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

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并不能得出经济增长也是资本市场发展原因的双向因果关系.一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应取决于一国居民和企业的融资偏好,既有的政治、法律以及非正式制度背景的约束,而不是简单地由经济增长的水平所决定的.虽然建立资本市场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水平作为突破初始创建的门槛值的必要务件,但是影响一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充分条件相当复杂.这也是未来研究资本市场理论的方向.     

英国工业化增长模式的新审视

英国工业化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变革,但其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多地表现为渐进性。快速的扩张仅出现在棉纺织业等少数主导部门,其他多数工业部门发展缓慢,而且直到工业化结束前农业仍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来自于工业自身的积累,而不是殖民掠夺或海外贸易。19世纪20年代以后,工业经济的面貌才逐步显现出来。     

国际资本流向与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组合投资不仅逐年增长 ,而且出现了两次突飞猛增 ,时间分别在墨西哥和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夕 ,这不是偶然巧合 ,而是因果关系。正是资本内流猛增 ,诱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而这种内在不稳定性恰成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分重要原因 (ＲｅｄｅｌｅｔａｎｄＳａｃｈｓ,1 998)。本文将讨论国际资本流向和结构与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的关系 ,并给出一个猜想 ,作为发生金融危机的容易掌握的警示指标。一、国际资本流向和结构的分析1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流量稳…     

东亚经济的增长、危机与复苏

对东亚的经济成就和危机 ,“华盛顿共识”都是从市场法则以及“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框架的角度来解释的。这种思路没有考虑经济与政治的关联、不完全竞争的环境、指标性政策的作用以及地区内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将介绍有关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的争论 ,并用“地区性传染”来分析在增长、危机和复苏过程中的地区化进程     

金融危机警示指标:0.618体系

喻德坚在《社会科学》2 0 0 1年第 5期撰文《国际资本流向与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指出 ,2 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组合投资不仅逐年增长 ,而且出现了两次突飞猛增 ,时间分别在墨西哥和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夕 ,这不是偶然巧合 ,而是因果关系。正是资本内流猛增 ,诱发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而这种内在不稳定性恰成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分重要原因。文章讨论了国际资本流向和结构与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的关系 ,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是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原因之一 ,而外国组合投资增长速度的突飞…     

东亚资本市场基本特征之研究

一关于东亚资本市场的多层次特征（一）多层次的东亚资本市场自８０年代中期以后来,东亚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从１９８６——１９９３年,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２．８％,东亚地区则高达７．２％①,远远高于西方和世界经济的平均发展速...     

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经验与启示

资本账户开放是印度一揽子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政府对资本账户开放采取了灵活而实用的态度。本文从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商业性外部借款和非居民印度人计划四个方面介绍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内容,分析了银行改革、汇率制度与资本账户开放的关联性。印度和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存在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经济增长与以德治国

经济增长取决于什么?新古典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回答是取决于资本、劳动、土地及技术知识等各生产要素的数量及组合结构。笔者认为仅此是不够的,因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状况．而经济活动又是由具有某种道德素养的人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制制度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的效率以及经济的有效增长不仅受生产物质技术条件的制约,而且还受到人的道德、伦理、习惯等所构成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面面观

经济全球化已呈不可逆转之势,而“反经济全球化”也有“全球化”之势。面对这种现实,我们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认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表征、本质、后果和前景,避免陷入误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来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范围内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征收“托宾税”;促进技术进步的权益分享的国际立法;利用我们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全球化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加快经济的优化和升级,加强国内制度建设,同时又尽最大限度防止跨国集团对我国民族工业的侵蚀与控制;有条件地推动亚洲首先是东亚经济共同市场的建设。     

防止和缓解经济危机

本文论证了经济危机日益频繁且日趋严重的趋势 ,最近的经济危机包括发生在东亚、巴西和俄罗斯的危机。它指出 :这些都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危机 ,其根源在于从私人到私人的资本流动。本文讨论了几种预防和缓解未来经济危机的方案 ,这些方案中有些是国家层次的 ,有些则需要国际间的经济协调。其中包括增加透明度、优化金融规制 (包括柔和的金融约束 )、对资本流动进行适当的管制、推行更具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确定解决经济危机发生时的停止和疲软现象的程序。它指出 :这些措施有助于“保障经济增长” ,并且因此有助于促进社会发展和减轻贫困。它们还可以使国家得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实现长期的、不断增强的经济增长中去。     

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资本主导的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资本对外扩张过程.新自由主义通过一系列政策为资本自由扩张创造条件,致使全球到处都陷入两极分化.欧美国家为应对两极分化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采取向中下阶层发债和实行高福利等措施,最终导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当前西方国家发生的危机是一次典型的资本主义危机,其根源仍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一次全面危机.     

