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质量

为改变知识产权发展“大而不强”的局面,我国从2012年开始逐步实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并不断扩大示范范围。本文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我国2006—2018年26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持续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的改变以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力度的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三线及以上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促进作用更大。本文为我国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深入实施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江苏城市化空间：城市与小城镇的决定因素比较

江苏1978-201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不同因素对以小城镇以及以城市作为空间载体的城市化进程影响不同。其中,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等政府因素是城镇人口比率增长的主要解释变量,而产业结构等市场因素则是城市人口比率上升的主要动力;户籍制度对两种类型的城市化水平均有影响,但效果不明显,FDI则对江苏城市化有抑制效应;外贸对两种类型空间载体的城市化作用方向相反。因此,江苏实现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需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同时,发挥政府对城市化进程能动性干预,双管齐下、优势互补,促进城市化空间结构进行优化,推动城市化向更高阶段演进。     

政府间财政支出竞争的人口流动效应分析

特别是随着地方政府独立经济地位的加强,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财政支出手段,吸引外来投资和优秀人才,一旦这些行为被其他同级地方政府之间攀比和效仿,势必演化为政府间财政支出的公开竞争行为,这些行为将对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方向产生引导和制约作用。因此,文章将通过地方政府这种财政支出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人口流动的规律。     

新型城市化战略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的测度与实证

文章以“新型城市化”为切入点,从“政策评估”的角度,采用双重倍差法测算新型城市化战略实施对地方政府规模的膨胀效应.分别用政府支出规模和政府人员规模作为政府规模的衡量指标,以我国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结果表明:新型城市化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展,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与东部地区相比,对中西部地区政府规模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且经稳定性检验表明,新型城市化战略的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是稳健的.     

省级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对省级政府2007-2015年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算,并着重考察了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地区经济水平等因素对省级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省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整体改善明显,区域间地方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差异逐渐减小,但部分省份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仍然偏低;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对省级政府环境保护财政支出效率具有显著负效应,而人口规模和地区经济水平对支出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     

我国城市规模发展水平分析与比较研究

城市规模发展是城市化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最早在古希腊时的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开始注意并研究了城市规模的发展问题。 2 0世纪以来 ,由于世界城市化发展迅速 ,不仅城市数量在急剧增加 ,城市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于是城市规模发展水平问题的研究就被日益重视起来。在我国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 ,城市规模发展水平问题的研究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城市发展规模究竟多大为适度 ,命理水平应该如何 ,它与城市规模效率、城市规模分布、城市可续发展能力等有着密切关系。为此 ,本文将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以便为我国制定城市发展政策 ,探讨城市发展规模…     

政府数字治理、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

文章基于2017—2020年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效果、作用机理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营商环境与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数字治理可以通过营商环境的间接作用对城市创新产生正向影响;考虑空间效应后,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却不显著,表明目前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新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     

工业化与城市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影响路径差异的研究

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以2014年全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为样本,就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模式均有显著差异.工业化对空气质量具有直接影响,影响模式为正向线性;城市化对空气质量具有间接影响,其中,人口比重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为负向线性,人口密度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人口密度影响拐点的置信区间为(363,1232)人/平方千米,2014年,有64个城市在此区间内,需要决策者重点关注.本文的创新在于首次将SEM引入空气质量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在实证分析中揭示出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的不同路径与模式;并提出,城市化率的提高和第二产业比重的降低均有助于空气质量的改善,从改善空气质量的角度,应将集中型城市化作为我国城市化的基本路径.     

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的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08年广东省21个、珠三角9个、非珠三角12个、广深珠3个城市市区的平行数据,计量分析了集聚经济与城市规模、资本、失业率、城市发展程度等的关系。结果显示,不论城市发展程度城市规模对城市集聚经济都有显著正影响;而资本对集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珠三角城市;失业率与集聚经济有负向关系;城市发展程度对集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珠三角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大力发展知识性服务业都是正确选择。     

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城市融合可以细分为融入、接纳与和洽三个层次,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测度发现,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表现为单向融入层次。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巨大差距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融合的根本性障碍,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未能得到实证检验。实地调研结果显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然不高,但政府实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计划在城市融合中表现出了积极作用,将是政府积极干预城市化融合的有力抓手。     

经济开放与地方财政支出

 本文在经典的中位选民需求函数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地方财政支出决定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开放的地方财政支出效应是多维和复杂的,经济开放引起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扩大使地方支农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增加,贸易开放使地方文化和公检法司支出增加,支持了经济开放的补偿假说;同时,投资开放引起行政管理支出和财政补贴支出减少,贸易开放度的提升促进了地方财政基础设施、科教等支出的增加,并减少社会福利支出,又支持效率假说。经济开放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扭曲的矫正和强化效应并存,我国应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积极创造使经济开放的积极效应最大化、消极效应最小化的制度条件。     

