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形制与古里制计量基准问题——兼与《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城市建筑史纲》著者商榷

通过对北魏平城外城(京城)北墙位置、北魏杨众度墓砖铭出土地及象魏门位置的讨论,以及平城遗迹之间的古今距离比对,认为北魏及中国古代里制一直以营造尺0.32 m为基准计量长度里,1800尺为一里,折合当今576m;进而推断北魏平城形制当为宫垣、皇城、京城、外郭组成的四重城垣才可与史实相符。《北魏平城辽金西京城市建筑史纲》一书中将京城北墙与宫城、皇城北墙三重合一,值得商榷和进一步考证。     

北魏平城京郊的礼制性建筑与祭祀活动

结合北魏京郊的祭祀活动可以看出,北魏平城时期的礼制性建筑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祭祀神灵或祖先的场所,如郊天坛、圜丘、祖庙;二是皇帝召开会议、朝会万国、宴请群臣的场所,如天文殿、太华殿、板殿。明堂作为平城后期兴建的礼制性建筑,其主要功用有祀天、祭祖、布政、观天象和敬养三老五更。礼制性建筑近百年的兴建过程,也是平城礼仪制度嬗变的历程。     

北魏《申洪之墓铭》及几个相关问题

本文着重就北魏《申洪之墓铭》的出土和拓本的流布情况,墓主申洪之的身世和官职,铭文后记所印证的北魏平城时期离散部落和计口授田的史实和北魏平城时期土地流转情况作了论述。透过铭文书迹“一铭三体”的现象,就其所涵文化信息,诸如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体的面目和各种不同书体的运用情况,申洪之铭文书迹及平城百年书法的基本评价等作了以小见大的分析和阐述。     

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研究

本文以历史文化为出发点,从北魏平城时期的遗迹———云冈石窟、北魏明堂、北魏永固陵等入手,研究大同北魏平城旅游开发。提出了以云冈石窟为主体构建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开发永固陵景区、设立北魏文化博物馆,丰富北魏平城文化旅游体系;完善北魏明堂遗址公园的配套设施,提高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品位;组合资源以突显北魏平城文化旅游的整体格局等一系列具体措施。     

《木兰诗》始于北魏平城末期京畿考

从北朝与北方少数族强敌柔然的战和关系与双方的势力消长看，从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对柔然军事斗争的情况看，再从明堂制度的变迁以及北朝只有北魏平城末期在平城南郊建成明堂的实际看，《木兰诗》都只能是始作于北魏平城末期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有关《木兰诗》若干零星问题的解读，亦有助于理解《木兰诗》的时代背景和创作年代。     

北魏平城长庆寺造塔砖铭考略

北魏神加鹿四年（431年）平城长庆寺《造七级舍利塔砖铭》,为王银田教授2005年12月于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所见。此石入藏后并无拓本流行,更未在日本或中国国内作过任何形式的介绍。此次不仅照录了铭文,而且阐述了作为皇家寺院的平城长庆寺的大致情况。铭文所记北魏平城长庆寺劝缘兼作铭记的僧人永慈、建造佛塔的僧人恬静、译大藏经30部并置之入塔的僧人苴倩和昙云,则对北魏平城时期的高僧有了新的认识。《长庆寺造塔砖铭》本身又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北魏早期书迹,其隶楷即楷书而带有隶意的面目,又揭示了北魏平城时代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这就是北魏早期的碑版书即铭刻书,或楷隶,或隶楷,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全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很大程度上是决定于碑石自身的规格,同时也取决于书手对各种书体的掌握能力。     

平城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北魏文学的复苏

天兴元年七月,北魏王朝迁都平城。此后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都城,前后存在了94年。在这近百年时间里,北魏的农业、工商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形式相互补充,共同发展,促进了平城时期经济的繁荣。在思想文化方面,拓拔氏一改前期仇视、惧怕汉文化的心理,逐渐接受汉族文化,儒、道、释,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共同促成了北魏平城时期文学的复苏。     

