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一个分析视角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现代化所需的巨量资本压在了仍停留在糊口生活水平的小农身上,现代化的行政权力以及新式教育亦以国家强力向乡村挤压。在现代化的种种压力下,小农生活陷入贫困的深渊,乡村内生的自治资源受到削弱而新的行政整合机制亦带来了基层政权的“痞化”,乡村原有文化调节机制在新式教育模式的强力挤压下受到破坏,新式教育机制未能成功地在乡村落地生根。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陷入了全面的生态危机。     

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代教育制度考量

思想启蒙与民族认同和文化反思的思潮相互交错,使不同时代的思想者产生异质的认识逻辑。以启蒙为导向的现代性追求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中曾产生过强烈而持久的激励作用,并被转化为革命的动力。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启蒙话语视域下的中国近现代教育是一种现代与传统、交融语境中教育主题的独特书写。     

社会转型与中国乡土文学的意涵之变

社会转型打破了传统旧有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乡土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乡土文学的"乡土"含有乡村之意,但其内涵更多指向本乡、本土、本国.而当代,乡土文学在萌发初期时鲜明的民族复兴意味和启蒙精神逐渐弱化,转而关注现实中国的文化之根,乡土文学的定义越来越精准,意义范围也愈加狭窄.中国的...     

教育的人性启蒙观念及其历史生成

近代以来,“启蒙”在开启了教育现代性的同时,也开启了教育从“奴化教育”、“物化教育”转向“人化教育”的人学传统,即教育应当是以人为主体并指向“人”的启蒙教化。在进步意义上,启蒙所促成的教育现代性的发展,造就了现代教育使人成之为“人”的实践使命,而教育的人性化转向,正体现了教育的“启蒙”面向与精神品性。     

李大钊改革《晨报》副刊的贡献

李大钊对《晨报》副刊进行改革 ,打破副刊的传统风格 ,把其改造成为传播五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 ,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公共空间”。它以不同于时潮的稳健风格着力于思想文化启蒙 ,为现代副刊提供了一个新发展的方向。李大钊所开创的“晨副”启蒙传统为此后的“晨副”发展定下了基调     

梁漱溟的教育观念及其意义

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漱溟用情志教育和知的教育、生活本身和生活工具等说法来说明东西方教育的差别,偏好情志教育(即生命教育)。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他在思考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过程中,受到杜威教育哲学的影响,认识到教育即生命,把生命的教养看作乡村建设的意义之一。把梁漱溟的教育观念放在现当代中国思想史的语境中加以理解,可以发现他对教育观念的思考走的是一条生命教养的道路,预示着超越启蒙与救亡范式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说他已经完成了这种超越。     

“新”文化与“新”青年：从《青年界》看1930年代中国文化启蒙

1930年代以《青年界》杂志为代表的文化启蒙力量通过阅读世界传播现代文化,以“新”文化而“新”青年,是对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其突出特征表现为：服务青年的平等意识,塑造青年的问题思维,开放融合的文学景观,成就青年的文学导向。返观1930年代文化语境,文化高压对启蒙空间的禁锢,对新文化启蒙的精神传承及“启蒙”与“救亡”主题的裂变成为造就时代文化启蒙图景的重要因素,也说明了“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在中国现代发展进程中的“一体两翼”关系。     

萧■父和中国启蒙哲学研究

本文阐述了著名学者萧(?)父先生力求以中国启蒙哲学专题研究作为解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契入点和路径,揭示“以古代文化长期积累为背景的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内在根据和环节,不仅对启蒙哲学的概念作了新诠释,而且对中国启蒙哲学的阶段历程及中国启蒙哲学精神作出了新概括和新探索.萧(?)父先生的这一专题研究,是他数十年学术人生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接合点的“再思索”与“新开发”.     

传媒现代性：新时期乡土文学中的风景发现、现代启蒙、人格塑造与消费导向

新时期乡土文学塑造一系列农民形象,他们与现代传媒共生互动。一方面,他们透过传媒“开眼看世界”并发现风景,接受现代观念;另一方面,传媒的现代化内容与理念,以外部力量推动和文化输入的方式,将现代意识楔入乡村,发挥现代启蒙、人格型塑和消费导向的作用,并革新农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日常行为、生产观念、价值取向乃至审美情趣等。新时期文学中的乡村现代转型与传媒的共谋、同构关系值得考察。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反现代性”思索中 ,世纪之末的中国“后现代”思潮与世纪之初的学衡派有着跨越时空的重要沟通与联系。在关于现代性的质疑当中 ,它们都呈现了“启蒙”与“反启蒙”、“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复杂纠葛 ,都存在着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深深的隔膜。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实是 ,在现代中国的诸如此类的纠葛当中 ,我们读到的常常是一种缺乏共同思想基础的对话的尴尬 ,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还呼唤着一个有效的“思想的平台”。     

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以西学东渐和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为其思想渊源,但无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某些异质音响,还是洋务派的富国强兵战略,都与五四启蒙思想相去甚远;近代维新派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出“开民智”、“新民说”,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一致把“新民”看做是强国建国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五四一代启蒙思想家借助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以“立人”为目的的启蒙思想,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化启蒙树立了“人学”标志,并由此确立了国家与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这种关系准则是现代社会关系最本质的标志。     

启蒙五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曲折历程 ,“启蒙”及其是非功过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世纪之交的文化论争中 ,“启蒙”问题又成为文化冲突和思想交锋的一个焦点。鉴于人们对“启蒙”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 ,有必要对“启蒙”内涵的几个基本问题作出理论上的澄清 :一、何谓“启蒙” ;二、西方学人对启蒙的反省 ;三、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浮沉 ;四、启蒙的障碍与难题 ;五、当下中国是否需要启蒙。只有对以上“启蒙”问题作出准确的界定 ,才能对中国现代化“启蒙”的历史与现状作出合乎逻辑的评价。     

