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遗传算法优化的LS-SVM模型的应用研究

文章介绍了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及遗传算法的原理,利用遗传算法优化参数后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建立四川省天然气消费量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并利用两个性能指标将其与BP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在样本有限保证一定精度的情况下,遗传算法优化参数后的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模型的范化能力较强,能够利用该模型对四川省天然气消费量进行预测,并在最后利用该模型预测2007～2009年四川省天然气消费量.     

天然气消费量自组织数据挖掘预测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天然气长期消费的影响因素及变化特点,认为天然气消费量和影响因素时间序列均存在一个或多个相似期;运用自组织数据挖掘的相似体合成预测方法构建天然气消费量预测模型,并通过北京地区天然气消费量预测进行模型精度检验,结果验证运用自组织数据挖掘的相似体合成方法进行天然气消费预测是科学可行的。     

基于ARIMA模型的中国煤炭消费量增长预测

我国煤炭消费量序列是一组依赖于时间变化的随机变量,可用ARIMA模型予以近似描述。文章运用1965～2006年我国煤炭消费数据建立了ARIMA(2,1,4)模型,经诊断检验与实证检验发现,预测精度较高,可用于我国煤炭消费量预测。预测结果表明:2007～2010年我国煤炭消费量将不断增长,但增速会有所回落。科学的煤炭消费量预测结果可为国家合理规划煤炭生产和进出口提供重要依据。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LS-SVM非线形预测模型应用

天然气消费量的预测对于四川省这样的一个天然气资源大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影响天然气消费量的因素很多,并且影响机制比较复杂,传统的线形预测模型必然会存在较大误差。文章在考虑影响四川省天然气消费量众多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出比较有代表性的自变量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自变量体系进行降维及去噪,并将生成的主成分作为四川省天然气消费量预测模型的自变量体系,采用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LS-SVM)建立非线形预测模型。结果表明,该模型性能明显强于其它预测模型,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收入、社会地位比较与主观幸福度——以收入为门槛变量的经验研究

收入和社会地位比较如何影响个体主观幸福度,随着使用数据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基于2015年CGSS数据考察了个人总收入(简称收入)、社会地位比较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收入对主观幸福度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社会地位比较相关变量对主观幸福度有着正向的作用,其中家庭经济地位比较对个体主观幸福度影响程度较大;控制基本人口信息变量、社会地位比较相关变量后,收入对个体主观幸福度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存在门槛效应,收入高于门槛值的群体感觉幸福的可能性更高,且在婚姻状况、主观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公平等变量对主观幸福度的影响程度上显著不同于低于门槛值的群体。     

不同政策目标下的阶梯电价改革方案的优化

2012年阶梯电价改革正式启动实施,文章基于广东省392户家庭在改革前后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数据,从节能效果、用户覆盖和社会福利三大视角对阶梯电价政策改进展开了研究,形成如下结论:基于节能效果视角,估算出了夏季和非夏季节能激励的平滑电价函数;基于用户覆盖目标视角,研究估算广东省夏季和非夏季第一档覆盖率均不足40％,第二档覆盖也仅接近80％,与国家要求第一档覆盖80％,第二档覆盖95％的用户目标相距甚远;基于社会福利视角,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广东省居民家庭基本用电量为271度,生活平均用电水平为885度.     

习惯形成、退休冲击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通过将习惯偏好引入传统的AIDS模型,进一步纳入退休冲击变量,构建了拓展的动态LA/AIDS模型。随后按照各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全国分为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地区,基于2003—2014年中国26个省城镇居民面板数据,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习惯形成、退休冲击对中国不同收入等级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用FE-IV估计法对相应的静态模型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1)各收入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均显示出了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惯性最强的是食品消费支出份额,惯性最小的是家庭设备。(2)退休冲击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在中等收入地区和高收入地区显著,而在低收入地区不显著。在控制了习惯形成效应后,退休冲击对消费支出份额的影响程度均变小了。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

综合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进程和城乡收入差距三者联系起来,初步判断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然后采用2005-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升级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当城镇化水平处于初级阶段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一门槛值进入中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减弱为不显著,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仍在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当城镇化水平越过第二门槛值进入高级阶段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都表现为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剔除样本中的极端值、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分地区来看,东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样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不同区域的表现不尽相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门槛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西部地区则“慢半拍”,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中部地区则仅存在以城镇化率为门槛变量的单门槛效应。文章分析了其中的原 因,并给出了政策含义。     

收入不平等、信贷约束与家庭消费

本文从地位寻求角度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微观跟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①社会地位高的家庭的炫耀性消费对社会地位较低的家庭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且家庭的社会地位等级越高,攀比动机越强烈.②收入不平等显著降低了中、低地位等级的家庭的消费.③地位寻求拉动的主要是地位性消费,而收入差距扩大则主要抑制了非地位性消费.④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与信贷约束有关.     