大同北魏明堂方位与平城遗址

根据大同北魏明堂遗址考古勘测位置图,按《礼记正义·明堂位》古制分析比对,笔者认为,明代的大同府城南城墙和南门即是北魏平城（京城）的南墙和南门的位置所在,并由此推算平城遗址的范围,即明代大同府城仅占北魏平城的南半城,向北延长约3．5里（营造里,下同）为平城北半城,北魏平城是一个南北长7里,东西宽3里,周回20里的长方形城域。     

“洛阳—平城”两都格局与北魏政权之败亡

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平城时代结束,洛阳时代开启,从此北魏历史上“洛阳—平城”两都格局正式形成.迁都后的洛阳新政盲目追求“文治”而忽略“武功”,使得素为用武之地的平城逐渐被摒弃于汉化之外,这些依旧保持着鲜卑旧有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的平城力量借六镇为乱之契机,将北魏政权推人了灭亡的深渊,立国百年的北魏政府很快在以平城为中心的恒朔势力的打击下土崩瓦解.     

北魏平城的商业经济建设及其特点

公元5世纪前的大同是一个位于游牧区和农耕区衔接地带的小镇,政治不稳,农业和手工业滞后,商业更处于不发达的状态。北魏定都平城后,这里不仅成为北魏的政治和军事中心,也成为北魏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北魏政权统治下,平城与周边地区发达的道路交通,为其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商业格局的初步形成,为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条件。对商贸活动的鼓励政策和宽松的管理,则是平城地区商业经济的显著特点     

论宋代山水画及题山水画诗中尚意观的形成

尚意的美学思潮,遍及于宋代诗歌与绘画领域,是宋代诗学的重要课题.山水画及其题诗由唐代尚"真"到宋代尚"意"观念的演变,自中唐开始,而在晚唐五代趋于完成,至宋代,"意"被文人奉为创作的圭臬.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论唐代乐舞诗与梁朝乐舞诗的差异

唐前乐舞诗最多的是梁朝,为唐代乐舞诗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但与唐朝尤其是中唐乐舞诗相较,梁朝乐舞诗在描写对象、功能和写作目的三个方面与唐代均有较大的差异：即从梁朝乐舞诗的单纯描摹舞姿舞容的咏舞女变为唐朝的注重乐舞效果的赞舞艺,从梁朝的审美娱乐功能发展为唐朝的陶情、悟道、政治教化等多重功能,从描摹外物到抒情言志。实际上表现了两者一为娱乐一为礼乐的不同。     

辽代流刑考述

辽代的流刑和唐代流刑同源,出自唐虞,也曾参考了唐代的流刑制度,但与唐律明显不同,说明辽代有自己的流刑法系。辽代流刑分为流、放、置、逐、出、迁、谪、徙八类,以流为主;流又分为连坐、籍没、投放、原宥、问责、配从等八种。文章还就流刑的性质、执行官、执行情况等进行了相应的阐释。     

西周与西汉老人特权现象之比较

西周与西汉的老人特权现象有着三大差异:其一,西周老人特权的赋予,是西周统治者因俗而治的结果;而西汉老人特权的赋予,则是西汉统治者治弊更俗的历史性选择。其二,德行导引之师,是西周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而被救助社会群体,则是西汉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其三,对于老人特权的保障,西周以礼制规约,西汉多以政令开道。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唐律疏议》演变史略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律疏制定是形成《唐律疏议》的最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就不可能有《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的律疏删缉则是形成《唐律疏议》的又一关键步骤,正是在这次删缉中,《唐律疏议》从形式到内容都基本定型,之后唐朝适用的律疏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唐朝灭亡之后,《唐律疏议》的适用并没有停止,因此,在传抄和适用中,也还发生过一些变化,但这些变化都甚微末,总体而言,《唐律疏议》还是延续了开元以来的形态。有学者认为后世所传诸本《唐律疏议》有可能是从《宋刑统》演变而来,还认为《唐律疏议》各律的篇目疏议是元朝以后好事者所添加,其实这些都是不对的,于理于据均很难成立。     

浅论唐代怀古诗不同时期的主题倾向

唐代怀古诗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发展阶段，除了数量上急速增长，共同构成怀古诗的空前繁荣局面外，其主题倾向各个时期也有所不同。它的发展走向，与整个时代由兴盛走向衰败是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