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商业教育摭论

明清时期 ,山西人把从商看做自己安身立命之本 ,因而重视商业教育也就成了明清晋商最主要的选择。在新的道德价值观树立上 ,在道德伦理教育上 ,在商业人才选拔和培养上 ,在商业知识与技能传授上都给予十分的重视 ,形成了重视商业教育的浓厚氛围 ,为山西商人驰骋商界五百年培养了大批的商业人才。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铁资源利用初探

铁矿业及与铁矿开采紧密相连的制铁业,因其在封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历代统治者对于铁矿的开采及铁的生产基本上都采用了统制的政策。直至明中后期,对铁的统制才有所松动,由明初的官营为主转为民营的逐渐兴盛。清一代的矿政也经历了由禁到弛、由严到松的过程,直至近代铁业的兴起。基于铁器对国计民生的重要作用以及山西地区丰富的铁矿资源,对它的历史的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明清晋商对山西戏曲艺术的影响

明清五百年,山西众多商人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资兴建戏班和票社,培养了众多本土戏曲艺术人才,热心探索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并且通过各种商贸活动以及搭建会馆把山西的戏曲艺术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同时吸收外来的戏曲艺术营养,促使山西戏曲艺术在声腔、器乐等方面的革新,促进戏曲艺术的发展。     

明清时期山西虎的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

历史时期,山西曾是华北虎的重要栖息地.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梳理,考证出明清时期山西共计79个州县有老虎分布,发生虎患州县共计33个.虎患发生的原因应从人类活动、自然灾害和老虎自身的习性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仅根据虎灾分布状况,难以描绘出老虎清晰的消退轨迹.     

浅析明清以来山西典商的特点

明清时期 ,山西典商长足发展 ,其数目之多、规模之大、分布之广 ,其他商帮难以比拟。文章主要论述了山西典商在蓬勃发展中所呈现的开设当铺多 ,从业人数众 ;北多南少 ,分布广泛 ;资本构成多样 ,实力雄厚 ;经营灵活 ,业务多元 ;内外治理 ,严格有效等五个鲜明特点     

浅谈明清山西通志兴修原因

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分为两类：全国总志和地方郡府县志。其中“通志”,就是以省为单位的地方志。方志的编修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历史悠久。在明清两朝,由于官修性质的明确,山西方志的编修工作在这里进展较为迅速,也产出了很多质量很高的地方志。本文以这一时期《山西通志》为研究对象,对其兴修原因进行探讨。     

彝语稻作词汇及其文化现象

从现今彝族聚居区的自然条件来看,大都不适宜种植水稻,但不能就此断定彝族先民与稻作文明无缘。通过考察彝语稻作词汇发现:"稻"为彝语自源词,在彝语方言形成前便已存在,彝语支1诸族的分化是在学会种稻之后;彝语稻作词汇丰富、用法独特,这是彝族早期稻作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稻"为彝族固有农作物,也是彝族早期食物来源之一;明末清初以来,彝族稻作发展深受汉族影响。     

明清时期晋商对本土戏曲艺术的打造与提升

明清五百年,山西商人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身体力行积极投资开办戏班和票社,培养本土戏曲艺术人才,探索戏曲艺术改革与发展,并且通过商贸活动把山西的戏曲艺术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同时还引进外来戏曲艺术,促进了山西戏曲艺术在声腔、器乐等方面的革新,焕发了山西戏曲艺术的青春。     

明清山西公共祭祀活动的社会考察

明清时期，山西公共祭祀活动极为普及，成为乡村社会中的重要事务，从社会心理活动来看，集体认同是其主要因素，从经济角度考虑，公共祭祀主要为了多方筹资，减轻民力。在举办公共祭祀活动时，国家参与其间，时而支持，时而限制，在政策上表现出时段性与间歇性。     

从稻作词汇看黎族稻作文明的源头与发展

黎族的稻作文明是中国南方稻作文明的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历史。透过黎语稻作词汇,可以看到:黎族的稻作文明源于南方的古百越民族,分离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独立而缓慢地发展;近百年来,黎族稻作深受汉族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明清时期瑶族的习惯法

明清时期,瑶族的习惯法发展至成熟的阶段,有关记载也较为详细。这一时期瑶族的习惯法,大致表现为内容的完整性与形式的片断性,成文习惯法与不成文习惯法共存,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混合。因此体现了瑶族社会存在的家族主义,以及对其他民族不平等等特点。瑶族习惯法主要是准成文习惯法,同时也包含俗成习惯法与约定习惯法方面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科举制度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明清科举制度研究逐渐从感性批判走向理性思考,并注重为现实服务。20世纪80年代的科举制度研究多是制度自身内容的介绍考证,或限于状元等鼎甲人物的一般描述,而与科举紧密相关的学校教育、区域研究等相对不足,理论方法比较单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研究理论和方法多元化,社会学、心理学、“中观史学”等理论方法则被逐渐应用,研究范围扩大,科举制度的运作和区域研究逐渐成为热点,边远地区的科举研究受到重视。研究者不但更加注重明清科举与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更加注重与现实有关问题的研究。     

明清陕西庙会经济初探

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明清以来陕西庙会活动的内容变化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陕西庙会从原先酬神报赛的民俗文化活动转变为沟通城乡物质交流、调剂余缺的社会经济活动,并对农业资源配置日益发挥基础性市场的作用。     

明清时期西方人载记中的中国清真寺院

在明清时期来华西方人大量的中国著述中,涉及中国清真寺的载记虽然只是凤毛麟角,但它们却是研究这一时期中国伊斯兰教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这些根据个人所闻所见撰成的文字资料,使我们对当时中国清真寺的建筑与职能有了真实、直观的认识。     

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

明清时期,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江南望族士大夫均有“忠君”之志而皆能尽忠报国,但当他们面对凶险的宦海风波或者政治风险之时,则会选择远避是非、明哲保身的“市隐”生活之路.江南望族士大夫又热爱乡梓、维护地方利益,明清时曾为“江南减赋”不断努力,迨至晚清,江南望族的代表苏州大阜潘氏利用该族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资源的耦合力争下使得“江南减赋”终获成功.     

法治与选择

中国传统审判中的民意介入是不可避免的,在明清一些案件中,平民、文人和官僚阶层或是出于自身利益相关的诉求,或是出于义愤和同情分别或共同对“不干己事”的案件进行不同程度的介入。平民通常选择群体性的非典型诣阙叩阍的形式,文人团体更擅长口诛笔伐和讽喻褒贬,官僚阶层往往利用谏诤和弹劾的制度来达到影响案件裁决结果的目的。当作为民意表达的舆论在案件第一次审理前形成一定规模,则可能直接影响判果,在裁断之后亦可通过发起复审程序而再次影响案件结果,这种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案件的透明度,起到监督审判公正的作用。     

明清人眼中的陈眉公

陈眉公是晚明时代最负盛名、最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明清以来,对于他及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一系列激烈的变化.以乾隆朝为界,在明清人眼里有两个面目截然不同的陈眉公.一个是"志尚高雅,博学多通"的陈眉公,一个是学识浅陋,人品虚假的陈眉公.眉公的冷热与升沉,反映出时代文学与文化风尚的变化.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明清曲论家的历史题材剧审美认知论

我国是一个史官文化非常发达的国家，这种重出处、讲史实的传统运用于明清戏曲创作理论中，形成的戏曲家以曲传史、以曲补史、以曲运史三种不同的叙事策略，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以戏曲艺术再现或表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反映，体现了他们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审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