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经济的传导研究

文章选取中美两国1996～2011年的数据,采用SVAR模型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中国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传导渠道及作用效果。研究表明,传导渠道的重要性依次为: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中美贸易差额、国际商品价格、人民币汇率。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冲击使得美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高于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幅度,中国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高于美国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幅度。     

中美贸易统计数据差异在哪里?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货物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因两国在贸易统计数据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差异,时常引起双边贸易争端甚至贸易摩擦,影响着双边贸易的健康发展。对此,很值得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初步结果表明,中美贸易统计数据之所以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对转口贸易特别是中国从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商品贸易是否包括在两国双边贸易统计的不同而产生的。一、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双边的贸易顺(逆)差上,而其进一步的表现是中国统计的出口与美国统计的进口的差异中美双方在贸易统计数据上的…     

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和波动对中美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1月至2010年12月中美的双边数据,在HS细分商品层面上研究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变动和波动对中国向美国出口价格的影响。结果显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变动对不同类别商品出口价格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人民币汇率水平升值对占中美贸易不平衡85%以上的HS16、HS20和HS11等三大类商品出口的调节作用非常有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动对多数商品出口价格的影响为负,不过影响都比较小,因此,可以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增加汇率弹性,培养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提高宏观经济运行的灵活性。     

非同步交易与信息传导：中美股市关系研究

 中美股市之间存在非同步交易问题,直接利用收盘价建模会得到偏误的结果,因此本文利用隔夜收益率和开市收益率对非同步交易下的中美股市信息传导模式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两国股市开市收益率变化均表现出波动聚集特征,而且均只在开盘时对另一方市场的交易信息作出反应,其中,我国股市开盘时受到的美国股市的影响,大大强于我国股市对其开盘的影响;并且随着次贷危机的发生,这种影响愈加明显。但中美两国股市开市交易期间的相互影响均不显著,不存在收益和波动性的信息传导关系。     

人民币升值与国民收入变动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运用1999-2013年中美两国贸易的季度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以及对模型的协整检验,拟合了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有效汇率、中美两国收入水平及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相关关系,发现美国贸易逆差并非由人民币低估引起。通过建立美国进口需求模型和美国对中国出口模型,结果显示:美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亿元,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就会增加约174万美元,而中国国民收入每增加1亿元,中国对美国的进口额增加约192万美元,这说明美国长期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市场供需调节的结果,人民币汇率与之相关,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中美贸易对两国就业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SDA模型的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中美互相出口对中美两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互相出口都提高了两国的就业规模,对中国就业的提升作用比较大,但美国就业效应的增长速度比较高,还有很大增长潜力.     

网络视角下国家贸易依赖的统计测度——基于中美贸易依赖演变的分析

文章基于国际贸易网络视角，充分考虑贸易的“第三方效应”，构建国家贸易依赖新计算方法，并对中美1995—2018年的贸易依赖进行统计测度。结果表明：中美非对称性贸易相互依赖在2010年发生逆转，中国成为双边贸易中的优势方；其背后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贸易依赖网络中的地位发生转变，中国的入度中心性已在2008年超越美国，成为新的网络中心；两国各技术类别产业的贸易相互依赖也已发生逆转，但中国中高技术产业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依然较高。     

从统计视角看中美贸易顺差

2006年7月21日,中央银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其实这也是美国人期待的。让人民币升值,以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但根据商务部2006年7月10日公布的数字,今年1—6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又累计达到614.5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并没因为人民币升值之后而缩小。而中美之间贸易统计数据存在巨大差异,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在统计方法上作出清楚的解释,以利于中美两国贸易的健康发展。一、统计差异造成的巨大数字差别许多人认为,中国拥有巨额对外贸易盈余,2…     

一类部分和分解非对称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的边界检验

部分和分解形成的非对称性机制表明了经济变量的正向变化不同于负向变化,文章利用部分和分解构造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不仅可以处理时间序列的内生性与误差的序列相关问题,还可以通过边界检验方法,分析非对称机制与非平稳性的联合问题.中美两国利率数据分析表明该模型应用的灵活性与可行性,并得到了美国利率传导的短期动态非对称性的结论.     

中国教育业的产业关联及中美比较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研究中国教育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并与美国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教育业与第二产业关联效应显著,而美国教育业与第三产业关联效应显著;中国教育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推动效应都不明显,美国教育业的拉动和推动效应比中国稍大;中美两国教育业的影响力系数都高于感应度系数,两国教育业对其上游产业拉动作用比其受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大。     

结构变化下人民币汇率对物价传递的效应、动态运行及宏观决定

在充分考虑结构变化现象的情况下,本文首先利用结构变化协整分析了我国1994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物价水平的传递,而后运用递归估计的方法进一步考察了汇率传递的动态运行,最后采用边限协整研究了包括汇率制度在内的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宏观决定。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对物价水平的传递在1998年8月发生了结构变化。在此之前,传递程度较高且显著;结构变化之后,传递程度急速下降。从物价传递的动态运行来看,在1998年8月以前,基本呈上升趋势,之后则不断下降,并有进一步下降之趋势。宏观决定因素分析表明,长期内,通货膨胀率、贸易开放度、汇率制度及亚洲金融危机对物价传递具有显著正影响,而汇率波动的作用显著为负;短期上,人民币汇率传递具有一定的惯性,只有贸易开放度具有明显正影响。     

