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视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最为重要和最为宏观的理论,邓小平理论中由国家宏观调控的思想推展到政府职能的转换,表明政治体系中政府机构的规范与执行能力的改善和提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党中央已经意识到新兴利益群体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需要表达的途径以及实现的组织依托;科学发展观是迄今为止提出的最具时代气息、具有与时俱进特点的纲领性指导文件。     

当前社会利益群体分化的道德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群体分化组合是一种客观现象.从政治道德的视角看,社会利益群体的合理分化将加快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社会利益群体的过度分化则会削弱中共执政的道德基础,挫伤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道德动力,危及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与社会和谐.     

政治逻辑及演化趋势:中国场域的实践

在群体活动是人类活动的常态情景下,拥有或行使权力是满足需求的重要途径。相比其他权力形态,政治权力拥有无法比拟的资源配置能力。因此,参与政治过程,掌握或行使政治权力,主导或影响利益分配,是人们实现需求满足的基本路径。如何促进利益增长和分配利益构成了政治关系的基本内容,政治的内在逻辑则可概括为利益增量与利益分配。在政治内生逻辑作用下,中国场域的政治实践就逐步演化为这样一种趋势: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自治化。     

当代政治发展视野中的利益群体分析

体制改革中 ,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化、组合 ,利益群体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对当代政治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一方面 ,利益群体的成长、成熟及其对政治过程的有效参与有力地促进了政治发展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和实现程度 ;另一方面 ,利益群体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非正常现象和行为也有可能诱发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造成社会对国家政权合法性认同的流失 ,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因此 ,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应积极构建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利益群体的整合协调机制和利益制衡原则 ,并辅之以行政和道德的手段 ,以促进利益群体在政治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良性发展。     

利益群体显性化:利益表达和均衡的有效机制--多元利益集团是和谐社会的"内生"变量之一

在中国社会转轨时期,在利益格局分化条件下,多元利益集团的缺位是不同利益群体利益表述失衡和利益格局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构建多元利益集团,尤其是构建弱势群体的利益集团是实现利益表达均衡和利益格局均衡的有效社会和政治机制之一.在当代中国,利益集团作为和谐社会的内生变量之一,有其存在、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集团的出现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最突出、最核心的变化就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中国走向一个利益多元化的时期,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的现象。本文从政治权威结构、政治参与和政治结构的分化三个方面探讨了利益单元个体化和利益集团的出现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分析了政治制度对利益集团活动和组织模式的影响,指出与多元主义结构下的“竞争模式”和法团主义结构下的“利益调解”模式不同,中国的利益集团将形成特殊的结构和模式。     

社会利益群体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一、社会利益群体是推动政治建设的社会力量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政治建设从来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和社会力量的推动下产生的一种利益要求。在我国现阶段,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已构成的利益关系既包括纵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利益关系,又包括横向的具体和特殊利益差别的利益关系。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治建设和政治整合面临的任务是满足社会结构大幅度变动导致的利益分化,有效地综合社会利益群体的各种利益要求,协调各种政治关系以保持动态的政治稳定,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显然,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也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原动力。因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现论到实践绝不能忽视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绝不能不注意调整利益关系,更不能否认利益差别与矛盾,而应正确地协调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利益,反对片面强调利益拉平。     

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我国"无直接利益冲突"化解的启示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克服社会动荡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造成社会失序的根源不是贫困和落后,而是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利益群体政治参与需求的扩大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失衡,这也是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频繁发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必须给不同利益群体提供广泛的合理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以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亨廷顿政治参与理论对化解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借鉴意义在于通过强化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保障群众有效利益表达、完善听证制度,确保群众源头参与以遏制民生矛盾、扩展基层政治参与途径以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培育新型政治文化,切实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利益的分化,在农民阶层中又出现了一个年轻的新群体,即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较在政治参与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在政治关系中,他们有自身的利益需求和利益诉求,但现实的社会客观条件与这种需要、诉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政治参与的障碍;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完善政治参与制度,找到新途径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理性思考的现实问题。     

