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救赎——小议莫言作品《蛙》

莫言新作<蛙>以计划生育政策为切人点,以"姑姑"这一传奇人物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书写了中国近代生育史的风云变幻.形式上,莫言再创新意,将<蛙>分作五部分,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小说叙事,最后以话剧形式升华.小说深刻揭示了现实的残酷与荒诞、人性的可悲与可叹,再次呈现出莫言小说一贯蕴含的救赎情怀与对现实的反思.     

莫言《蛙》的审美形式分析

莫言的《蛙》的审美形式主要体现为复调,多种话语交集冲突与对话,具有混沌繁复、难以把握的特点。书信体文体形式设置了对话语境,间离原则使现实陌生化,戏仿与狂欢的语体造成严肃与戏谑的混通,叙事视角的自由变化造成多种声音的回响,这些共同促成了复调的形成。众声喧哗的复调揭示出现实的荒诞与存在的悖论。     

莫言“文革”叙事论略

莫言的＂文革＂批斗叙事分主体、手法和时间三个方面。主体上,一是叙事人,二是叙事视点。手法上,一是荒诞,二是嘲弄和否定。时间指批斗时间的选择。在＂文革＂后仍然存在的人民公社时期的饲养室及完整地保留着＂文革＂期间面貌的文化旅游村和肖上唇及洪泰岳的形象描写上,莫言主要批判娱乐＂文革＂、消费＂文革＂及＂后文革＂极左势力。莫言的＂文革＂叙事可在两个方向上解读：一类极尽荒诞之能事,以超出常人理性与接受范围之外,意在揭露＂文革＂的反常与病态,另一类并不声嘶力竭,甚至也不有意点明。能指与所指的并构以及张力空间保证了莫言在＂文革＂叙事上的批判高度。     

《沉没之鱼》的荒诞色彩解读

谭恩美的《沉没之鱼》是一部充满荒诞色彩的作品。小说借助于幽灵叙事和预示性叙事，创造出熟悉的陌生感和神秘感，带给读者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和极富启示意义的哲学思考，大大强化了作品的荒诞色彩。随处可见的荒诞情节辛辣地讽刺着扭曲的社会，颠倒了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反映了作者对荒诞现实社会的无奈与遗憾。     

游走于诗性与智性之间——论铁凝小说的叙事策略

从铁凝小说诗性与智性的小说语言策略出发,探索了铁凝的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始终坚持着自己独有的生命体验,其叙事策略体现在诗性描写与智性幽默两方面。铁凝将诗性因子融入小说创作,将营造氛围、铺设情调提高到文本的核心与精髓,在散淡的故事和模糊的人物身上寻找生命的意义,使其小说具有了明显的诗化倾向;智性幽默是铁凝对生命感悟的另一种方式,在情节设置上她采用一种适度的夸张,使小说获得了荒诞的意味。     

莫言与马尔克斯：跨文化的神话叙事

莫言小说中的民间传说与鬼神故事是中国传统的叙事模式,而马尔克斯借助于印第安神话所传达的拉美叙事,与莫言实质上形成对话。文章从神话叙事的传统模式差异、叙事话语的艺术形式与神话哲学的表达三个层次,从不同的话语结构,深入分析构成两者对话的文本特性,以期将莫言作品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     

解读卡夫卡小说的叙事风格

叙事学的研究已形成了一股国际性的叙事学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的潮流,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卡夫卡小说艺术始终有着谜一般难解的魅力,他的出人意料的情节铺展与荒诞离奇的场景描写以及冷峻而滑稽的文字,常常流露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的才能。卡夫卡的叙事具有耐人寻味的两面性,本文对其小说中的叙事风格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一方面他描绘出黯淡、残酷、荒诞的世界景观,辐射出痛苦、惶恐、焦虑、绝望的情绪;另一方面他的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冷嘲、怪诞和滑稽的情绪。     

中国乡土及乡土经验的文学叙事——以贾平凹、莫言乡土叙事为例

乡土及其乡土经验,为当代中国文学叙事提供了丰富而深厚的资源,亦构成当代文学叙事最为重要的内容。贾平凹、莫言等"50后""60后"作家,在承继现当代乡土叙事传统的基础上,不仅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将中国的乡土叙事,在积极吸纳传统和世界文学艺术对话中,推向了一个新境地,开创并建构起新乡土叙事,使其具有了世界性的品性。在比较的视域下,以贾平凹、莫言为具体对象,从故乡建构的审美空间、审美情感文化精神与审美艺术维度等方面,探析其于乡土叙事上的贡献,从而凸显出当代新乡土叙事的实绩与理路。     

真实的狂想——阎连科小说叙事艺术举隅

阎连科的小说是一种"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写作,善于运用对视、荒诞、寓言化等叙事艺术,有着很强的真实性,融汇着深刻的现实思想批判,也使他的写作成为有生命力的常青之树。     

