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决策的主要因素研究——基于陕西省农村的调查与分析

在对陕西省下辖10市农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交叉列联表分析和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论证了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越接近养老金领取年龄的农民参保率越高,农民的参保选择在45岁呈现显著的"年龄分界";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参保行为负相关,受教育时间越长的农民参保率反而越低;外出务工对农民参保决策产生显著的负效应,在家务农的农民比外出务工者参保积极性更高;实行超期缴费激励政策对农民参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均能促使农民更积极的参保;性别与家庭人均纯收入则对农民参保决策均不产生显著影响。     

新农保建设中的农民参保标准选择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解决农民养老问题已刻不容缓。基于安徽省4县12个乡镇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Hedonic的多元Logistic模型,对于新农保试点过程中的农民参保标准选择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参保标准选择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认知状况与信息获取渠道及顾虑因素影响。因此应重点关注45～59岁年龄组农民的养老需求,高度关注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的农民养老需求,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消除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忧虑。     

“新农保”影响了老人的健康绩效吗?——来自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证据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8-2011/2012年两期面板数据,使用PSMDD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评估"新农保"对老人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保政策的实施对老人的健康既发挥了积极作用,又带来了消极影响。"新农保"能够显著改善老人的自理能力和减少患慢性病数,提高了老人的生理健康,但是却降低了老人的幸福感,使老人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显著提升,导致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恶化。提高老人健康绩效的重点应在于对老人心理健康的照料和饮食条件的改善。同时,政府应注意到新农保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消极影响,提早预防和改进。     

影响新农保女性参保者满意度的因素研究——基于广东平远县的调研证据

借鉴ACSI构建了影响女性参保者新农保满意度因素的分析框架。运用Logistic模型和广东平远县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发现：新农保待遇水平、参保手续便利性、领取养老金便利性、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感知质量和参保者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是影响新农保女性参保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应通过提高新农保质量水平、加强新农保的政府宣传提高参保者对新农保的满意度。     

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与扶贫政策满意度研究

为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利用2017年在陕西、山西、甘肃、河南4省632份农户调查所获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被调查农户的政治信任和村庄民主参与状况整体处于一般水平,政治信任、村庄民主参与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进一步地,采用Blinder-Oaxaca分解法分解不同类型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差异性,发现政治信任是影响贫困户的主因,村庄民主参与的主要作用人群为非贫困户。     

基于断点回归法的“新农保”主观福利效应检验

在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的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却日益严重,而如何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幸福老龄化社会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已有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养老金对老年人收入、消费、家庭代际转移等客观经济福利的影响,较少关注"新农保"的主观福利效应以及政策效果的异质性问题。利用CHARLS项目发布的2011-2012年全国调研数据,采用断点回归法研究"新农保"的主观福利效应,结果发现"新农保"不但能显著提高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健康状况、不同收入水平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且存在群体异质性,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效果更为明显。     

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加入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建立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模型,并采用1992-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在长期上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引致效应,而在短期上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正向影响具有滞后效应.     

村民政治参与、民主观念与政府信任

基于2009—2011年"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村民对四级政府的信任状况,并运用Logistic模型重点研究了村民政治参与和民主观念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村民对国家、省级、县级、乡镇四级政府的信任感依次下降。村民正式的政治参与对四级政府信任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参与过投票选举的村民对四级政府的信任感越强,这也证实了国内外的大多数研究;非正式的政治参与对国家和省级政府的信任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谈论国家大事或政治话题的村民更相信国家和省级政府;民主观念对国家政府的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对县级、乡镇政府的信任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民主观念较强的人对基层政府越不信任。     

关于建立天津市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框架的研究

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或社会组织通过参与一部分国民收入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系统，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安置、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保障。社会保障统计指标体系是用来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发展状况，考察其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与低，用以研究该地区社会保障体系涵概的内容、现状及结构。特别要研究该地区社会保障体系机制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的稳定和保障作用，通过夺按照指标体系收集、整理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和分析，为各级政府部门强化、完善和发展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必要的科学依据。     

为“新农保制度”叫好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接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全面安排和部署这项工作,标志着中央又一重大惠农政策正式出台。“新农保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闰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二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     

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求从战略高度审视居民健康水平,把保障人民健康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文章通过构建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的模型,采用2010—2018年CFPS五年的追踪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险、社会资本与健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医疗保险的参保类型会影响居民的健康水平,而在中国这样的传统型关系社会中,社会资本不仅对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还可能加强或者减弱医疗保险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具体而言,"新农合"和认知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居保"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居民健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地,结构性社会资本对"新农合"产生正面影响起到了阻碍作用,却充当了"城居保"扩大负面影响的缓冲剂。     

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关注新农保和新农合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有亲人(除了配偶以外)或朋友能长期照顾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年龄和社交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部分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建议老龄问题立法层面应考虑性别差异,适度提升基础养老金水平,进一步发挥新农合的医疗保障作用并加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建设。     

社会保障支出与拉动内需——对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深入探讨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与拉动内需之间的关系。结果认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养老保险、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呈显著正相关,并且社会保障支出项目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作用存在地区差异,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由此提出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作为我国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收入、社会阶层认同与主观幸福感

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仍然争论不休。作者引入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变量对这一问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进行检验。用2006年的“全国城乡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Ologit回归中采取解释变量梯次引入的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收入变化、收入公平、社会阶层认同状况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影响,且这种影响有显著地城乡差异,收入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结论认为,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中国大陆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状况和程度显著不同。增加居民收入并提高收入的公平性,改善公共卫生医疗和城乡居民社会管理参与状况,对增强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借助2003年全国31个省区截面数据从静态角度实证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显示二元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对1978-2007年二元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增长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刺激作用会增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问题,关键在于及早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中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半参数估计分析#

以中国1993-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半参数模型,对信息消费的恩格尔曲线、总消费支出和价格指数对信息消费支出份额的边际影响进行了非参数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比较中国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仅对农村信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而居民受教育水平、居民总消费支出以及价格水平均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居民总消费支出和价格水平变量对城乡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边际影响均存在一个极大值水平;价格水平对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支出的负效应要大于总消费支出对信息消费支出的正效用,而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中没有表现出这一特征。通过控制价格水平、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等方式,可以缩小城乡居民信息消费的差异。     

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将Logistic回归方法运用于生活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分析,首先根据国内外研究成果选取五个影响因素并提出研究假设,其次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拟合调查数据,科学确定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家庭年收入、居住区域和对社会公平的看法这三个因素对江苏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因此,以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以社会公平为目标推进政治经济建设将成为提高江苏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有效措施。     

西部地区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中国西部地区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农民倾向于选择依靠家庭和自我相结合的养老模式。潜变量个人禀赋、家庭特征、认知程度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显著,而社区特征的影响不显著;可观测变量年龄、健康状况、文化程度、从事职业、家庭男孩数、家庭生活水平、是否听说过新农保、是否听说过商业养老保险等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显著,而性别、婚姻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人口数、家庭女孩数、家庭劳动力数、家庭承包土地数、离最近公路距离、离最近县城距离等变量对农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并无显著影响。     

农产品电商会影响我国家庭农场的收入吗?

农产品电商作为数字经济直接催生的新业态,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渠道。本文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专项调查的微观数据,对农产品电商的增收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产品电商对家庭农场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提高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农产品电商的增收效应具有异质性。条件分位数处理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农产品电商对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农场的增收效果要明显好于中高收入水平的家庭农场,更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证实了自有品牌和产品认证在农产品电商增收效应中的部分中介作用。未来应该提升农村电商的配套服务水平,努力为农产品电商营造良好的电商氛围,以期更好地发挥农产品电商的增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