试论当代中国政治整合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下的利益分化和阶层分化带来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引起阶层间和群体间的冲突和矛盾,如何通过政治整合机制协调社会各群体和各阶层间的矛盾与冲突,是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然而,当前我国政治整合机制呈现出政府间过度竞争、政治整合方式缺乏与时俱进、政治整合路径互动性不足、政治整合机制缺乏对道德建设的投入以及政治整合与政治分化发展不均衡等局限性,阻碍政治整合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优势。针对以上不足,当前党和政府应在提升政府行政行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探索政治整合资源与途径、加快政治参与机制建设、构建新型文化道德体系以及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等方面提高政治整合机制的运转效率,推动我国政治发展。     

共容利益狭隘化:破解国家荣衰兴亡周期律的一种新解释

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两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作为"经济人"而存在的。一般性利益集团往往关注的只是它们自身的狭隘利益,甚至为了自身的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的公共利益。相比较而言,现代政党等典型代表性利益集团更具有共容利益,它们会更加关注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一般而言,执政集团在位初期更具有共容利益,但其共容利益往往会随着统治时间的延长而流失。当执政利益集团排除了共容利益,完全蜕化为自利的狭隘利益集团时,其政治合法性也就完全失去了,政权往往会被新的更具有共容利益的典型性代表集团所取代。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和国家荣衰,都可以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现代社会,理性的执政集团往往会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限制分利集团、打造公共领域、增强公民能力等一些彰显公共理性的路径,以有效应对执政集团共容利益的狭隘化问题;并以不断增强执政集团的共容利益为基础,促进整个社会利益集团在寻求自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彰显共容利益,走向公共理性,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的理性思考

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对全党自身提出的新要求.党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应有之义,社会和谐是党内和谐的外在反映和制约因素,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必须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及运行机制,规范党内生活,增强党的利益整合功能,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从严治党和培育以崇尚和谐为主要特征的党内文化.     

转型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新特点、理念及机制

正确认知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新特点,是调适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利益关系表现出一致性、多元性、复杂性、矛盾性、发展性的特征。应对社会利益关系所表现出的多维特征,必须树立务实、全面、统筹、多元的协调观。同时还要建立多重机制,即广泛的利益认同机制,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适用的诉求表达机制,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完备的矛盾调处机制,以及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通过多重机制的合力,来调适转型期我国的社会利益关系。     

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基于利益集团的分析视角

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结构建构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动舞台。传统的公共政策主体主要由体制内的"决策核心圈"组成:中共、人大和政府,这种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近来出现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壮大并介入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公共政策模式逐步由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向官僚主导、利益集团参与的"复合决策圈模式"转变,《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就体现了中国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这种最新变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彰显新的治国方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执政能力转型和实施新的治国方略的重要体现,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它体现了人类共同的美好向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把握,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理想的承接、发展和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思想的丰富与完善,同时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注重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     

党的十六大以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代化大众化的探索与启示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主要贡献是：重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到新境界;提出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国民经济驶入又好又快发展的良性轨道;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其启示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必须坚持提高主体素质,必须坚持创新体制机制。     

转型期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

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过程之中,转型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和谐 的社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了我国战略 机遇期的社会主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内容。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剖 析了中国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和着力点。     

浅议当前我国立法需要完成的几个任务

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基本形成,但针对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立法需要承担起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任,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相互促进。所以,在立法时应实现对社会各种利益进行确认、保护与分配的任务,平衡不同的利益冲突,加大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以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逐步从"总体性社会"转向"个体化社会"。以往的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往往是大多数人的权益,但随着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传统的社会政策遭遇了许多挑战,必须增强社会政策的包容性,以关注更多的个体或少数群体。在社会政策包容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努力关注更多不同群体的权益,重视底层群体及弱势群体的赋权,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     

自由的现实存在的反思——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评析

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及其途径问题是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近代社会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社会生活所内含的伦理原则及其意义是黑格尔社会批判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对不同伦理原则意义的分析使黑格尔得出国家对社会的超越性、优先性、制约性的逻辑结论。超越契约论解读模式,致力于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统一问题的研究,是黑格尔留给当代人类社会的可贵哲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