颠覆西方传统小说的叙事原则——评约瑟夫·海勒的《第22条军规》

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说《第22条军规》颠覆了传统美学对幽默的理论界定,它将正与反、悲与喜等因素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两种含意在语义上造成强烈的碰撞效果,以形成荒诞性。小说人物形象的碎片化、去庄严化、去中心化等使其与西方传统小说拉开了距离;作品中没有了那种高大威猛、所向披靡的英雄形象,而是一群猥琐的、胆小的、变态的、荒诞的侏儒式人物。在叙事模式上它打破西方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和时空顺序来安排情节,以跳跃式的,非自然的方法来变幻时空。小说的叙事语言具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风格,句子之间缺少因果联系的基本要素,使得小说的句子和段落在意群上具有一种碎片性、散乱性的现象。     

莫言与拉什迪创作的魔幻现实主义比较

魔幻现实主义是莫言与拉什迪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莫言与拉什迪对文学想象力与现实之间关系看法相似：他们主张以夸张荒诞的想象力同现实世界的冷漠与残酷分庭抵对.虽然作品风格相同,二者在不同读者群中的反映截然不同,作家本人与作品的命运也迥异.文章试从莫言与拉什迪的魔幻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入手,对比二者成功的一些共同因素,同时分析莫言与拉什迪作品风格相似、读者反映与作品命运却大相径庭的原因.     

莫言高密世界的色彩与声音

莫言笔下的高密世界既具有浓烈的色彩,又充满奇幻的声音。莫言主要从现实与想象两个不同维度建构高密世界的色彩与声音。以红色为主体,以绿、白、黑、紫、黄等为辅的色彩谱系组成了莫言笔下的色彩高密。虚实结合、主客交融是莫言色彩修辞的主要方式。莫言小说中的声音主要来自自然物象、民间音乐和人为声响。色彩与声音在制造视听盛宴的同时,也具有建构文本的叙事功能。莫言小说中的色彩常常超越其本身的视觉效应,具有深化主题、塑造人物、渲染环境的叙事功能。莫言早期小说中的声音多用来表现人物心理、渲染环境氛围、增强语言表现力,后期则已明显超越外在表情达意的符号功能而具有内在结构文本的叙事功能。从初期对声音与色彩的并重,到后来更多关注声音,体现了莫言对声音叙事功能的自觉。     

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论海勒长篇小说的重复艺术

约瑟夫.海勒长篇小说的艺术特质不仅体现在"黑色幽默"的创作风格上,更表现在文本的重复叙事上。其重复叙事呈现出多种艺术形式,对深化小说主题有重大意义。海勒在其主要长篇小说中一方面以人物回忆、事件循环、互文性、病态模仿等变形手段丰富了重复艺术;另一方面,这些多元交叉的重复叙事策略强化了小说人物面对荒诞现实无能为力的窘境,解构了西方文学中"以人为本"的传统理想。     

论新世纪乡村小说的碎片化叙事

新世纪的诸多作家强烈感受到当下农村生活的混乱与破碎,他们运用了非常态视角、荒诞与狂欢等叙事策略来表述时代变革中的乡村,不再对农村生活进行整体性的叙述,这在贾平凹、阎连科、林白与莫言等作家近些年的乡村长篇叙事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从而,表述混乱的新世纪乡村小说形象地展现出支离破碎的乡村图景。     

莫言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

莫言的作品总能给人带来新鲜的感觉。他的小说的叙述充满怪诞现实主义色彩,以怪诞的方式叙述了现代社会现象,在荒诞性原则下建立起虚构话语世界,与制度化的生存世界之间形成鲜明对照。荒诞性的场景和民间的怪诞场景表现了小说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     

大众传媒语境中的“艺术真实”探析

艺术真实是指通过假定性的情境来反映社会生活内蕴的真实,其中潜藏着通过反思建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理性这一总体性叙事。而这一叙事在后现代理论的辐照下,被"不合情合理的可能"这一创伤性的偶然态所逼视、质疑。在大众传媒语境中,"不合情合理的可能"与"艺术真实"的短路,让我们意识到新闻真实中的"知晓"和艺术真实中的"相信"这两个维度的博弈,意识到文学艺术的魅力在于让大众在"相信"中重建自己的主体性,从而实现从艺术到现实的过渡。     

莫言小说的叙事视角

莫言小说的革新是从对视角艺术的运用开始的。莫言喜欢使用人物限知视角,尤其偏爱选用儿童为视点人物,以回避叙述中的价值评判,而流动、转换的视角运用还原了叙述者本质上的全知全能,也丰富了文本的内蕴,“复合人称”的使用更使莫言小说进入了真正的叙事自由的王国。     

莫言小说的叙事视角

莫言小说的革新是从对视角艺术的运用开始的.莫言喜欢使用人物限知视角,尤其偏爱选用儿童为视点人物,以回避叙述中的价值评判,而流动、转换的视角运用还原了叙述者本质上的全知全能,也丰富了文本的内蕴,“复合人称”的使用更使莫言小说进入了真正的叙事自由的王国.     

论第二代导演的电影创造与历史地位

中国第二代电影导演的艺术贡献突出体现在:他们以"凝视现实"、"抓住现实"、"描画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真实",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品格;以影像叙事艺术创造和电影表现的独特性,确立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品格;以直面人生的艺术精神、真实性的美学原则和客观写实的表现手法,确立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美学形态;以在民族性格刻画中去挖掘民族现实内涵、从民族欣赏趣味着眼去结构叙事、将民族艺术美学融入镜头影像等探索,确立了中国民族电影的艺术追求。由此也就决定了第二代导演在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