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译活动中的绝对忠实到创造性叛逆

本文从分析传统译论对于忠实的理想化观点出发，从译者的主体性和译入语文化接受的角度，阐释了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翻译“创造性叛逆”：一种深度忠实

传统翻译忠实标准强调理想化的忠实而轻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认为创造性叛逆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忠实和创造性叛逆是对立的。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忠实于翻译主体（即作者、译者和读者）,忠实于文化交流和传播,忠实于翻译自身的发展,从而得出结论：创造性叛逆不仅不是对忠实标准的背叛,反而是深度的忠实。     

文学翻译：“叛逆”中求“忠实”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现象一直困扰着译者,两者常被认为是僵硬的二元对立,不．可得兼。实际上,在“忠实”标准指导下适度“叛逆”往往是实现“忠实”的好方法,即：我们可以在“叛逆”中求得“忠实”。     

忠实与叛逆的辩证统一——论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

翻译的忠实可分为源语文本派忠实、源语语境派忠实和译者认知派忠实。文章揭示了这三种忠实其实都只是忠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对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应有不同的理解。三种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以及翻译中忠实和叛逆的辩证统一,或许才能还忠实以本来的面目。     

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忠实”而忽略了“创造”与“叛逆”，强调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而忽略了文化层面上的转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成为研究对象。文章试图通过对“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阐释，证明“创造性叛逆”的不可避免性和文学价值。     

女权主义在翻译文学中的创造性叛逆

女权主义在文学翻译作品中表现为倾向性明显的创造性叛逆。对有悖于女权主义宗旨的原作,改革派女权主义译者主张在翻译处理中通过措词选择做不同程度的修正,而激进派则力主“重写”。在翻译实践中,女权主义的创造性叛逆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三种途径得以完成。这种创造性叛逆现作为特殊语境下的文化现象,特别是其“同性作品由同性翻译”的观点,是值得翻译界深思的。在我国,这种理念并未波及到翻译界,女性译者认同文学翻译的总体原则,但在具体过程仍不自觉地显示出了女性特征。     

翻译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创造性叛逆

介绍了女权主义翻译与研究的背景以及女权主义翻译者的主张，指出加强对女权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及创造性叛逆的实践入手，分析了女权主义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向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女权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西方女性对女权意识挑战的产物，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在东西方翻译史上曾被视为金规玉律,然而只要我们仔细观察,误读普遍存在于翻译中。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误读的客观存在性,尤其对于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更不能简单地加以指责。本文试图对误读中的创造性叛逆加以阐述。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从译者角度谈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方面担任原作读者;另一方面担任译本的创造者的角色。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在翻译时必定会受到其语言功底、价值观、翻译观等的影响,从而引起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创造性叛逆不能背离原作的精神风貌,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而应以译作与原作效果对等为前提,使译作神似于原作。     

意识形态和创造性叛逆对翻译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定义及其与翻译的关系、创造性叛逆与翻译的关系,并且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两方面阐述对创造性叛逆的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政治宗教促使的创造性叛逆、文化差异导致的创造性叛逆、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原文的解读引起的创造性叛逆.但这种影响是相对的,译者有可能克服这种影响.     

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及创造性叛逆

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是一个日益引起关注的问题。本文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了文化意象失落的原因。对难以避免的文化意象的遗失,笔者尝试用创造性叛逆的翻译理念来指导翻译。     

论文学翻译中“信”度之失缺

“信”的问题是中西翻译理论所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在当今盛行多元理论的同时,不应丢弃这一传统译论。本文以“信”的翻译原则出发,探讨文学翻译在遣词和风格方面的“信”度失缺,旨在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并能以“信”的角度进一步审视译作,从而规范文学翻译市场,提高译文的质量。     

试析《哀希腊》前期译本中的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翻译者在特定的历史视域中,从自身前理解出发,与本文进行对话所产生的对本文作者原意的背离。梁启超、马君武和苏曼殊分别以不同的前理解参与了同拜伦《哀希腊》的对话,在翻译中,他们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导致了各异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的"忠实"与"创造"

从“忠实”与“创造”,“翻译即叛逆”所引发的翻译悖论切入,以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为依据,以意义翻译和文体翻译为参照,对比分析了《浮躁》与其英译本Turbulence中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与主体文化密不可分的地域风俗、方言、习语、土语的“忠实”与“创造”性翻译,论证了“既要创造又要忠实”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效度,揭示了“叛逆”即“创造”性“忠实”的旨意。     

翻译“信”度与语义的文化观照

翻译过程中的语义解析不能拘泥于字词之"信",必须观照超语言的文化元素,以实现对"信"度的准确把握。语义的内涵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搭配层面等都与源语或目的语国家的民族心理、思维习惯、历史典故、时代背景等文化因素紧密相关,只有将这些文化元素纳入语义解析的范畴,才能确保真正"信"于源语的翻译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