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危机的传染效应和竞争效应及其动态变化

以2011年高铁追尾事故为例,从投资者对同行业企业预期变化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危机传染效应和竞争效应,并验证了两种效应的动态变化过程。具体而言,危机事件发生后,与危机企业在危机特征方面相似的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受到传染效应的影响;与危机企业竞争程度高的同行业上市公司主要受到竞争效应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企业受到的传染效应和竞争效应都会持续减弱。研究结论不但弥补了现有研究只关注静态危机溢出现象的不足,还为投资者在中国刚刚放开的融资融券的环境下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思路。     

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三阶段周期动态效应分析——基于VAR系统的实证检验

用金融危机三阶段周期理论剖析世界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选择VAR系统进行检验,通过对9个国家Ⅰ危机隐蔽期、Ⅱ危机爆发期、Ⅲ危机深化期的摩根史丹利MSCI指数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检验,结果发现:金融危机隐蔽期美国的金融动荡影响对澳大利亚外的7国金融市场呈现单向传染效应;金融危机爆发后,被传染金融危机的国家开始影响美国,呈现双向传染效应,证明危机的传染存在反馈机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危机交叉传染,是国际危机程度不断加深的重要原因,因此,金融危机的冲击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网状交叉感染.三时期的脉冲响应函数检验揭示了危机传染的动态效应,美国金融危机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强度短期内很可能加大,持续时间比传统理论解析的过程相对延长.     

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市场风险联动性研究

文章从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之间相依性结构以及风险传染两个角度对市场间的联动性进行了探索。采用时变t-Copula-GARCH模型对互联网金融与股票、银行以及债券等传统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依性进行了测定,并利用BP结构突变点检验的方法对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间的风险传染进行验证和分析。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金融、股票、银行市场以及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均具有“尖峰厚尾”的特征。相对而言,互联网金融与股票市场间联动性最强,与银行市场间的联动性一般,与债券市场间的联动性最弱。互联网金融市场与股票以及银行市场间的联动性均为正向联动,也就是说互联网金融市场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股票以及银行市场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市场与债券市场的相关程度相对较弱,并且相关方向不够稳定。结构突变点检验显示,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中的股票、债券以及银行市场间存在明显的风险传染效应。     

基于会计信息披露的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研究

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借助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了企业间流动性关联网络及其风险传染网络模型,综合分析了不同关联网络结构以及会计信息披露因素联动影响下的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机制与演化特征。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无标度关联网络对于企业间流动性风险更具稳健性,并且在网络结构确定情况下,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概率与会计信息披露的稳健性、透明度、及时性以及质量呈负相关关系,与市场噪音呈正相关关系,而与会计信息披露策略呈正“U”型关系。会计信息披露的稳健性、透明度、及时性以及质量同步增大,能够有效降低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概率。会计信息披露策略是诱发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核心因素,并对会计信息披露的稳健性、透明度、及时性以及质量的实际效果发挥弱化效应。市场噪音对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强化效应强于其他会计信息披露因素的弱化效应。通过深入挖掘不同会计信息披露因素间联动性对企业间流动性风险传染的扰动效应,能够为金融监管部门制定流动性风险监管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小波变换的风险传染测度研究

以次贷危机前后的中美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以小波多尺度相关系数为研究工具,分析中美股市间的市场同步现象,检验两种不同渠道的风险传染模式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影响.研究表明,中美资本市场之间存在市场同步现象,但变化幅度较大,牛市期间同步性强于熊市期间同步性;美国次贷危机并未通过纯变化传染和基于基本面的变化传染这两种途径对中国资本市场产生影响.     

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股市波动溢出效应的比较

文章利用GARCH(1,1)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比较分析了国际金融新旧秩序下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股票市场指数收益序列的波动溢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研究表明:在国际金融旧秩序下,英国股市向其他股市有不同程度的波动溢出,美国是股市波动风险传导的终点;在国际金融新秩序下,中国内地股市从波动溢出传导路径中退出,同时其他传导路径的波动传染效应发生不同程度的降低.     

