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     

《管子·轻重》“穀”的经济意义

《管子》一书,旨在经济立国。《牧民》篇开首就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轻重甲》更明白:“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管子的经济思想与孔孟的伦理规范,法家的法权主义,道家的无为而治,都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在当代也值得批判借鉴。     

无身即贵身与无身以为天下——《老子》第十三章通诠

“身”是贯串《老子》第十三章的一个关键字。章首的两个命题应句读为“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后一命题是以“身”之为祸患来例证“贵”之为祸患。紧接着，老子转出无身即贵身的思想。无身之“身”特指贪欲，贵身之“身”则指生命。从群己关系看，贪欲的扩张（此即“有身”），结果是人我两损；只有少私寡欲（此即“无身”），才能人我两利。易言之，无身始能绝患，绝患便是贵身。章末，老子又开显出无身以为天下的境界，作为执政的准入门槛。他认为，人君若能把“为身”看得比“为天下”还重，就不会把天下当成满足自身贪欲的工具，这样才会乐意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公共事务中来。此时，天下皆蒙其利而不受其害，如此方可托之以天下。这种道家式的内圣外王思想非常可贵，且颇具现代意蕴。理顺这些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打消老子究竟主张无身还是贵身、为身还是为天下、利他还是利己等疑惑，并理解老子的辩证智慧与公共关怀，从而避免一些误解和歪曲。     

《逍遥游》旨意絜解

<正> 《庄子》一书之难读,世所公认。难读的原因,一是庄子有意识地把哲学思想形象化,即所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因而使读者一接触其文字,尤如繁花满眼,往往“得象而忘言”,难以“寻象以观意”(王弼《周易略例》),终于不见路径,无法登堂入室,洞见其思想之深奥。二是庄子思想体系本身     

“通变”卮言

从《周易·系辞》到《文心雕龙》,相同的是“通变”这一范畴本身的构成要素和层次关系,不同的则是由哲学而文学的施用之转,进至由文学理论而文学批评的点面之合.就其中之“面”言,在于《文心》全书之于齐梁前文学变迁的论述当中.就其中之“点”言,则是以“通变”之“变”为核心的“一体”和以“变且通”和“通其变”为隐、显的“两翼”;复次合之为“一体”,新的“两翼”便是“通变的创作论”和“通变的文学史观”.侧重虽不尽相同,核心却只有一个,即“能通之变”的最终落实.     

佛教净土信仰新诠

道生法师著《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以阐明“法身无色”“佛无净土”。非但诸佛无净土,即使“随于所化,取彼之国”,也有“造、致”之别,而非自造。僧肇大师谓之“如来所修净土以无方为体……本其无方,佛土之真也”。吉藏大师则言“土以不土为体,要由不土,方得有土。即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也”“佛开三身,以身例土,而有三土”“法身栖中道第一义土”。佛无净土,即佛土外无土,心外无别法。以依正不二故,不仅有情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乃至草木,亦有佛性。一切众生成佛时,一切草木亦皆成佛。     

《管子》的人生价值观

《管子》的人生价值观邱文山在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管子》第一个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以下所引，只注篇名）这一思想的提出，使《管子》成为春秋战国时代人本主义思潮的思想先驱。《管子》的人本主义思想，集中体...     

论《管子》"三匡"命名分篇之义

本文认为《管子》“三匡”的命名分篇与简制长短无关 ,而有其内在意义。“三匡”之匡来源于对桓管功业“一匡天下”的评论 ,辅相、匡救等义只得其一偏。而“三匡”大、中、小的区分与《逸周书·文匡解》中的提法完全符合 ,不仅是“借用名词”而已。“三匡”是各自以正天下、正国、正民为中心 ,而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一组文章。     

《书经》中的建筑问题

《书经》亦称《尚书》,简称《书》,“六经”之一。唐经学家孔颖达疏曰:圣贤闹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后人见其久远,自于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这个“上代”是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挂,造书契,以代结绳之     

孔子正名论的逻辑思想

正名的思想,在中国逻辑史上发生得最早。《尚书》所谓“取类正名”,《吕刑》所谓“正名百物”,还只是一般地讲到了名实关系。管子生活的年代虽早于孔子,《管子》的《枢言》等篇中,虽也有着“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故先王贵名”等有关“正名治国”的思想,但今存《管子》一书实为后人所假讬,未足尽信;而且它也只是一般地讲到了正名的意义,也还只是一般的“正名实”之说。比较可靠而又比较系统地对正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紧紧围绕管子与国学这个主题,针对《管子》在国学中的地位、《管子》的礼、法思想、《管子》的孝文化、《管子》有关边疆、资源与环境等的思想、《管子》有关珍惜人力并重视人才的思想等展开论述和研讨。     

