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中的龙文化

印度佛教出现“龙”的观念应源于中国龙崇拜的传播,印度人对其进行了再创造,而在再创造之前的龙形物种便是那伽.印度传统的那伽融合中国龙崇拜的思想形成了印度佛教龙的典型形象:地位始终在金翅鸟以下,具有世俗的人性,并且经受“三苦”、“四类”划分以及“五法”被迫显龙身的情况.     

汉墓羽人与南朝“中国化”飞天——墓葬系统象征符号的新发展

羽人与飞天分属于两个宗教系统,伴随着佛教下移进入墓葬,跣足、裸身、头戴宝冠的西域飞天被去裸露化、秀骨清相的“中国化”飞天替代,儒家礼仪制约下的飞天中国化最终在南朝墓葬中完成,并对此后的佛教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由图像系统发生路径看,印度飞天与汉墓羽人共同成为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图像系统发生树的“根”,而羽人图像显然对于中国化飞天影响更加深远。从图像形制看,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形象已经与印度佛教飞天艺术母体大相径庭,儒家审美偏好与礼仪规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由图像系统的发生关系看,南朝时期“中国化”飞天在形制上以汉墓羽人常见范式为粉本;在符号功能上,南朝“中国化”飞天除了继承汉墓羽人界定墓室时空超凡特性,指向“不死之境”以外,佛教信仰的介入与净土信仰的流行,又使他们兼具往生净土的宗教功能。此时“羽人”作为墓葬仪式话语系统的重要一环,显然无法适应东晋南朝时期佛教进入墓葬系统的新变化。由汉代的“羽人”过渡到魏晋南北朝时的“中国化飞天”,实则是墓葬信仰发展的内在要求之必然。     

重庆潼南龙形土话探略

龙形镇又名茶店、茶店子,位于重庆市潼南县东北部。以龙形为中心,民主、檬子和古溪的廖家长沟等地所说的方言与重庆、潼南其它地方的方言差异很大,形成一个独特的方言岛,当地人又称其为“龙形土话”或者“神州话”。对龙形土话中常用语的读音、词汇、语法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龙形土话”是“老湖广话”的一个分支。     

阴阳变化与龙蛇转换：－先秦时期“北方”山神话形成与演变

生活于黄河及黄河以北的古代居民,发观了"山"的阴阳之性和阴阳之别,即运用这一发现来构造关于山的神话.先奏时期,以上述地域为背景的山神话山神形象,呈现着由"蛇"到"龙"的演变历程.龙形山神即成为阴阳思想观照的对象,成为阴阳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象征和说明.而阴阳的哲学属性则决定了龙形山神的奇异神性,直接影响着山神话的演变.     

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形式分析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在中国发展第一次高峰时期的作品,其雕刻内容博大精深,融中西文化为一体,其造像样式对后世佛教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供养人是云冈石窟雕刻内容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当时社会风貌最客观真实的记录。综合分析云冈石窟供养人图像形式,对于认识北魏平城时期佛教供养形态及佛教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佛教知识类化与宋代诗文集类纂

佛教知识类化指佛教题材被引入类书系统后,按性质对其内容进行分门别类地组织编排的进程。唐宋时期是佛教知识类化的集中时段。在类书中,佛教题材类分呈渐进态势,类目由少到多、由粗而精,体现时人对佛教知识的系统把握及对其内部题材的精详建构。类书对内容的处理模式也延伸到宋代类编诗文集编纂,二者存在紧密的耦合关系,佛教诗文之分擘类聚尤受类书影响,使其于文体、题材之双重维度上发生分疏整合,形成诸多佛教文学类型。其中寺院诗便是经类编中显现的典型成果,此名类之成立首先在于佛教知识类化中“寺”类的定型,并为诗文集“以寺系诗”建构了初形范式,而寺院“文学场”的繁荣及游寺题咏之盛则为其奠定了坚实基础。     

论高适的佛教意趣

高适交往僧侣、皈依密宗,曾接触到一些佛教义理,其诗歌中常引用佛教词语,一些诗作中还流露出淡忘世事、追求清净的心理。高适创作十余首登临佛塔寺阁之诗,诗人常在高阁巍塔上感叹造物高远,并联系佛教义理生发感悟。高适对佛教义理理解始终肤浅,诗中描述的澹然空寂之心灵境界,反映诗人于仕宦困境中矛盾犹疑的心态。     

庐江何氏与东晋佛教

东晋时期佛教传播渐广,玄学与佛教日趋交融。在这一过程中,庐江何氏家族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何充等人捐助寺庙、优待僧尼、遵守斋戒,确立了其家族“世奉佛法”的传统。不仅如此,何充还利用其主政之地位,确定相关佛教仪规,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护法之士,影响此后佛教的传播。     

论敦煌佛教亡文审美内涵的多元化

敦煌遗书里保留了大量的用于忌辰设斋时念诵的佛教亡文。敦煌亡文将佛教义理与世俗民众心理需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个以济度为功能导向的审美体系。这一体系是以佛教空观之美为基础、以净土理想之美为指向、以供养之美为手段、以伦理之美为辅助的佛教应用美学观念之集合。敦煌佛教亡文审美内涵的多元化,充分表明了佛教美学世俗化发展的趋势和进程。     

