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相关性分析的广义国民幸福指数的构建

福利的测度多是从物质角度出发，而幸福程度主要是从人的主观感受进行衡量的。如果将影响人类幸福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综合起来，从幸福与财富、心理、人格、文化、社会、家庭等角度出发，借助于已有的一些权威性的综合数据或微观数据，通过类型内部相关性分析和与核心指数的相关性分析，构建一套广义的幸福指数体系，能够从多维角度更全面的反映国民的幸福程度。     

基于HP滤波视角的国民幸福指数的波动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民的幸福感并未有明显提升。文章选择影响国民幸福指数的四个基本因素构建了准国民幸福指数来代替国民幸福指数,并从HP滤波视角进行了中国国民幸福指数波动分析。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得出了我国国民幸福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偏低,仅满足于基本生活需求;我国国民幸福指数较为稳定;人民的心理状态相对稳定等结论。     

经济增长、人口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研究

本文分析了经济变量、人口结构变量与储蓄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前一期的储蓄率对当期具有决定性影响;储蓄率与经济增长率、计划生育政策和以滞后项代表的储蓄习性存在显著正相关性,而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性;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经济快速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途径。     

技术冲击对经济高速增长与高储蓄之间决定性关系的影响

本文在离散的随机经济增长框架下,采用中国的实际数据,利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模型的参数进行了校准和估计,在此基础上分析技术水平和技术增长率的暂时性和永久性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当且仅当技术增长率受到一个永久性的正冲击时,经济中储蓄率的运行方向才与经济增长率的一致,两者均不断攀升到新的均衡水平,并且储蓄率有可能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而最终变大,这种可能性取决于习惯形成强度的大小,不仅如此,习惯形成还能够直接改变储蓄率的大小。     

习惯形成、要素替代弹性与经济增长

为分析在不同的要素替代弹性下,包含习惯形成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否仍然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率越高,储蓄率便越高”的现象.本文采用CES生产函数对Cuadrado等(2004)和席晶等(2013)的模型进行修正,并运用数值模拟发现:无论要素替代弹性等于1还是小于1,经济都具有唯一的均衡点以及动态转移的运行趋势是一致的.当要素替代弹性等于0.8时,技术进步带来当期消费的增加不会导致经济出现长期的负增长和负储蓄现象.此时,若要储蓄率满足最终随着经济增长率加快而上升,同时满足在趋于均衡路径的过程中不断攀升,仅要求习惯形成强度大于0.23即可.     

基于灰色关联与Ward系统聚类的国民幸福评价

文章对2009年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国民幸福感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建立了国民幸福感评价指标集,并通过相关性对指标进行了约简;然后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各省份的幸福感水平做了综合评价和排名;最后采用Ward系统聚类对各省份的幸福感水平进行了分类评价。实证结果得出了各省份在国民幸福感水平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各省份的比较优势和不足。     

中国国民储蓄形成与关联的实证研究

国民储蓄是资本投资和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是支持经济增长的内在的资本资源.文章用滞后分布模型进行探索性数据分析,揭示了中国经济运行中国民储蓄的形成、储蓄决定投资、资本形成、金融机构信贷和经济增长等数量规律,从而得出了一些有应用价值的结论,有利于正确认识储蓄与投资、储蓄与信贷、储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加强宏观经济调控.     

基于人本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的组织管理分析

文章尝试从人本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定义幸福管理,并回答了增进幸福管理的途径,指出企业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幸福最大化才是组织的终极目标.通过组织结构信息成本最小化和生命成本最小化的互动耦合可实现幸福最大化.最后,从组织结构的信息成本和组织人员的生命成本两方面构建了幸福管理的二维结构框架.     

国民幸福指数核算法的构建与运用

文章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人类社会发展指数(HDI)以及国民幸福指数(GNH)等基础概念的基础上,综述了目前关于国民幸福指数(GNH)的若干类研究,提出了一个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国民幸福指数(GNH)核算法。该算法克服了当前各类GNH指标计算存在的不足,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兼顾GNH的客观事实与主观感受两个方面内容,强化对主观感受的科学估算。尽管存在着需要深入探讨的因素,该算法依然不失为一个值得应用的新方法。     

居民幸福满意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广东省地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居民幸福满意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幸福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通过加入幸福与增长要素的乘积项,发现幸福与餐饮消费、文化、旅游等变量的乘积和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与单位GDP能耗等变量的乘积和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满意度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而对通过拼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则是一种纠正.     