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诠释与编校

自汉武帝实行儒术独尊政策至东汉末年三百年的时间里,《管子》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间,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探讨,如《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的思想指向、文辞特征等,在整个《管子》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刘向对《管子》的编校更是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管子》散篇传播时代的结束和其定本传播时代的开始。由于司马迁是在为管仲作的列传中提及《管子》而非专论,刘向写的《管子叙录》又有交待未清之处,因而留给后世学者许多难解的疑团。     

管子与韩非人性论之比较

管子、韩非的人性论都是其著书立说的前提基础。管、韩同属法家,其人性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经验主义人性论的代表,都是为其政治立说而服务的。管、韩在法家内部分属不同派别,其人性论也存在着相异点：首先在对待儒家式道德态度上,管子采取的是包容性态度,把道德也看作人性所趋之＂利＂,而韩非则采取的是拒斥道德之术的反儒立场,把人性所趋之＂利＂仅限定为纯粹的外在之功利;其次二者人性论所服务的执政者类型以及治国理念也存在着相异之处。总体上看,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韩非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和实用性。     

房玄龄还是尹知章注释了《管子》

《管子注》或以为是房玄龄作,或以为尹知章作,历代都有争议。事实上,《管子注》为尹知章所作。《崇文总目》最早著录尹知章注释《管子》,《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尹知章传》也有记载;尹知章注释的《孝经》、《老子》、《庄子》、《韩子》、《鬼谷子》等先秦古籍与《管子》的思想和内容相关,这是尹知章注《管子》的必要条件;南宋绍兴年间科举取士,从《管子》及注疏内出题,《管子注》盛行,书商为了提高书籍的销售量,将尹注《管子》改为位高名重的初唐良相临淄人房玄龄。     

《管子》名学思想新议——从语词符号角度

《管子》的"名"并不是传统所理解的"概念",而是一种用以标记、指称事物的名称符号。在《管子》中包含了较丰富的语词符号思想,它具体探讨了"名"的生成及其作用、语词符号与指称对象的关系以及规范这种关系的意义等问题。《管子》的语词符号思想,对于当今的符号学理论研究,仍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银雀山《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互证

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多从中考查汉简反映的战国时齐国土地制度、粮食产量、法律制度,亦有从词语角度进行研究者。《十三篇》中《王兵》篇的内容分别见于《管子》中《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以《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作比对,考察《管子》版本的流变和乾嘉以来学者研究《管子》的成就,可以发现汉简《王兵》可以校正《管子》版本流传中的讹误,《管子》传世本亦可以帮助银雀山汉简的释读。     

《管子》对《傅子》的影响

魏晋之际思想家傅玄平生好学,博涉《管子》等先秦诸子的学说,以丰富自己的思想。所著《傅子》深受《管子》的影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文辞表述上都能找到《管子》的痕迹。     

《管子》富国思想初探

《管子》并非一时一人之作,最初是假托管仲之作,后人又不断增补。其内容驳杂,大部分是论述商品货币关系。本文主要从发展农业生产、重视工商业等方面探讨《管子》的富国之道。     

《管子》论"本"

学术界在讨论中国传统思想中＂以人为本＂、＂民本思想＂等观念的历史渊源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先秦典籍《管子》。经过对《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进行解读、归纳,发现《管子》中对＂本＂的不同表达,如＂某某之本＂、＂以某为本＂、＂操本＂、＂务本＂等,在其含义和内容方面是很有区别的。纵观《管子》中涉及＂本＂的论述,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以农为重、不排斥全面的经济调控;以治为核、不忽视王霸的思想引导;以君为要、不错过点滴的制君良机;以人为本、不限于功利的耕战之资的社会思想。     

论《管子》中黄老学说在西汉文景时期的实践

汉初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在文景时期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帝四经》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当时黄老思想流行，且统治者实施黄老政策的文本依据很可能就是以《黄帝四经》为代表的一批黄老学著作。本文以《管子》为个案，依次从曹参治理齐地与《管子》黄老，《黄帝四经》与《管子》黄老，曹参、陈平为政实践与《管子》黄老等三个方面，论述汉初文景时期对《管子》中黄老思想的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