乡村共同体建构的国家视角：基于“政党入户”的观察

乡村共同体与国家紧密联系。在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从自我建设到国家建设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国家建设需要一个既能与国家权力互动又横向联系紧密的乡村共同体社会,再建乡村共同体内化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之中。“政党入户”以党员联系户机制为基础,将政党组织体系延伸至乡村社会基础单元(户)的过程中,以政党联户实现了政党对乡村社会的纵向政治整合,将乡村社会重构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高度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社会;同时,在党员服务人民的机制下,纵向的“以户联户”转换为横向的“以家联家”,增进了乡村内部横向社会联结,实现了乡村共同体的国家再建。国家是乡村共同体建构的主体力量,为乡村共同体建构创造基础和条件。整合式联结是乡村共同体再建的国家逻辑。从国家视角认识乡村共同体建构可以将乡村共同体置于国家建设体系之中进行整体和历史地分析,从而在更加宏大的现代国家建设视野中理解乡村社会建设。     

乡村教育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其路径选择

乡村教育振兴不仅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是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为统领，各相关部门协同推进乡村教育体制改革，促进乡村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从宏观层面来看，乡村教育振兴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动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支撑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教育振兴的价值逻辑蕴含着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在价值逻辑上彰显着为农而教的价值立场、承载着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承诺、充盈着传承创新乡土文化的价值情怀、诠释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价值担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乡村教育振兴在目标上要满足乡村振兴战略新要求、在理念上要彰显乡村学校教育新理念，在方式上要构筑乡村教育新格局，在机制上要创新人才培养新体系。推动乡村教育振兴需要从乡村教育经费投入、城乡教育资源共享、乡村学校结构布局优化、乡土文化建设与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来选择最优路径，为乡村教育振兴发展提供最佳方案，从而不断深化乡村教育改革，以乡村教育振兴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审视与思考——以乡村文化振兴为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文化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近年来,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实践在中国乡村逐渐兴起,艺术以丰富的面相在回溯传统美学、复兴传统文化,多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实践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贡献力量。文章从乡村文化基因的美学基础、农耕文化根脉的思想基础及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的现实基础三方面入手,探讨乡土传统的生存智慧、提取农耕文化独特的审美观念、邃晓乡村文化振兴中艺术参与的内在机理与现实意义。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扎根文化遗留的乡村沃土之上,既不偏离乡土社会内部结构,也不能脱嵌于现代商品经济的现场之外。首先,深入理解乡土社会文化传统是每一位乡村建设躬行者的首要关切,艺术可在传统文化元素挖掘激活与乡土社会关系主体构建两方面参与乡村建设的文化调适;其次,乡村为艺术参与提供了审美创造性转化的更多可能,提出了乡村审美如何通过艺术参与做到合理的商品化价值转化与传播的重要命题;最后,艺术参与乡村建设是以多样化方式深入乡村的在地生活结构,关键在于长效构建乡村生产“百业-百工-百艺”的融合共生关系。     

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

卢作孚是一位乡村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实干家。在重庆北碚地区,进行了中国西部地区乡村现代化的成功尝试,开创了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北碚现象”。对经济、文化、环境和人的重视,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他关于建设“生产的、文化的、游览的区域”的理想与规划;以治理社会秩序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建设的乡村现代化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延揽和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用人方略．是北碚乡村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当代中国乡村教育的文化阐释与价值选择

文化与教育是相伴而生、相互促进的。文化赋予教育以社会价值和存在意义,教育是文化的"生命机制"。在现代乡村教育中,"城市世界"成为构造教育蓝图的基础与背景,而传统乡村文明被排斥于视野之外,这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传递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必须保持乡村教育的乡土性,走城市教育与乡村教育"和而不同"的和谐发展道路。为此,应引导农民正确认知自身价值和乡村社会,正确地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从而树立起乡村社会的文化自信。鉴于此,必须充分挖掘乡村文化中的教育资源,构建以乡村教师为主导的乡村文化教育空间,培养人格健全的乡村青少年。     

中国自然主义教育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以“无为”、“行不言之教”等卓越理念确立了中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萌芽,在随后较长的儒、释、道教育思想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从魏晋玄学家到唐宋禅宗佛学、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再到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家王守仁、戴震,最后到近现代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隐约都可以看到承袭的关系。梳理中国自然主义教育的思想脉络对解决教育的时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林徽因小说中的现代性解读

林徽因是在中西方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她具有两种文化身份和广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她的小说表现出较强的现代性意识。林徽因小说“世俗现代性”表现在对社会现代化、理性化的向往,对自由幸福人生的不懈追求。其“审美现代性”表现在对思想启蒙的怀疑;对现代社会的怀疑和批判;对淳朴乡村生活的向往;反对文学意识形态化,追求文学诚实地表现自我、表现人性。     

言说与不可言说——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精神的话语流变

中国 2 0世纪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发轫于 1 898年的维新运动 ,此后经历了三大发展时期 :启蒙精神的激荡与确立———“五四”新文化运动 ;启蒙精神的重构与缺失———“普罗文学”兴起至“文革”终结 ;启蒙精神的复兴与反思———新时期至 2 0世纪末。启蒙精神裹挟着文学话语的强大力量 ,以背离传统的批判立场 ,实现了与西方启蒙理念的对接 ,铭刻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时代印记 ,对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