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测算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构建一个分析进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新框架,对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各类进口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把中国与8个发达国家、8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技术结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进口商品的技术结构高度整体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近年来,中国进口技术结构高度增长相对较快,目前,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是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不同类型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不同,发达国家向中国主要出口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向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金属类制成品;发达国家垄断了中国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进口,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增加速度较快,日本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水平较低、进口规模较大,美国、德国、法国的比较优势水平较高、进口规模较小。增加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工业制成品是中国今后的重点方向。     

零利率下限、汇率传递与货币政策

本文将零利率下限和不完全汇率传递同时引入货币政策分析,利用两国DSGE模型深入探讨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和最优货币政策问题。研究表明,零利率下限会导致汇率的“逆向调整”效应,从而加剧两国相对经济波动。当外生冲击源于国外时,本国汇率不完全传递与零利率下限两种扭曲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将相互叠加,这一点与发生本国冲击时的情形正好相反。采取汇率管制的货币政策很可能加重外部危机的国际传导,造成本国更大的福利损失。因此,我国央行应当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积极推进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化。     

国际价格水平的趋同效应及其成因分析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购买力平价和价水平指数等指标时间序列数据,利用趋同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全球价格水平的趋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近20多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通胀上升、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市场化程度提高、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等因素作用下,发展中经济体价格水平对发达经济体具有明显的追赶效应,全球价格水平际出现趋同效应。在现阶段,我国价格水平相对较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适应。未来时期,我国价格水平继续上升的压力较大,与国际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即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差呈现收窄趋势。为此,应着力控制通胀水平,稳定人民币汇率,谨防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过度升值的问题,继续保持价格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适度平衡。     

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与中国通胀率的状态转换特征研究

通过扩展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对名义汇率升值和通胀的相互替代作用进行了理论解释。使用马尔科夫状态转换模型研究了1983年1月至2010年11月间人民币/美元汇率和中国通胀率的时间序列行为。研究显示：在缩小中美两国价格差距的过程中,结构性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有着相同的作用。人民币外在升值压力与国内通胀并存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平衡和货币政策制定者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所以,通胀与名义汇率升值的合适政策搭配会降低人民币升值预期,并逐步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效汇率与输入型通货膨胀——基于国际贸易视阈下的状态空间模型研究

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通货膨胀的输入型特征日益明显。特别是近些年,以粮食、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在人民币汇率的辅助下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对中国通货膨胀进行传导。在国际贸易视阈下,在各环节传导机理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形成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有效汇率次之,而贸易收支环节并不存在明显的传导特征。     

人口规模、“省直管县”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 ——来自湖北省市、县两级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构建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模型基础上，运用湖北省县级和地市级面板数据就人口规模、“省直管县”对地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基于Bordherding-Deacon常弹性拥挤函数的模型比较有效的刻画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地市和县人口增加产生的“规模效应”大于“拥挤效应”；在县级公共服务需求的价格弹性为正，价格机制在县域公共品供给中是失灵的，而在地市级价格弹性为负，价格机制发挥着一定作用；无论地市级还是县级，公共品需求的收入弹性都大于1而富有弹性，符合“瓦格纳法则”；上级财政补助在改善地方公共服务中的作用不明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降低了全球技术溢出强度:基于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对比分析

本文采用20个国家及地区细分类型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双边数据,对比研究不同贸易类型技术溢出对进口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出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降低技术溢出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一方面,货物及服务进口贸易引致的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母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服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为0.0432,比货物进口贸易高77.8%,且两者作用强度经检验存在显著差异,这意味着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技术溢出更为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后发现,各类贸易溢出仍能显著促进进口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技术溢出作用的强度,服务进口的贸易技术溢出作用强度所受影响比货物进口高95.5%。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适当对进口贸易结构进行纠偏,挑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出口伙伴国是强化我国进口技术溢出吸收的关键。     

不同阶段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国内价格变动是否存在传导作用,这种传导是否存在阶段性,是研究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国内价格变动之间关系的重要内容,是从宏观上进行物价水平控制必须明确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汇率传递及其对价格变动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最新数据,将汇率变动分为三个阶段,用VAR模型进行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发现人民币价格传递效应在不同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且存在时滞,效应也是不完全的。     

OECD国家CPI编制的国际比较及借鉴

CPI是官方统计和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指标,但各国CPI的基础概念和具体编制方法存在着差别。本文从测度目标与理论框架、范围、消费品和服务分类、支出权数来源与更新频率、价格数据调查方法、质量变化调整方法、指数计算方法、自有住房和季节性产品的处理方法、季节调整等多个方面对OECD国家CPI的编制方法进行了系统比较,并总结了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