中国、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变的新阶段及其意义

进入90年代后的中国经济进入了再重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化的持续、高速级济增长的新阶段；东亚经济进入了以内部化和整体性为主要特征的咬合联动的经济增长新阶段；世界经济已接近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的上升期，估计其上升期可能在2000年前后展开。东亚很可能成为这一上升波的主区域之一。中国由于经济增长和结构性转变新阶段所孕育的巨大的“中国机会”，而可能成为这次上升波的重要引擎之一。“中国机会”的出现不仅对中国和东亚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中国面临着由东南沿海市场劳动密集型的“中国奇迹”逐步向全国统一大市场、资本和知识密集型的“中国奇迹”的转变。     

市场化与国家规制——转型期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收入分配

本研究透过职业阶层、教育与政治资本三个重要因素,侧重分析了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家力量对劳动力市场中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国家规制影响较大的劳动力市场部门,职业阶层间收入差距较小;人力资本回报的提高受国家改革计划的影响明显。而在新生的市场经济部门,不仅阶层间收入不平等扩展迅速,而且体力劳动者的市场境遇也大大低于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由于更多地受国家政治过程的影响,政治资本对改革后新生代劳动力工资收益的影响呈现出随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的推后而快速下降的态势。     

浅谈"9·11事件"的经济思想效应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发生在美国的“９·１１事件”，作为世界性重大突发性历史事件，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过程和经济思想观点正产生转折性的变化与影响。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一直居经济思想主流地位的经济自由主义将弃守更多的阵地，而与之相对的凯恩斯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观点将重返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舞台。同思想理论层面的转向形成对照，美国政府在经济步入衰退的情况下，实用主义地采取凯思斯主义的危机应对政策的举动令世人关注。     

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资本流入方式选择及效应:东亚与拉美的经验

国际资本流入有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但国际资本流入的经济增长效应不会自动产生,它需要东道国具备相应的对国际资本吸收、消化和利用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常会受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阶段任务和发展目标的制约。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利用国际资本的方式和效应也要发生动态改变。东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为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我国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资本形成和资本配置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本文通过实证考察了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行政策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债券筹资额和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而股票市场和中长期贷款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所以推进制度变迁和加快资本市场深化将有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三大要素拉力弱化探因

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其增长原因也一直是诸多中外学者探究的理论热点之一。在我们看来,支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可归结为三大力量:市场拉动力、投资推动力和企业改革力。无疑,这三大要素仍是决定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的主导力量。但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都是可变的。每种要素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的拉力也不是恒定的。如今,虽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名称”未变,但每一要素的内部状况却发生了质态变化,并因这种变化而程度不同地减弱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个别要素甚至出现了拉力衰竭之疲态。为此,我们必须探明这一经济增长新态势中的内在成因,采取相应的调整改革措施,强化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力。     

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与前景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元体制下东亚地区面临的诸多困境。其中,东亚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未来东亚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内部能否出现替代美国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从贸易视角考察中国作为东亚市场提供者的现状、潜力及未来前景,通过对东亚新三角贸易模式与中国作为区域贸易集聚地作用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正在扮演起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角色;实证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会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趋势而进一步增强。但是,现阶段中国在东亚最终产品出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与美国的差距明显,尚不具备替代美国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的能力。中国需要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调整,积极扩大内需,这必将是一个长期且艰巨的过程。     

经济增长的新范式:精神资本的视角

经济增长既取决于物质资源也取决于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受精神的支配与控制,因此,精神资本被看作为表征人的行为因素的变量,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统筹了政治、文化等因素.精神资本决定着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并最终反映在经济增长水平上.精神产品与人的内在价值观念都属于精神资本的范畴,精神资本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要素,还是经济增长的动因,节约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实现集体理性、提高经济绩效的关键.     

近代东亚跨国资本的成长与局限——以在韩华侨企业同顺泰为例

同顺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韩华侨的代表性企业。起初,该公司通过东亚贸易路线进入朝鲜市场,积累了原始资本。1882年以后,该公司随陈树棠和袁世凯赴任朝鲜而得到政治上的庇护,10年后因获得参加各种官方工程的机会而增长迅速。清日战争后,该公司虽然政治背景消失,但仍以经营多元化和房地产投资而持续发展20余年。在韩华侨资本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高成长是因为东亚地区人流物流迅速增长,此现象有时引发了国际政治势力的介入。但是,随着1920年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和韩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同顺泰渐渐开始走下坡路,在韩华侨资本势力未能在朝鲜站稳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