地方政府债务影响因素及空间传染效应的实证

文章通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地方债务规模的影响因素以及邻近省域地方债务风险的空间传染效应.结果显示,邻近省域之间的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传染效应;国内生产总值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弹性系数为负,固定资产投资、金融机构贷款、财政支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弹性系数为正;邻近地区国内生产总值、金融机构贷款及忽略掉的其他随机因素均对本地区政府债务存在显著的间接影响.     

危机传递、逆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

本文构造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指数，从区域和个体角度分析了经济危机传递路径，探讨近年来经济周期联动性新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经济周期联动性经历了“倒U型”的发展过程。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并不是风险的传递载体，风险的传递链条集中在低联动性区域以及低联动性经济体。中国无论是在全样本还是危机中，均处于传染链条之外，相对独立。危机后，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壁垒是降低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的主要原因。此外，贫富差距的扩大、贸易增长率放缓也对世界经济周期联动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增强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避免危机在局部扩大和深入发展的重要途径。维持稳定有序的世界经济环境、形成非关税的贸易争端解决协商机制、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是推进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动力。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下粮食价格极端波动的网络传染效应

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爆发,会引起粮食价格剧烈波动,造成粮食行业的严重损失。文章基于2015—2021年我国大豆、玉米、小麦和粳稻等主要粮食价格的日度数据,综合运用极端风险、网络分析等非线性理论和技术,考察了公共危机事件下我国粮食价格极端波动的传染效应。研究发现,EES指标能较好地刻画粮食价格的极端风险;粮食价格极端波动的传染具有跨域性和网络性特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我国粳米、稻谷、大豆等粮食产业链中下游现货市场具有较强的边际极端波动溢出效应;疫情全面蔓延后,国际原油市场是极端波动外溢增量最大的市场;而我国粮食产业链中下游——豆油、粳米和大豆等现货市场成为疫情全面暴发后极端风险的主要输入地。     

金融危机和地产调控冲击下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的波动性研究

本文采用股票指数数据，通过BEKK—GJR—GARCH模型考察了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考察了在金融危机发生的特定时间窗口下，两者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此外，本文在引入表征危机事件和地产调控冲击的虚拟变量之后，考察了冲击对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波动性的影响。本文的实证模型考虑了非对称性因素并采用广义误差分布（GED）处理“厚尾”问题，是对现有研究范式的有益探索。本文的实证结果认为，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均值溢出效应的存在不甚稳健，但两种溢出效应都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地产板块对整体股市的波动溢出持续性很小，但冲击会加剧波动，反之整体股市对地产板块的则具备持续性，冲击更强烈。波动溢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股灾期间存在变化，尤其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直接冲击作用都更弱了，可能由两市场联结减弱导致，但非对称性依旧突出。引入表征事件冲击的虚拟变量后，估计结果能够显示出危机和地产调控对于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的波动性存在明确影响：直接来看，2010年的房市调控影响幅度最大，超过2015年股灾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点值得房市调控政策制定者注意；间接来看，六次事件中的五次均对地产板块和整体股市之间的相关性有影响，普遍性很高，由此，风险监管层有必要关注不同冲击下股市内部相关性的变化。     

中国家庭部门能源回弹效应及其福利影响

能源回弹效应的大小影响到能源效率的提高能否实现预期的能源消费量的减少.目前文献上对回弹效应的研究大多是对生产部门回弹效应的研究,文章采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模拟研究了中国家庭部门能源使用效率提高所引起的能源回弹效应.研究表明,长期家庭部门回弹效应为83％,长期总回弹效应为58％.并对家庭部门回弹效应的福利影响进行了分析.     

中国汽车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果分析

文章根据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不同时期各项系数并进行分析比较,反映出中国汽车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结构特征.研究表明:中国汽车产业自身价值增加能力不足,产出结构中产品产出同技术产出不匹配;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带动作用最明显,对消费需求依赖度逐步扩大;汽车产业与自身的关联性最强,与其他产业存在多种直接间接联系,其结构优化将会间接影响其他产业.     

