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郑风》系年辑证(上)——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七

《缁衣》为郑大夫美郑武公以好贤而立国之作,作于郑武公三年(前768年)之后;《遵大路》为周平王公卿欲留郑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元年(前743年);《将仲子》为郑大夫刺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叔于田》、《大叔于田》皆为郑人刺庄公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公叔段出奔共之前;《女曰鸡鸣》为郑大夫美贤夫妇相劝勉之作,当作于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二年(前770年—前722年)之间;《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皆为郑大夫刺太子忽(昭公)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太子忽出奔卫而厉公窃位之后。     

《诗·秦风》创作年代考论(上)——春秋诗歌创作年代考论之十一

《终南》为秦大夫戒襄公之作,《车邻》为秦襄公宫女美襄公命为诸侯之作,《小戎》为秦女思念远征丈夫之作,《蒹葭》为秦人美襄公求贤尚德之作,此四诗皆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周平王命襄公为诸侯之后,即秦襄公八年(前770年)至十二年(前766年)之间;《驷驖》为秦大夫美襄公命为诸侯之作,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年)顷。     

《野有死麕》、《草虫》、《鹊巢》、《何彼秾矣》系年辑证——《诗·召南》系年辑证之二

《野有死麕》为召南人美吉士求玉女之作,《草虫》为召南大夫妻子思念行役丈夫之作,此二诗当作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迁之后;《鹊巢》为召南地区大夫美共姬嫁于齐桓公之作,《何彼秾矣》为周大夫美王姬下嫁于齐桓公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周庄王十四年（前683年）。     

《采蘩》、《采蘋》、《甘棠》创作年代考论——《诗·召南》创作年代考论之一

《采蘩》为写召南贵族夫人采集白蒿以奉祭祀之作,《采蘋》为写将要出嫁的召南贵族少女采集浮萍、水藻后举行婚前教成祭祀仪式之作,二诗皆当作于周平王（前770年~前720年在位）初年;《甘棠》为召伯虎卒后故西周王畿遗民的悼亡怀念之作,当作于周平王元年至十二年（前770年~前759年）＂二王并立＂之时。     

“匏有苦叶”臆断

古今研究《诗经》者,公认为《匏有苦叶》与婚姻爱情有关。例如《诗序》云:“《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毛传》、《郑笺》、《孔疏》认为这是讽刺卫宣公和宣姜(或夷姜)的诗。朱熹《诗集传》说“此刺淫乱之诗”,只是改“刺宣公”为泛指。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匏有苦叶》是“刺世礼义撕灭也”,也是从婚姻方面解说的。何楷《诗经世本古义》虽然说这是“邶人刺管权之诗”,但又说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从《三吏》《三别》对杜甫爱国主义内涵刍议

至今烩炙人口的《三吏》、《三别》,是伟大爱国诗人杜甫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而又富有审美价值的现实主义文学遗产。对于这份遗产的议论,可谓“前人之述备矣”。一般认为,杜甫的诗歌,尤其是关于战争的诗歌,是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明人张(纟延)评此六诗说:“凡公此等诗,不是专刺。盖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可已而不得已者,则刺之。不得已而用者,则慰之哀之。若《兵车行》、前后《出塞》之类,则刺也,此可已而不得已者也。若夫《新安吏》之类,则慰也;《石壕吏》之类,则哀也;此不得已而用之者     

《蒹葭》考辨

《诗经、秦风、蒹葭》之诗旨何在?古今说法不一。以《毛诗序》为代表的“刺襄公”说一线贯穿封建社会的始终。今人则大多主情诗说,但往往在“男词”,“女词”问题上纠缠不清。我们认为刺诗情诗说都未能很好地把握《蒹葭》要旨,现作如下考辨。 一,《蒹葭》非刺诗考 《诗小序》解题云:“《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同属严格汉学体系的《毛传》、《郑笺》、《孔疏》说与《小序》无异。诗今文三家说不可考。“刺诗”说发展到清代,便有学者想用历史考证的方法来证实它的可信。这也正是我们否定“刺诗”说的一个突破口。     

高适《燕歌行》所刺新考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燕歌行》（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高常诗集》卷五），今人多认为诗序中所言之“御史大夫张公”即为玄宗时名将张守进，所谓“征戍之事”指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张守登隐瞒部下败状，“妄奏克获之功”这件事（见《旧唐书》卷一O三“张守检传”）。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卷二在此诗下引《旧唐书·张守传》后即谓“此诗盖隐刺之也。”岑仲勉先生亦谓“此制张守登也。”《读全唐诗札记》朱东润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编之《唐诗选》论及此诗时亦持此看法。傅珐琅先生则对此提出…     

李贺诗与八关十六子

李贺带着难言之隐而弢晦作诗的原因之一,据称与八关十六子有关。“元和之朝,外则藩镇悖逆,戎寇交讧;内则八关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为祸不测;上则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贺不敢言,又不能无言。……故贺之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世之弊,切中当世之隐。倘不深自弢晦,则必至焚身。” (清代姚文燮《昌谷诗注自序》) 姚文燮“有《昌谷诗注》,多以史事释之。所谓借古人以成一家言者,至其当处不可易也。”这是清代王琦在《评注诸家姓氏考略》中对姚文     

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

关于李梦阳《弘德集》的编定年代,论者有二说。朱安(氵侃)《李空同先生年表》:“(嘉靖)三年甲申,公年五十三岁,……以所作古今诗刊而传之,命为“弘德集”,公自为序,述曹县王叔武之论甚详”,谓嘉靖三年。陈建华先生根据《弘德集》所收《嘉靖元年歌二首》并以其他两组诗的排列顺序作旁证,推定为嘉靖元年。     

