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龄人群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提升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对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选取西北地区育龄人群作为调查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和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西北地区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愿意生育三孩的占18.8%,不愿意的占81.2%。在影响育龄人群生育意愿的因素中,“个体特征”显著正向影响三孩生育意愿;“家庭支持”显著正向影响三孩生育意愿;“社会福利”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三孩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经济因素”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关键,显著负向影响三孩生育意愿;“行为态度”显著正向影响三孩生育意愿,且往往还不受其他因素的制约。     

浅析子女教育费用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对离石市区有代表性家庭的初步抽样调查资料,估算出抚养一个子女从0-16岁,直接与子女教育相关的费用支出平均为128662,其中支付给各级各类学校的定期或不定期教育费用约68.24%。对子女教育投入影响显著的是家庭收入水平,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行为以及父母职业和子女的年龄都与子女教育费用成正比例关系。     

讷河市实施“单独二胎”政策后的人口发展趋势分析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陆续出台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的政策(以下简称"单独二胎"政策)。为提前把握"单独二胎"政策对讷河市人口发展将产生何种影响,使政府工作未雨绸缪,本文现作如下分析和预测。     

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估计———基于EM算法的收入群体划分

本文在利用EM算法求解有限混合分布模型以识别CFPS数据库中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使用生存分析方法估计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期与退出风险。两种情境下的估计结果显示,20%以上的中等收入家庭在样本期内表现出了脆弱性,这意味着传统的仅考虑一期家庭收入状态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测算可能高估了真实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此外,家庭面临倒U型退出风险,持续期与退出风险存在显著的区域与城乡间差异:东部地区与城市地区的中等收入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收入稳固性。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家庭退出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估计结果表明,家庭收入结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职业特征等因素对家庭退出风险影响显著。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及统计模拟

不论是否存在统计数据瞒报或统计数据误差,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成客观事实,对其原因众说纷纭。文章根据普查数据采用Bootstrap方法进行统计模拟分析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现状。并结合现状特点以湖北省为例,应用分层整群抽样的调研数据,分析了湖北省目前胎次性别比、孩次递进生育表及实际生育行为与意愿生育行为的悖离程度,研究发现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各种原因可归结为:在意愿生育数量受到计生政策挤压情况下,人们会通过违反自然规律的手段实现意愿生育性别,特别是在二胎及以上胎次的生育行为中。     

流动人口女性个体的生育间隔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本文采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半参数Cox回归对我国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不仅人口流动会延迟女性的生育时间,而且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对女性的婚育间隔、第一次生育间隔均有显著的延迟效应。第二,结婚年龄越大,婚后越有可能选择尽早生育,且不同初婚时间对生育间隔的影响差异明显。同时,参加医疗保险对婚育间隔存在显著的缩短效应,而参加生育保险对生育间隔存在显著的延迟效应。越有经济实力以及在工作中担任重要职位的女性越有可能扩大生育间隔;而随着婚育间隔的扩大,第一次生育间隔反而会缩短。第三,初育子女的性别对第一次生育间隔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即若初次生育为女性,则第一次生育间隔会缩短。第四,根据生育政策效果分析发现,放开生育政策虽无法促使女性缩短婚育间隔,但会明显缩短第一次生育间隔。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人口生育变化的新特点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资料的发布,为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生育的特点和变化提供了可能,本文主要就生育水平、生育模式,以及生育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在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结构性因素逐渐成为左右未来中国生育水平走向的决定性因素;生育模式方面则体现出初婚初育间隔扩大,生育孩次向低孩次集中的方向发展;尽管年龄别已婚生育率的变化使得一般生育率上升9.61%,但在导致生育水平下降的各因素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婚姻状态等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显得越来越重要。研究结果对于正确理解我国人口形势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和适应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生育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贝克尔的孩子质量数量替代理论,构建了三期OLG模型,考察了家庭对孩子质量和数量的选择及两者间的替代关系,并对收入在其中的作用做了理论分析,最后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得出结论:孩子数与家庭收入负相关,收入的变化对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数的影响更为显著;孩子质量与家庭收入正相关;除了位于收入最项层的富裕家庭外,孩子的质量与数量间存在普遍的替代关系,且收入越低,替代程度越高.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公众基本科学素养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使用2007年湖南省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1993个样本、2007年长沙市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1046个样本的截面数据,运用SEM方法,考察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一年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数、对科学技术积极看法的程度和公众基本科学素养的关系.结果发现文化程度显著影响公众基本科学素养,年龄通过文化程度间接影响公众基本科学素养,职业、一年家庭收入对公众基本科学素养影响不大.     

教育进步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吗?