真实储蓄率的改进研究

本文从两个角度对真实储蓄率进行了改进:一是将政府经常性支出作为制度因素纳入真实储蓄核算,解决了真实储蓄率与新国民财富体系在统计口径上的不一致问题；二是将外贸因素纳入真实储蓄核算,从对外开放风险的角度克服真实储蓄率在资源经济价值核算上的缺陷.本文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制度因素纳入真实储蓄率的合理性和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资金使用效率,但是对外贸风险的线性调整方式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一种基于VaR视角下的国际利率风险的测度公式

一、引言风险通常有两种常见的含义,一种是将风险定义为“未来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或波动性”,另一种是“风险就是未来某资产发生损失的可能性”。本文遵循后者,这也和人们通常的习惯认识相一致。既然风险是一种损失的可能性,那么,任何资产收益的波动中,自然就可能发生两种相反的风险结果,即有时会产生对资产持有者有利的风险结果,进而获得额外的资本收益;有时则会出现资产持有者厌恶的风险结果,此时才会发生一定的损失。所谓规避或防范金融风险,应该是指防范后者出现的风险结果所带来的风险损失。在进行金融风险管理过程中,通常会遇到四类风…     

汇率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的动态变化

 汇改后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一个升值趋势,但是2008年后至今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却基本保持不变。本文利用2005年7月21-2009年8月13日汇率数据探讨人民币篮子中货币权重的动态变化,来解释汇改以来人民币/美元走势。我们发现：一、在整个估计区间内,美元平均权重达到88%,同时美元权重存在结构性变化;二、利用滚动回归(rolling regression),美元权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6年10月-2008年8月,2008年9月-2009年1月和2009年2月－2009年8月,分别处于缓慢上升、快速下降和重新回调的趋势中;第三、引入外汇市场压力(EMP),使用月度数据对篮子货币重新进行了考察,欧元在篮子中权重大幅上升,同时汇率对外汇市场压力反应并不明显。因此人民币仍取决于篮子中最主要的两种货币：美元和欧元的权重转换及二种货币间的价值变化。     

中国国民幸福统计研究十年简史

 本文回顾了10年来中国国民幸福统计研究走过的历程,对统计学术、实务界在国民幸福统计研究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提出对该领域研究未来发展的展望。     

理论无偏性检验与数据品质提升——基于实验经济学的视角

一、运用经济计量方法的基本前提经济计量学①,或广义的经济定量分析学科群,是经济学、数学和统计学的交叉学科,是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内和(随机)数学理论基础之上、借助计算机等现代科学工具得以实现的。一般认为,经济计量模型结构识别、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等方法是其核心内容,而将所依赖的经济理论和数据作为前提条件。这正是经济计量分析始终存在着的基本问题:一方面是经济理能否论与实际研究对象相吻合,即模型设定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是经济数据能否满足定量分析的基本要求,即数据品质问题。若模型结构能合理地表现经济运行内在规…     

国民经济核算与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

伴随宏观经济管理框架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宏观经济统计观测的基本思路也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本文的基本目标是为实现国民经济核算服务于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提供框架性认识。所完成的具体工作包括:①从支出法GDP核算出发,阐释当前宏观经济管理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的必要性;②以生产法GDP核算为基础,阐述如何搭建从供给侧系统描述宏观经济状况的平台;③如何以收入法GDP核算为起点,全面展示供给创造需求的路径和影响因素;④结合中国实际,对当前国民经济核算应用于供给侧宏观经济观察的可能性与进一步改进提出建议。     

国债回购利率预测模型研究

以国债回购利率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ARIMA及GARCH模型，并比较这两种模型的预测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使用传统ARIMA模型，模型ARIMA（0，1，1）配适较好；使用GARCH模型，模型GARCH（2，3）配适效果较好。此外，虽然GARCH模型的预测置信区间的波动性比ARIMA模型要小，但ARIMA模型的预测置信区间更小一些，因此其预测能力比GARCH模型更强。     

Discipline-Specific Literature Bases: A View of the APS Model

Abstract

Librarians see the large quantities of literature and the complete writing/publishing/world as a complete system. Changes to one piece (e.g., making publishing or reading electronic) will not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process. The pieces of the system are there, not for technological reasons, but for reasons of authority, validation, and self-corr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publishing will cause great changes, but the changes will not eliminate roles that now exist. The changes will be to enhance our abilities to better do that which we do now, whether that be to edit, review, referee, write, or manage the information f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