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

目前,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的关系和居民收入不平衡导致的住房攀比有关。基于相对收入假说,利用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居民收入不平衡视角分析购房意愿与家庭消费的关系。首先,建立面板二值选择模型考察居民收入不平衡对家庭购房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高收入家庭率先改善住房条件的行为会对低收入家庭产生示范效应,因此家庭购房意愿会因为周围人群住房面积扩大而增强,而家庭平均住房面积增大与居民收入不平衡紧密相关。因此,居民收入不平衡对家庭购房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购房意愿增强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由收入不平衡导致的购房意愿增强会对家庭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为了比较不同收入群体购房意愿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家庭手存现金的中位数作为分组标志将家庭分为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分组回归的结果显示,房价上涨背景下购房会强化低收入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与手存现金多的家庭相比,手存现金少的家庭的消费受购房意愿的影响更大,对同期收入也更加敏感。最后,分别从长、短期提出逐步实现居民收入平衡增长和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基于凯恩斯消费函数的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91-2005年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与消费支出统计数据，依据凯恩斯消费函数，利用EVIEWS软件对计量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和检验，并对所得的分析结果作了经济意义的解释。同时，通过建立城乡居民的消费收入模型，对城乡居民的消费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了我国农村居民不仅基本消费水平低于城镇居民，而且其样本期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亦低于城镇居民的结论，并相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以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为例

基于辽宁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OLS回归、Heckman两步法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社会保障对举家迁移农民工家庭城市生活消费的影响,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一步考察了社会保障在不同消费水平上对家庭消费决策机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对农民工家庭生活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有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决策明显区别于无社会保障家庭,这主要表现为人均收入、人均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家庭特征对有社会保障家庭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研究

在以绝对收入假说为基础的消费函数分析中发现,消费倾向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不显著,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显著。在此基础上,通过构造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误差修正模型,发现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有双向的因果关系。为此,要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需要消费政策与收入政策协同并进。     

Statistical models for disaggregation and reaggregation of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data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unified framework for natural gas consumption modeling and forecasting. This consists of models of GAM class and their nonlinear extension, tailored for easy estimation, aggregation and treatment of the delay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consumption. Since the consumption data for households and small commercial customers are routinely available in many countries only as long-term sum meter readings, their disaggregation and possibly reaggregation to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is necessary for a variety of purposes. We show some examples of specific models based on the presented framework and then we demonstrate their use in practice, especially for the disaggregation and reaggregation tasks.     

多阶模型在地区消费差异研究中的应用

 当组间差异显著时，应该运用多阶模型纳入更高阶的场景变量进行分析。对2007年广东省11市7县、区的1600个家庭的消费数据研究表明，不同城市之间居民的消费水平、边际消费倾向都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引入微观层面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PDI）和是否拥有住房（HOUSE）虚拟变量来解释微观层面的家庭消费差异；引入宏观层面的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GPDI）和是否为发达地区（D）虚拟变量作为场景变量解释家庭消费跨地区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微观层面变量对家庭消费差异（组内差异）的解释程度达48％以上，两个场景变量对城镇居民消费跨地区差异（组间差异）的解释程度达99％以上。     

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CGSS《中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调查》2006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家庭消费支出的分布特征,按有无社会保障把城乡家庭分别分为两组,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研究了不同消费层次上,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并利用反事实分析与分位数分解方法对这两组家庭消费差异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有：有社会保障家庭人均消费要高于无社会保障家庭人均消费,消费收入弹性呈“几”字型,有社会保障和无社会保障家庭的消费差异主要是由于收入、地产财富等差异造成的。最后,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FDI与入境商务旅游的关系研究——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例

选择1995—2013年北京、上海和广州FDI和入境商务旅游(IBT)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弹性系数分析法分析二者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IBT是FDI的格兰杰原因,但FDI是IBT的格兰杰原因在三地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北京的外企数量和外企投资均不是IBT的格兰杰原因;上海的外企投资是IBT的格兰杰原因而外企数量不是;广州的外企数量是IBT的格兰杰原因而外企投资不是。弹性系数分析表明,IBT对外企投资的弹性系数均高于IBT对外企数量的弹性系数,说明IBT对外企投资的带动作用高于对外企数量的带动。北、上、广三地的对比分析表明,二者的互动关系在上海和广州显著,在北京不显著,但北京的IBT对FDI的带动作用最大,这与三地吸引FDI的城市定位以及IBT的发达程度均有关。     

潜在流动性约束与城镇家庭消费

笔者认为,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消费的关系与信贷约束程度以及家庭社会地位偏好有关。住房是典型的地位性商品,收入差距扩大时,人们为了维持或提高现有的相对地位会努力改善居住条件,住房攀比最终会导致全社会住房面积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在信贷缺乏的环境中,购房标准提高和房价上涨意味着家庭未来遭遇流动性约束的风险加大,为此,家庭在增加购房预算的同时会抑制日常消费。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的微观跟踪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支持了我们的观点：（1）周围人群的住房面积的扩大,会促使家庭选择购买更大的房子。并且,攀比效应对住房需求的刺激作用明显大于房价上涨对住房需求的抑制作用。（2）家庭平均住房面积扩大和房价上涨都与收入不平等引发的住房攀比有关。（3）收入不平等对城镇家庭消费皆有拉动作用和抑制作用。（4）潜在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与家庭地位等级的高低有关。     

人情支出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基于地位寻求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和中国实际,在跨期效用最大化假设下导出了人情支出模型,并利用微观数据对中国城镇家庭的人情支出行为以及人情支出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城镇家庭在人情支出上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特征。（2）人情支出对消费既有促进效应又有挤出效应,且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微观结构分析

提出了个体微观数据基尼系数的组群、要素统一分解式,并利用该分解式考察消费结构、区域结构和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影响.采用了2009年福建省农村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食品、衣着类消费的增长可以降低农村居民的消费不平等,其中谷物、薯类、食用油、蔬菜及制品、肉禽蛋奶及制品的消费增长对消费公平性的提高产生积极的作用;组内不平等在总体消费不平等中占80％以上,消费差异主要表现为内部的差异;农村居民的消费不平等受收入不平等影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