸收融合了楚文化和其它文化 ,才酿成客家文化具有特有的魅力、丰厚的内涵 ,而屹立于世 ,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缩影     

西汉早期长安城郊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化因素

针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西汉初期中小型墓葬文化面貌不清、缺少其演变规律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动因的研究等,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出发,借鉴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系统梳理已经发表的长安城郊中小型墓葬材料,结合秦末汉初的历史发展,提出汉初长安地区的文化面貌应是以秦、楚文化为主,其他五国文化为副的格局。在这几种文化因素的碰撞、融合、交流中,最终在文景时期比较大面积地形成了汉文化。所以汉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秦、楚文化的色彩。     

论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越文化与楚文化

“吴文化”和“越文化”是指吴人和越人的生活方式及其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存。春秋末年吴国灭亡以后吴地的吴文化就被越文化取代了,战国中期越国被楚国灭亡以后吴越地区的越文化又被楚文化覆盖了,所以在战国时期我们在吴越地区只能见到越文化和楚文化的遗存了。通过对战国时期吴越地区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文化是怎样随着人群的流动而变迁的,因此用一个固定的词例如“吴文化”或“越文化”来称呼这个地区前后更替变化的文化是不合适的。     

楚文化发展历程考述

张正明先生在近作《楚文化史》中,将楚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五期,即滥觞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转化期。①本文对楚文化发展历程的考述,是按上列五期的顺序展开的。一、楚文化的渊源江汉地区是楚文化生长的温床,却并非其主源所在。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的土著是三苗。《战国策·魏策一》记:“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先后诞生的大溪文化、屈家     

浸润于巫文化中的楚文化探析

巫文化是中国原始文化的特称,也是楚文化的独特内涵。本文依据中华文明一体多元的理论,从长江文明发展的整体视角着眼,独辟蹊径,以荆楚大地原始先民的巫术信仰、巫风习俗和祭祀歌舞为切入点,深入考察巫文化如何渗透到楚文化系统之中,并对其内涵、特质及风格产生作用,进而对长江文明产生影响。通过此项研究,旨在勾勒出浸润于巫文化中的楚文化风貌,从而构建起以巫文化为纽带和特质、以楚文化为主要载体的长江古代文明系统。       

略论楚文化对端午节的影响

端午节植根于楚文化土壤中,其源起、发展都汲取着楚文化养料,并最终于南北朝时在楚地形成。端午民俗也融聚诸多荆楚文化因素,孕化和丰富了绚丽多彩的端午民俗文化,具有深遂厚重的社会历史性意义与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历经千年流行于海内外。     

论楚文化的渊源

楚文化是在江汉地区诞生和长成的,因此,人们考察它的渊源,容易把目光专注在江汉之间,由近及远,一步一步往上推去。第一步推到石家河文化,第二步推到屈家岭文化,第三步推到大溪文化,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觉得似乎可以把它们串成一个连续的发展系列,便以为找到楚文化的主源,甚至穷尽楚文化的源头了。 其实,到现在为止,由于线索的模糊,证据的薄弱,还很难说楚文化是在石家河文化或屈家岭文化的母腹里孕育成形的,也很难说屈家岭文化是从大溪文化脱胎而来的。     

湘西悬棺葬的文化意蕴

悬棺葬是我国古代一种奇异的葬俗,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古濮越文化的反映。湘西人认同悬棺葬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悬棺葬既是楚文化中灵魂回归意识的表述,又是他们凤鸟崇拜这一“集体表象”的展演。湘西悬棺葬是楚文化在湘西地区传播的结果。     

禹征三苗与楚蛮的起源

楚蛮为古三苗的后裔,三苗瓦解后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族群。后石家河文化当是禹征三苗获胜后对三苗余众进行文化改造的结果。三苗余众在中原文化体系下发展起了一类以红陶系遗存为主的新因素,此类文化因素与早期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是以楚蛮为主的江汉土著民族所创造的文化遗存。     

晚期巴文化李家坝类型初论

运用三峡库区地下文物抢救工作中发掘出来的最新考古资料进行研究,提出在晚期巴文化中还存在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即"李家坝类型".这种文化类型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的三峡地区,年代主要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至西汉早期.该类型是在继承早期巴文化的基础上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并在东边楚文化的影响下所形成.因此,其主要特征是由早期巴文化因素、新的晚期巴文化因素、楚文化因素等这三组文化因素所共同构成.     

论武汉商埠文化——大码头文化

武汉城市文化不限于码头文化与楚文化。虽然武汉水陆码头遍布,不过码头文化充其量只是武汉城市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武汉城市文化之源头,不是单一的楚文化,其发展也不是单一的楚文化的延伸,而是一条多元交汇、多次交汇的发展链,是华夏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文化。从本质上看,武汉城市文化可称之为商埠文化——大码头文化。其主要特点为开放性、多元复合性、流变性、市井性。     

东湖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

湖北东湖作为中国最大的城中湖,一直以来被学者评价为"很有说头,少有看头,没有玩头".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东湖地区是楚国的腹心之地,具有楚文化、三国文化、屈原文化等多种文化资源,有着丰富的名人文化内容,但是东湖人文资源的发掘和弘扬很是欠缺.对东湖地区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应从以下几点入手:通过重点建设"楚园"来再现楚国的文化精神;凸现楚文化特征,全面展现楚风楚韵;重塑屈原文化;打造东湖风景区风物一条街,以宣传楚地风物的美丽传说;充分利用电子传播媒介,传播东湖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实现其价值.     

试析楚文化北播的心理动因及其文化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呈现出十分活跃的态势。本文从心理动因和文化影响两方面分析了楚文化北播的认同心理、自卑心理、寻根意识和占有意识及其对中原文化的影响。     

湘西地域文化与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

湘楚文化是湖南古老的地域文化之源,湘西的古湘楚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尤其厚重。湘西的湘楚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甚至对文学湘军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丹朱传说与江汉古族

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发展趋势是始终不断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悠久的、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本文从丹朱传说与江汉古族关系的考辨入手,阐述丹朱后裔在江汉一带的活动对楚文化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说明中原文化与南楚文化的早期融汇对辉煌而神奇的楚文化的积极影响.丹朱是尧的不肖之子,他因过获罪而被逐到丹水流域,其后裔又越过汉水,发展列巴山、巫山一带。在漫长的迁徙、拓展过程中,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了江汉流域,先后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相融合。丹朱及其后裔是中原文化在南方的早期传播者,是对楚文化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的江汉古族。     

"巴楚文化"的称谓不宜再使用

指出了在古代巴、楚两个民族交错杂居的长江三峡地区 ,不宜用“巴楚文化”来作为这一地区的地域文化名称。因巴文化和楚文化各有特点 ,虽有一些相互影响或部分融合现象 ,但尚不构成一种新的文化 ,故仍不宜随意命名。同时 ,对“三峡地区是楚文化的摇篮”的提法 ,也认为不妥。对有的学者还用“巴楚文化”这一词汇来涵盖从古到今的地域文化 ,更觉不宜     

试论梅山村落文化的特征及其嬗变

一个地域内村落群体往往有自己同类的文化意识,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并积淀下来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具有相同的文化特征。楚文化是盛开在我国长江流域中部地区的一枝鲜花,梅山文化则是楚文化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分支。梅山一带的村落群体以其共同的历史发展、独特的地理环境,产生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梅山村落文化。但长期以来,由于史料发掘不够,研究者很少涉足,至今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梅山村落群体的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