南宋遗民词中的佛教文化意蕴再探

南宋遗民词人将深刻的佛教哲理内涵熔铸到词中,不落痕迹地转移到词作内容的审美表达,巧妙地将佛教思想转化为词中的审美意境。佛教经典文献和禅宗语录,既是南宋遗民词中的重要组成材料,也是创作主体心灵、情感的载体,佛教语典如此广泛地融汇于遗民词中,一方面表明了遗民词人对佛教思想接受的自觉与深入,体现出了词体的老成之境;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他们虚空淡泊的心理,易于将佛教思想融入自己的人生哲学、审美趣味中,并将之转化为词作中的审美意象及其创作时的词学思想。     

汉画西王母配神图像“龙虎座”的原型分析

所谓的西王母打坐龙虎座图像,实际上不是什么打坐,只是表明了西王母与龙虎的一种关系而已。这就是视西王母为大母神,而左右的龙虎则象征着饮食男女的交合创世。这一图像形式直接来源于"太一.伏羲女娲交尾"图像模式,而其历史渊源则可追溯到濮阳西水坡所发现的蚌壳龙虎塑像。从美学的基本原理看,龙虎座源自于对称形式的艺术审美意识。     

从元杂剧看龙王形象的演化特征

现存元杂剧作品中集中描写龙王形象的并不多,仅见于尚仲贤的《洞庭湖柳毅传书》和李好古的《沙门岛张生煮海》两部杂剧。其中,作为一水之主的龙神——龙王形象主要以父亲角色出现,二剧共同表现了龙王在儿女婚事上的软弱与无奈,而这样的形象特点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龙王形象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受到印度佛典中地位低下的龙王故事的影响,并在其流播过程中与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互相影响、渗透,最终中国化、人格化的结果。     

感情色彩的纯真与绚丽

龙为原始人类想象塑造的神话传说,被赋予纯真的感情色彩,有"中国人褒龙,西方人贬龙"之说。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今西方新闻漫画利用龙的中西文化差异,肆意歪曲中国龙的形象。狗为原始人类的朋友,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这种朋友关系发生着感情色彩的变化,"中国人贬狗,西方人褒狗"之说缺乏准确性。     

初论中华龙及中国形象跨文化传播

在中华民族文化中,龙经过数千年连续不变的演变与发展,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但由于中华龙演变和发展的复合性,以及Dragon这一英文译词的文化偏差,导致对中华龙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质疑、争论。针对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日益式微的严峻现状,如何进行文化传承,以及传统文化和中国形象的跨文化传播,主张文化传承和跨文化传播文化自觉,坚持本土文化主体地位和多层次全方位引进吸收外来文化,构建起“冲突并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从而对传统文化得到不断改造、丰富和发展,产生适应现代化的新因素和新活力。     

“龙”和“dragon”——东西方龙的比较及翻译

龙是汉英两种语言中较常见的意象。由于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龙的意象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中华文化里的“龙”是“权威、力量、吉祥”的象征,而西方文化里的“dragon”却是“凶残、邪恶、怪物”的象征。在英汉互译时,如何对龙的意象进行妥善的处理,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论白族民间文学中的龙形象及其演化

在白族民间文学体系中,龙神话传说故事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龙是白族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中的重要形象,在白族民间文学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在广大白族民众中广为流传。龙形象体系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水神意识和斗争意识是白族龙形象的两个核心意识,贯穿于白族龙神话传说故事体系的始终。由最初的"以龙制龙"的神龙崇拜,到"以人制龙"的降龙英雄的人崇拜阶段,龙形象由神圣一步步走向世俗。透过龙神话传说故事,折射出了龙形象发展演变过程中白族民众的审美心理及文化传统。     

大蛇,上古人的食物和工具——“豢龙、御龙、扰龙”浅析

中国文化又称龙文化,学术界历时最久的"龙"讨论至今仍无定论。其实,对中国龙蛇文化,要有发展变化的观点,要考虑到蛇进化的因素。上古的龙是自然界真实存在的动物:大蛇。上古传说及典籍中"豢龙、御龙、食龙"等是古人驯养大蛇为食物和工具的社会生活实录,与西周后以象征符号出现的龙意象有着本质区别。     

探究龙文化

从古到今,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它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人们所普遍认同。同样,在中国文化中,龙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龙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解龙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对后世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探究龙文化的途径之一。     

龙崇拜研究述评

20世纪初以来 ,龙崇拜研究在龙崇拜的起源、龙形的演变、龙崇拜的文化涵义、龙崇拜的性质、龙崇拜与中国政治、少数民族崇龙习俗以及中外龙俗比较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但是仍然存在许多薄弱环节。龙崇拜研究从整体上来说至今仍然处于水平较低的阶段 ,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神龙信仰的地方性知识——以大别山南麓张家湾为例

神龙信仰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历史的发展积淀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关于龙的一般性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可以被不断延展和阐释的.当不同地方的人们在特定的情景中阐释其意义时,神龙信仰也就由一种观念的共识向地方性知识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