以贝克尔生育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人口实际发展情况,认为家庭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在较低和较高的情况下,都会选择多生子女,以达到人口的效用最大化。将其扩展到宏观层面,受教育水平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不应是单纯的线性关系。基于2003—2017年中国大陆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发现人均受教育年限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并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同时还发现高等教育普及率对本区域和周边地区人口出生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教育进步不仅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手段,更能起到人口数量调整的作用,教育事业的进步对人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问卷调查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 852份农村居民家庭问卷调查数据,运用Gini系数等指标,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进行统计测算;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家庭人均年收入水平等方面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适度性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户人均年收入及收入差距由于农户家庭特征、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不同、地理环境和地区差异而存在较大差异;现阶段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农村劳动力缺少就业技能"和"缺乏农业技术与资金"是造成农民增收难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居民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承受力较弱,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不满意,但对国家实施的三农政策比较满意;"社会保障"、"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是对农村居民不公平的主要表现;"贫富差距过大"是阻碍经济效率的主要风险;"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和"构建城乡均衡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     

市场化改革与城乡收入差距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6-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在不同市场化水平情况下,检验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阶段性,通过门限面板计量模型对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一阶非线性关系,当市场化水平处于某一特定门限值下时,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超过这一门限值时,市场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东部地区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相对差距,则对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则更高;以城乡恩格尔系数和东中西部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结论.另外,研究发现,GDP增长率和第三产业占比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对外依存度、财政支出增长率以及外商投资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在以绝对收入假说为基础的消费函数分析中发现,消费倾向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通过构造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为此,要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需要消费政策与收入政策协同并进。     

中国居民消费习惯形成的二元结构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及东中西部梯度开发的区域特征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对中国城乡以及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进行差异性研究能够揭示许多政策意义上的事实。借鉴Dynan提出的具有习惯形成的生命周期消费模型,一方面,结合状态空间模型求解出各时点上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参数,实证结果揭示了城乡居民习惯形成的变化路径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另一方面,结合面板数据模型求解出东中西部居民的习惯形成参数,揭示了中国居民消费习惯形成所具有的地区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消费习惯形成与经济发展水平、现期与预期收入水平以及市场化发展水平相关。     

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反贫困

本文在三部门经济框架下拓展了Harris和Todaro(1970)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其经济与社会影响的H-T模型,对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机制开展了理论及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层级在地区之间的梯度分化与城乡之间高达1.9~2.6倍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以及在不同城镇之间跨区流动的根本原因。养老保险可携带性是通过改变流动成本和流动收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和流动方向,具有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和贫富调节作用。提高养老保险可携带性在2000—2019年间可使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 35%以上,并可使城乡劳动 力收入差距减少15%~34%。有力地验证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在城乡协同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中的积极作用及其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方向。     

与收入相关的健康不平等扩大了吗

引致健康不平等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收入不平等。本文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采用建立在追踪调查样本上的集中系数,对1990-2006年间与收入相关健康不平等进行了测度和分解。结果显示：（1）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亲富人的健康不平等且累积效应不断深化,初始收入不平等是健康不平等加剧的重要原因;（2）居民平均健康水平有所降低,穷人的健康变动度大于富人,农村的健康不平等大于城市;（3）农村收入不平等扩大带来了健康不平等上升,而城市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使收入不平等扩大对健康不平等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因此,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小城乡健康差距,是缓解健康不平等的有效途径。     

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1978-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数据,研究城乡居民的消费总量、收支结构、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和恩格尔系数等差异,并选取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消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城乡居民消费行为可分三个阶段,城乡差距经历两个轮回,现在第二轮扩张期。②相对而言,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率高支出结构固化,对物价变动有滞后性和拖尾性,近期在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持续走低时平稳走高。③城镇居民自发消费与边际消费倾向大致呈反比,同一城市的城乡居民自发消费与边际消费倾向相关性不强。文章建议,降低城乡交通通信类支出,扩大城乡家庭设备及用品类市场和农村文教娱乐类市场,提高农村居民健康及医疗保障水平。     

新疆地区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新疆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构建四元Probit联立方程模型,并运用GHK模拟估计法对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供需影响因素进行了有效识别,估计出影响因素对两类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影响效应,发现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和非正规金融组织存在显著的互补关系,并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稳健。研究发现:(1)对农村正规金融需求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总值等的影响为负,户主是否汉族、是否拥有技能等的影响为正;(2)对农村正规金融供给而言,居住地距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距离的影响为负,非农收入比重、家庭纯收入等的影响为正;(3)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需求而言,家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为负,户主是否汉族、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等的影响为正;(4)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供给而言,是否处于南疆的影响为负,家庭纯收入、家庭获取礼金和获赠所得总额等的影响为正。     

20年来张家界旅游发展的民生福利考察

依据“从旅游中进去,从民生中出来”的研究思路,在构建概念模型基础上,运用1989-2009年张家界统计数据,利用居民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森指数、基尼系数、居民收入比指数、消费差距比指数和旅游服务密度指数6个指标,对张家界民生福利改善过程的整体情况和城乡差别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张家界城乡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所获得的收入增长基本同步,居民收入增长慢于旅游产业的增长;同时,在城乡居民之间也存在差距,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弹性比农村高0．05;（2）张家界旅游开发带动民生福利改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是不平衡的,农村居民福利改善的速度既落后于城镇居民,也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3）随着旅游服务密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比和消费差距大体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中国家庭养育目标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分析

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库,分析养育目标在城乡之间以及不同少儿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家庭养育目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养育目标在城乡之间有显著差异,但在不同的少儿年龄组之间无显著差异;父亲职务、父母受教育程度及母亲户口状况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在自己年老时得到帮助"、"延续家族香火"、"从经济上帮助家庭"、"使家庭在自己的生活中更重要"和"增加亲属联系"这五个养育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