产业结构、空间结构与城镇化效率

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由以城镇化率增长为主的传统城镇化迈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型城镇化,而城镇化效率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综合指标。本文从产业和空间两个维度构建了我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对城镇化效率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与产业间结构的服务化调整相比,产业内各行业生产率增长才是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主要来源,并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在省域空间范围内,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更有利于城镇化效率改善,但这一影响效应伴随着城镇化率提高和城市规模扩大而变弱。本文蕴含的重要政策启示是,当前我国应将城镇化效率纳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考量目标,并以生产率增长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方向,尤其是在城镇化程度和城市规模均不高的情况下,慎重采用服务业对工业的“腾龙换鸟”或“退二进三”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中国的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

 当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正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导致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足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政府增加财政支出是否能有效引导农民收入增长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呢？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系统广义矩(system-GMM)估计方法的研究表明,这取决于地方政府在追求本地GDP高速增长的政绩最大化条件下,利用自身财政自主权所选择的不同支出结构——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即使财政投入总量增加了,城乡收入差距也未必会缩小,只有倾向于农业投入以及科教文卫支出增加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才能有效减轻城乡收入差距。     

人口老龄化与代际财政不平等——基于代际账户核算法的模拟分析

本文采用代际账户核算方法,模拟测算了中国“现存代”和“未来代”的净税收负担值,探讨人口老龄化与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关系。结果显示：如果保持当前财税制度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变,未来代的净税收负担要明显高于现存代,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代际财政不平等问题,而且未来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越快,代际财政不平等程度就越高;但是,老龄化与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关系还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折现率的变化,折现率越低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越高,将会缓解老龄化对代际财政不平等的冲击。据此本文认为,应逐步放开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改善老龄化背景下的代际财政失衡状况。     

经济集聚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的征税策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1999—2008年中国280个城市的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三维经济集聚指标体系,本文度量了我国地方经济的集聚特征;分别采用均值回归和分位数回归面板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地方政府对工业企业的征税策略以及企业实际税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集聚形态和规模差别较大;②地方政府依据不同的经济集聚特点采取差异化的征税策略,其税收竞争是政策引导下政府与企业的智慧博弈,而非“逐底竞争”;③东部地区企业实际税负与劳均资本、资本流动性的关系有别于中西部地区;④企业性质结构、企业规模和城市基建水平均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显著。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观福利效应考察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人口流动已然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社会现象,由此衍生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福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设计主观福利测度指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省级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考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对流动个体自身和城镇本地居民的主观福利影响。研究表明:①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个体收入获得感显著提升,但其幸福感与流动之前并无明显变化,且增加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存在“福利博弈”;②城镇本地居民因流动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劳动职业分工,收入获得感较以前增强,但社交信任安全感稍有下降;流动规模与城镇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呈现正U 型状态,其影响由负转正的拐点为40.50%左右。结果表明,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逐渐提升,城镇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平衡和谐共存局面也会最终达成。     

陕西省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全国各地重视城镇化战略和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揭示城镇化的地区特色和现阶段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陕西省的具体情况和必要的实地调查,运用SPSSl9．0和Eviews6．0软件对陕西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元统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仍处于工业化主导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开始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明显是促进乡村人VI向城镇转移的主要动力;制度因素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尚不明显,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政府支出结构、分权通道与居民消费

在连续时间模型基础上考虑将经济建设类支出、社会性支出以及一般性支出嵌入到内生增长模型中,研究政府支出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为了验证理论结果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利用中国2001—2013年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考察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建设类支出、社会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入效应;一般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同时,在此基础上引进财政分权变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通过分权通道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结果发现透过分权通道,社会性支出的作用被增强,而经济建设类支出和一般性支出的作用被削弱。     

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机制及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中央转移支付如何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进而影响民生福祉。通过构建一种基于幸福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使用1997-2013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的空间面板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出长期存在增量预算特征;2007-2013年期间社会保障支出领域存在显著的粘蝇纸效应;地方财政对基本建设支出在1997-2006年期间存在显著的攀比之风,社会消费惯性则对2007年之后的社会保障支出存在正向激励;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机制受空间因素影响较大,且在1997-2006年期间部分财政支出类型受非本省域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反而更强,但在2007年之后所有类型的财政支出普遍受到本省域的影响更为显著。     

中国省域信贷风险判别分析

现阶段，商业银行信贷仍是我国社会资金配置的主要方式。出于盈利和风险考虑，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天然具有顺周期特征。为实现稳增长目标，政府更倾向于逆周期调节。受到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影响，省级地方政府会采取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干预省域资金配置。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因此，省域信贷风险判别是一个动态过程，需在经济周期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整体考虑。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建立了2008年以来省域信贷风险识别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地方财政支出收入比与不良贷款率存在正向影响关系，资本回报率与不良贷款率存在负向影响关系，且地方财政支出收入比对不良贷款率的影响程度更大；第二，依据分类准则，属于信贷高风险的省域分别是：河南，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第三，在地方财政支出收入比、资本回报率的显著作用影响下，我国各省域不良贷款率呈现U型变化，不良贷款率阈值为1.49%，即当不良贷款率大于1.49%时，省域贷款风险较高；第四，当我国资本回报率处于企稳阶段，不良贷款率处于低于阈值的谷底阶段，且省域间风险差异性较小。当我国资本回报率处于下行阶段时，不良贷款率上升至阈值线以上，且省域间风险差异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