设计效应的计算

为了比较不同抽样方法的效率,1965年,Ｋｉｓｈ引进了设计效应(ｄｅｓｉｇｎｅｆｆｅｃｔ,简记为ｄｅｆｆ)。其定义为:ｄｅｆｆ(^θ)=Ｖ(^θ)/Ｖｓｒｓ(^θ)其中Ｖ(^θ)为所考虑的抽样设计下,总体未知参数θ的估计量的方差,Ｖｓｒｓ(^θ)为相同样本量的简单随机抽样下,θ的估计量的方差。设计效应可以用来评估所考虑的复杂抽样设计的效率。ｄｅｆｆ<1,表明所考虑的抽样设计的效率比简单随机抽样高,ｄｅｆｆ>1,则它的效率比简单随机抽样低。利用设计效应还可以确定样本量,所以它的计算很重要。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是一个样本,因而,Ｖ(^θ)与Ｖ…     

城市规模与人力资本技能溢价: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的个人样本数据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考察城市规模与异质性劳动力收入和人力资本技能溢价的关系,并结合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和空间知识经济理论对其内在影响机制进行剖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大城市在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作用下具有更高的劳动力名义工资和技能溢价水平;考虑不同规模城市的生活成本差异后,补偿效应会部分抵消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对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弱化大城市的技能溢价水平。进一步的非线性效应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与劳动力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分别存在倒U型和正U型关系;通过比较城市规模对不同收入群体技能溢价的差异性影响验证了群分效应的存在。研究结果对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人才政策的制定以及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就业选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Effect of dimensionality on discrimination

Discrimination problems in a high-dimensional setting is considered. New results are concerned with the role of the dimensionality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discrimination procedure. Assuming that data consist of a block structure two different asymptotic approaches are presented. These approaches are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dimensionality and the size of the training samples. Asymptotic expressions for the error probabilities are obtained and a consistent approximation of the discriminant function is proposed. Throughout the pap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mensionality in the asymptotic analysis is stressed.     

现金股利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替代还是制约

采用联立方程模型并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分析（2SLS）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与其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双向关系,研究发现二者既存在双向替代关系,又存在双向制约关系。替代关系表现为上市公司本期派现水平与控股股东本期资金占用程度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制约关系表现为上期派现水平与本期资金占用程度以及上期资金占用程度与本期派现水平之间的显著负相关关系。公司股权制衡现象弱化了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但对制约关系不起作用。     

Covariate Order Tests for Covariate Effect

A new approach for constructing tests for association between a random right censored life time variable and a covariate is proposed. The basic idea is to first arrange the observations in increasing order of the covariate and then base the test on a certain point process defined by the observation times. Tests constructed by this approach are robust against outliers in the covariate values or misspecification of the covariate scale since they only use the ordering of the covariat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a test based on the Anderson-Darling statistic. This test has good power properties both against monotonic and nonmonotonic dependencies between the covariate and the life time variable.     

Effect magnitude: A different focus

The role of measures of effect magnitude in the research enterprise is examined. Measures of effect magnitude are used for four purposes: (a) to estimate the sample size required to achieve an acceptable power, (b) to integrate the results of empirical research studies in meta-analyses, (c) to supplement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null hypothesis significance tests, and (d) to determine whether research results are practically significant. The advantage of focusing on effect magnitud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stead of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nd p values is illustrated with an example.     

管理效应层次分析

文章运用总量生产函数与投入产出模型对企业管理分两个层次作了有效的分析,为企业确定管理者与工人的贡献率和管理产出弹性提供了依据.     

政策效果评估的双重差分方法

双重差分方法(DID)及其拓展是目前国内进行政策效果评估应用最广泛的研究工具,但规范运用DID方法必须解决内生性、选择性偏误、分组样本异质性、动态异质性、自然实验的外生性等一系列问题,否则将导致回归结果的偏误.文章根据实验理论并结合国内外典型范文,通过实验前测、平行趋势检验、三重差分、IV、falsification test、连续型DID等多种方法和检验进行全面的稳健性分析,弥补DID方法运用中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