钟嵘《诗品》四辨

一、《诗品》正名《梁书·钟嵘传》云:“嵘尝评汉、魏、六朝五言诗,名曰《诗评》。”《南史·钟嵘传》则称此著作为《诗品》。《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云:“《诗评》三卷、梁钟嵘撰。”注云:“或作《诗品》。”《新旧唐书·艺文志》则承《隋志》之旧。南宋以还,官私书目著录则仅署《诗品》之名,不复有《诗评》之称。是书名称沿革,大致如此。《梁书》作者姚思廉、《隋书》作者魏征等,均初唐间人,而此两书同时在唐贞观三年     

魏禧佚文七篇考论

中华书局本《魏叔子文集》是目前魏禧作品最全的整理本,有功学林,但仍有遗漏。今新辑得魏禧集外佚文7篇,是关于魏禧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懿行编叙》展示其长于作论的特点,《焚余草叙》透露着遗民之思,《林蕙堂文集原叙》阐发其骈文观,《艾陵文抄序》和《鹿邨诗集序》皆倡导作诗为文要有感而发,赞赏有"真气"之文,而《彭士望〈魏和公南海西秦诗叙〉评》和《冷士嵋〈谢安论〉评》详论文章的章法技巧,提出"救尾法"等文学理论。对魏禧诸文献的考辨有助于全面了解魏禧其人其文,有利于深入理解清初文学生态。     

《鄢风·桑中》新论

《毛诗注》所谓“《桑中》，刺奔也”的说法，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诗说等皆不符合《桑中》诗之事实。根据诗文所提供的信息，该诗反映的其实就是一种原始社会习俗。     

《秦风·蒹葭》是一首爱情怀人诗

《秦风·蒹葭》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历来说法较多,笔者归纳一下,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当推《诗序》的“刺襄公”之说.“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这种说法在《笺》、《疏》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笺》曰:“若得周礼以教,则众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伊是知周礼之人……在大水之一边.”仔细琢磨,此说和诗意无甚关涉,怎见得秦襄公未能用周礼,而国人不服?是不是所谓伊人就是“知周礼之贤人”“在水一边”?在古籍中找不到一点历史事实以作佐证.现在看来,《诗序》纯系凿空立说,与诗意毫无相关之处.     

子夏居西河与三晋之地《诗》的传播

本文首先借助于家谱资料,详细考证了子夏居西河教授之西河的地理位置,确认此西河为卫国西河而非魏国西河。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子夏行迹的进一步考察,讨论了子夏被奉为魏文侯师的实质,以及子夏游学、游教于魏国对《诗》在三晋之地传播的推动作用。在文章的最后,还对子夏序《诗》问题进行了辨析。     

杜注质疑

杜诗《法镜寺》云:“婵娟碧藓净,萧摵寒籜聚。” “碧藓”亦作“碧鲜”。仇兆鰲《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以下简称仇注,杨注)均断作“碧藓”。按“碧藓”当作“碧鲜”。“碧鲜”为竹名,见《文选.·吴都赋》“玉润碧鲜。”五代扈蒙作《碧鲜赋》,亦可证。注者或以“婵娟” “碧鲜”皆为竹名,非是。“婵娟“应为美貌,系形容词,乃形容“碧鲜”之美。《文选》成公子安《啸赋》云:“荫修竹之婵娟。”即以“婵娟”为美貌,为形容“修竹”之美,可证。苏仲翔《李杜诗选》注(以下简称苏注)“婵娟”为“此指竹。”井云:“孟郊有三婵娟诗,曰竹婵娟、月婵娟、     

《诗·魏风·伐檀》中“貆、特、鹑”解——兼与林家骊先生商榷

一林家骊先生的《〈诗·魏风·伐檀〉中“鹑”字当作“雕”解》一文(《文学遗产》2002.1),所考释《伐檀》的“县鹑”(含《鄘风·鹑之奔奔》)之“鹑”当作“雕”解,甚是。然而,窃以为再进一步考释一下“鹑”字的字形演变和有关资料与“县貆”之“貆”和“县特”之“特”的确切含     

杜甫《警急》诸诗作意辨析——兼评《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个观点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末,杜甫在阆州作有《警急》《王命》《征夫》《西山》四诗。早在明代,名儒杨守陈就说《王命》等后三章是为讥高适而作。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都采杨守陈说列入《警急》诗注后: 四明杨守陈曰:此下三章,皆为高运作,讥其不能御虏     

为《左传》注一字

读上海版《春秋左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和北京版《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注》),发现昭公十三年传文末数第二节“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中的“期”字有疑,当为之作注,而《集解》和《注》皆未注,笔者于此愿有所说明。一、不应是“期”,而应是“旗”。通观昭公十三年和十四年传文,可知此处之“子期”当是“子旗”之误。上观昭公十三年传文,可知子旗即佐楚平王(公子弃疾、蔡公、熊居)乘乱夺取王位之成然(蔓成然、(?)成然),以其佐立之功,楚平王“使子旗为令尹。”     

朱熹《诗》之“晋风”理解上的新成就

在朱熹对《诗·魏风》和《诗·唐风》的解读上，包含若干异乎前说的新成就。一，他有着《魏风》、《唐风》实为“晋风”的思想，以及“晋风”风格取决于晋之地理环境的文学风格理论。二，他在“晋风”阐释史上最早提出了《蟋蟀》和《山有枢》为唱和之诗的观点，这是《诗经》学史上的新创见。三，他否定了毛《序》为代表的汉唐旧说关于“晋风”主旨上的“刺”诗说，将某些篇章读为表现衰乱之世士子心态的诗篇。当然，所有这些新成就，和朱熹在整个《诗经》学思想上的新突破又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