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评估——以湘江流域为例

开展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评估,能够研判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有效性,进而有效改善生态补偿机制。文章构建多层次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选取2015—2019年岳阳市、长沙市、湘潭市、株洲市、衡阳市与永州市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采用熵权法定量评价水源地生态补偿综合效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各效益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发现：（1）随着生态补偿政策的推进,2015—2018年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效益逐年上升,仅在2018—2019年略有下降,其中社会效益得分与经济效益得分均高于综合效益得分,而生态效益得分则低于综合效益得分。（2）长沙市综合效益得分最高,永州市次之,湘潭市与岳阳市最低,长沙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得分均处于较高水平。（3）2015—2019年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大致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态势。（4）生态补偿资金投入、政府企业与公众参与以及城市发展的合理规划是提升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综合效益的重要因素。     

农村金融生态质量的实证分析——以安徽为个案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金融支持。在农村金融竞争不充分,金融质量不高,存在农村金融资金大量外流的背景下,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成为新农村建设中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农村金融生态是将金融学和生态学有机结合,以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为研究农村金融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中部农业大省,对安徽省的农村金融生态作为个案分析和比较,能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的农村金融生态质量,进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的支持。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改善的支付意愿与受偿意愿的差异性分析——以榆林市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为例

支付意愿（WTP）与受偿意愿（WTA）是条件价值评估法（CVM）评估生态环境影响价值的两个测量尺度。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同一种环境物品的WTP与Ⅵ吓A之间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以榆林市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为例,运用CVM对煤炭矿区居民的WTP与WTA进行了研究,发现WTP与WTA之间的差异较大。通过对WTP与WTA之间差异的经济社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WTP与WTA之间的差异受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年龄及所在行政区域的影响较大。在中国煤炭矿区的CVM应用中,应以WTP作为首选,可以将WTA作为WTP的有效补充。     

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安徽为例

农业投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安徽为例,通过对各农业投资主体的投资现状和农民收入现状的动态分析,以及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相关分析,进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指出在各农业投资主体中,农户的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分别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农业支出和农业贷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民收入的几点建议。     

内陆腹地经济发展对港口物流量的影响——以青岛港为例

内陆腹地经济的发展与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港口腹地范围的划分对内陆腹地经济指标的计算将产生较大影响。运用引力模型法对青岛港的港口腹地范围进行划分,通过灰色关联分析论证划分后腹地GDP与青岛港货物吞吐量的相关性要高于山东省GDP与青岛港货物吞吐量的相关性,并分析青岛港物流量与腹地经济指标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腹地GDP的相关性最高;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与腹地进出口总额相关性最高。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影响——以天津为案例所进行的分析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历来是密切相关的三个问题。一般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及其所导致的收入增长会减少贫困，尤其是绝对贫困：相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收入分配的恶化却可能加重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本文以天津为案例，采用定量的方法集中分析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变化对我国农村贫困变动的影响。     

教育水平对农户就业行为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154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调查

利用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教育水平对中国农户就业行为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的教育水平对总收入有着显著的正作用,与农业收入呈负相关的关系,与非农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说明教育水平对农户收入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提高非农收入水平上。教育水平对农户农业就业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且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脱离农业就业而参与非农就业,而教育水平对农户的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农户非农就业具有重要意义。农户总收入在省际间存在显著差异,省际间的农业就业参与差异不明显,但省际间的非农业就业参与存在显著差异。     

房产政策对房价地价影响力度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房地产市场作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对人民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国家历年来都出台了许对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但这些政策没有起其抑制房价的作用,文章通过构建房价与地价影响因素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房地产市场政策环境因素对房价地价的影响力度,模型证实了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房价地价未产生预期的影响.     

农户秸秆处置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盐城市264个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作物秸秆是重要的生物质资源,具有不可忽略的经济价值,但随着农村生活水平和生产方式的变化,焚烧秸秆现象愈演愈烈。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秸秆处置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露天焚烧秸秆行为主要受户主是否村干部、家庭收入水平、种植规模、耕地离家远近、政府督察力度、秸秆还田补贴政策是否落实到位和附近有无秸秆收购点等因素共同决定;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农户秸秆处置方式选择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香港为例

文章通过利用经济增长模型,考察人口因素相对于资本、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并把人口因素按照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两个途径进行分解,力图揭示在香港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的数量变化、性别结构、年龄结构三方面对经济的影响。     

生态脆弱区产业结构变迁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以新疆为例

以生态脆弱的新疆为典型研究区域,选取1995-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疆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质量进行综合测度,然后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新疆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的动态影响。研究指出,＂九五＂以来,新疆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不高,生态环境综合质量稳中有升。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变化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产业结构变迁是影响总体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度化是优化环境质量的重要途径。     

基于绿当量的生态资产核算模式研究——以新疆为例

依据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基于“绿当量”的理念,以新疆为例,构建出省级区域的生态系统生态资产核算模式。把新疆自然生态系统划分为湿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四项,分别建立湿地、森林生态系统的生态资产核算指标体系并核算出其资产,再根据草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与森林生态系统的绿色当量的换算关系,可以求得草地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的生态资产,最后加总湿地、森林、草地、农田的生态资产,得到新疆的生态资产总价值。     

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家庭面板数据的分析

居民消费与家庭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本文基于2018年和2019年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微观家庭的平衡面板数据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结合我国人口未来变动趋势,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城镇化属性、受教育水平三个维度着手,就家庭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率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以及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有助于提高家庭平均消费率和消费收入弹性,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平均消费率具有负面效应,更为积极的生育政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本文建议持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优化生育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挖掘老年人口消费潜力,推动建设高水平国内消费市场。     

1992-2009年中国茶叶出口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品种及包装细分的纵向研究

茶叶是中国出口的重要农产品之一,而有关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出口茶叶的国际竞争力在不断下降。基于对茶叶品种的细分,运用出口单价、国际市场占有率、RCA指数测算了1992—2009年中国不同品种、不同包装茶叶的国际竞争力,并通过与其他茶叶出口大国进行对比,找出中国茶叶的主要优势。分析结果表明：大包装绿茶是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茶类,但这种优势在下降。大包装红茶竞争力最弱;1992—2009年间,影响中国茶叶出口竞争力变化的国际环境因素主要有加入WTO以及2007年的次贷危机,其中加入WTO的影响比较持久,次贷危机的影响较为短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