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运用组群工资差异分解技术,研究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在雇主和雇员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发现性别收入差异在雇员内部比雇主内部更明显,表现出—定的异质性,但是在两个群体中特征效应的贡献都较小,系数效应是导致性别收入差异的主因.     

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1980-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逐步回归法对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倒U型”规律,但该规律并不能解释1980-2013年间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在剔除所有影响因素情况下,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符合“倒U型”规律;使新疆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偏离“倒U型”规律的主要原因是超前城市化与对口援疆政策.此外,经济增长有助于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拐点的提前到来;但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地弥合新疆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必须制定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才能进一步缩小新疆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双重视角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为“倒U”型；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种作用效果却恰好相反；门槛效应显示，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存在不同效果的门槛效应。     

中国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拐点测度——基于东、中、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地区差异,结果发现城镇化的推进使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规律,拐点出现在城镇化率为46.07%的时候,约在2009年出现。同时,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平衡性,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显著呈"倒U型",不过其拐点与全国相比出现在更早的时期和城镇化水平更高的位置;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倒U型"影响并不显著,中部地区显著处于城镇化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阶段,其"倒U型"拐点尚未出现,而西部地区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的更晚。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200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进行了微观层面的检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充分考虑回归结果稳健性的问题后发现，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微观层面上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的增收效应要大于城市居民。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都可以显著地调节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型关系。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收入差距分析

文章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经济转型、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的关系.基于广义加性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分权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确定,市场化整体拉大了收入差距,国际化缩小了收入差距.就整体上看,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表现出不规则的倒U型,而经济转型拉大了中国的收入差距.在统计上,广义加性模型优于参数模型.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在以绝对收入假说为基础的消费函数分析中发现,消费倾向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通过构造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为此,要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需要消费政策与收入政策协同并进。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仍然争论不休。作者引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变量对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进行检验。用2006年的“全国城乡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Ologit回归中采取解释变量梯次引入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变化、收入公平、社会阶层认同状况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影响,且这种影响有显著地城乡差异,收入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结论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中国大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状况和程度显著不同。增加居民收入并提高收入的公平性,改善公共卫生医疗和城乡居民社会管理参与状况,对增强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休闲模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用机制及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2019—2020年）》中2019年的微观数据为样本，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实证分析了老年人休闲时间配置模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的休闲时间配置模式可以分为一般休闲型、自我休闲型、家庭友好型和运动时尚型4种类型。其中，运动时尚型和自我休闲型休闲模式可以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家庭友好型和一般休闲型休闲模式并未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在克服了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运动时尚型休闲模式可以促进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进而促进个体主观幸福感提升。此外，还对不同性别、居住地、收入与婚姻状态的群体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观福利效应考察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人口流动已然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社会现象,由此衍生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福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设计主观福利测度指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省级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考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对流动个体自身和城镇本地居民的主观福利影响。研究表明:①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个体收入获得感显著提升,但其幸福感与流动之前并无明显变化,且增加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存在“福利博弈”;②城镇本地居民因流动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劳动职业分工,收入获得感较以前增强,但社交信任安全感稍有下降;流动规模与城镇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呈现正U 型状态,其影响由负转正的拐点为40.50%左右。结果表明,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逐渐提升,城镇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平衡和谐共存局面也会最终达成。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Evolution and decomposition of income inequality in Italy, 1991–2004

The aggregate measures of inequality do not display any significant trend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equivalent income among the Italian households in the early 2000s. Yet some sizeable shifts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eem to suggest that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groups of households have changed on the income scale. Through a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f Gini index by income source we find that in the more recent years the income from self-employment is the main disequalizing factor. The decomposition by social groups provides the evidence that it is the group of self-employed and managers who have gained more ground on the income scale. This work has been debated by the three Authors under the coordination of Claudio Quintano. Rosalia Castellano has written Sect. 1, while Andrea Regoli has written Sects. 2 to 6.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借助2003年全国31个省区截面数据从静态角度实证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显示二元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对1978-2007年二元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增长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刺激作用会增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问题,关键在于及早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农村居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处理效应的异质性估计

在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下,土地经营权流转能否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缩小收入差距是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使用全国25省(自治区、直辖市)180个村的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收入增长和收入差距两个层面,分析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土地经营 权流转(包括土地转入和土地转出)在平均意义上显著促进了农户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土地经营权流转对农户人均收入的影响效应随收入分位点的提高而上升,这说明土地经营权流转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模型,放弃过多观测特征后估计发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对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尤其是土地转入的影响效应在中位数及以下分位点上均不显著。这是由于低收入农户受到自身资金条件和 土地流转成本的约束,难以通过土地流转优化家庭资源配置来实现收益最大化目标。应采取规范农村土地市场秩序、降低土地流转成本等措施,以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带动农民收入均衡增长的作用。     

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暗含着“同质”假设,即随着经济的增长,各个国家和地区经历着相似的环境影响轨迹。本文在质疑该“同质”假设的前提下,对中国31个省份进行整体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多种表现形态,这主要取决于地区和污染指标的选取,具体会呈现单调递减、“U”型、倒“U”型、“N”型和倒“N”型五种关系;（2）不同组别的当前经济水平会给不同污染物带来不同的内生性影响。相对而言,我国在SO2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高工业化高收入组、高工业化低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固体废弃物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在废水减排上的难度主要存在于低工业化高收入组和低工业化低收入组。因此,政府应当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优化环境规制形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中国收入流动性再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1989-2006)数据,从不同角度测度了中国收入流动性,分析了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按不同收入阶层对收入流动性进行分解,最后考察了个体的教育特征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流动性都先上升后下降,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背景下,收入流动性降低加固了现有收入分层,形成“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收入流动性并未改善社会福利;低收入阶层对总体收入流动性贡献最大,但大都在中低收入阶层内部变动;同时,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不易向下流动,城市个体尤为显著。因此,在制定收入分配、教育政策时对低收入群体进行扶持,将有利于促进合理的收入流动进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多变量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研究了中国不同省份之间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农村金融排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省份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东部省份最显著且程度最高,在中西部并不明显;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加快商业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业合理竞争的金融手段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支持措施比金融手段更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