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测量与识别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视角

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人贫困问题逐步显化。基于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在测算收入贫困的基础上,采用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人的客观多维贫困指数(MPI-I)和包括主观福利的多维贫困指数(MPI-II),涉及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主观福利5个维度。研究发现,MPI-II测量的主、客观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且主观福利贡献最大;MPI-I测量的客观多维贫困次之,收入贫困发生率最低。进一步,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样本进行交叉识别,收入贫困的农村老人中有96%同时陷入多维贫困,多维贫困样本中一半以上为非收入贫困。这说明虽然收入始终是农村老人多维贫困识别的重要因素,但以主观福利为代表的非收入因素影响更大。     

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效应的门槛面板回归检验

文章选取1997-2015年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研究经济发展方式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的作用越明显,呈梯度渐进增强趋势;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为门槛变量,经济发展方式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特征.     

中国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的测度及其时空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的5期数据,构建了带有收入门槛的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对农村多维相对贫困进行测度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进行静态和动态分解,并使用Dagum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的区域差异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18年,农村居民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并逐渐趋缓。多维相对贫困的总体差异存在,主要是由区域间差异导致的。具体来看,公共服务维度的减贫效果大于个体维度,收入维度对多维相对贫困指数的贡献率逐渐上升,收入维度依然是多维相对贫困最重要的衡量指标。降低农村居民的多维相对贫困,要从提升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向缩小家庭收入差距转变,在系统性地降低相对贫困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个体脱贫能力的提升。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农村居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FGT贫困指数的分解新方法

在我国即将完成脱贫攻坚背景下,异质性在居民减贫并防返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本文通过反事实分析法将收入分布变迁分解为均值、方差以及残差三种变化,进而将其引入贫困分解中,对我国农村及区域贫困进行分解。研究表明,引入收入分布变迁贫困分解结果具有稳健性,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效应与离散效应存在非对称性,提高收入已不足以弥补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贫困加深效应,而异质效应和离散效应间存在对称性,居民异质性在减贫进程中逐渐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从区域视角看,东部区域异质效应减贫效果明显高于增长效应;中部区域增长效应和异质效应均具有显著减贫效果;而西南区域增长效应的减贫效果最显著。     

我国农村贫困的动态转化、持续时间与状态依赖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00—2015年跟踪数据,比较分析了农村家庭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长期变动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Cox比例风险与动态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跨期贫困的动态转化概率、状态依赖及其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多维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比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幅度高出近20个百分点,但未脱贫的多维贫困家庭比收入贫困家庭具有更明显的贫困适应性。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无论是收入贫困还是多维贫困,中断当前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都下降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子代职业地位、子代教育、城镇化水平和交通便捷度等因素显著降低了贫困家庭的贫困适应性与状态依赖,而贫困补贴对部分贫困家庭产生了补贴依赖效应,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贫困适应性。本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有关贫困动态性的探讨,为有效破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状态依赖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教育对贫困变动的效应分析:1995～2007

教育对贫困变动有重要的影响。采用1995~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本文估计与测算了我国教育对贫困变动的效应,研究发现:教育对贫困变动有显著正效应,教育对贫困变动的弹性值在1.41-5.57之间变动,在教育投入影响下,收入对贫困变动的弹性小于收入不均等状况对贫困变动的弹性。     

Rasch模型在多维贫困测度中的应用

文章首次将Rasch模型引入中国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中,并利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对中国家庭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份的家庭贫困状况差异明显,且大体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就全国家庭而言,收入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基础设施类维度贫困发生率较低;2在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中,Rasch模型具有方便、独立、客观、可预测等优点,其既可用于计算贫困的发生状况,也可用来快速评估个体的贫困程度。     

贫困的多维测度研究述评

贫困与福利问题的定量研究要求尽可能准确地描摹贫困的状态及其程度。传统的单纯考察货币性指标的方法已不适应社会对贫困测度质量的要求,因此包含更多非货币性指标的多维模型应运而生。此类模型多建立在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之上,总体思路是构造综合性的贫困指数,但是研究者所采用的维度与指标设计体系方案以及数学处理方法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文章通过梳理贫困多维测度的有关文献,辨析各种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他们的优劣进行了评判,为探索更理想的测度模型奠定了基础。     

中国家庭多维贫困的统计测度

为全面反映居民贫困现状,需要对多个维度的贫困信息进行综合,计算多维贫困指数。对Alkire等（2008）的等权剥夺矩阵采用了非等权设计,改进了多维贫困指数测度方法,并将基于贫困发生率、贫困强度与贫困深度的多维贫困指数统一到一个计算过程中,提高了计算效率。文章利用1997—2006三年的CHNS数据,在饮用水、收入、教育、健康保险、电器等五个维度,时中国家庭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家庭整体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没有家庭存在5个维度的贫困;维度分解表明饮用水、收入、教育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最大。     

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目标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年群体成为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人群。家庭作为贫困识别的最小单元,对不同类型家庭老年贫困变化的研究有助于未来相对贫困的识别。从家庭结构变迁视角下考察农村老年贫困的变化,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11—2018年调查数据,采用A-F法测算了不同家庭结构下农村老年贫困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两者间关系。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滞后因变量回归(LDV)考察基期的家庭结构对下一期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结构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一个关键因素。随着时间推移,独居和四代合住家庭贫困发生率下降最小,两代合住家庭次之;农村老年贫困的分布从三代合住逐渐向独居和两代合住转变。不同家庭结构的老年多维贫困呈现不同特点。在考虑农村老年群体差异后发现,与配偶合住的男性老人、三代合住的高龄老人以及生活能自理老人免于贫困的优势更明显。为此,构建老年脆弱家庭的多维防贫机制,防止规模性返贫。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村老年相对贫困的治理需更多关注独居和...     

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观贫困感受研究

主观贫困包含着大量客观贫困无法体现的信息,是客观贫困测度的一种有效补充。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主观贫困效应的测度方法,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微观调研数据,对影响我国居民主观贫困感受的决定因素以及主、客观贫困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首先,按照CSS数据中居民对自身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价,将居民划定为主观贫困和非主观贫困两种状态;其次,为了更加灵活的捕捉连续变量的影响,利用所提方法对影响主观贫困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对主、客观贫困测度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主观上的贫困感受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规模、人口结构、教育水平、资产积累、医疗支出、家庭遭遇困境事件、居住位置等因素均会显著改变主观贫困发生的概率。因而居民主观贫困的脱离不仅依赖于经济条件的改善,教育、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从政策上提高贫困人口应对困境的能力都对提升居民安全感和获得感具有重要的影响。     

多维框架下的中国不平等测度及分解

新时期中国不平等问题表现出新的特征,传统的单一维度不平等已经无法反映现今不平等问题的多维性特点。本文将量化不平等的视角从一维拓展到多维,基于单维不平等合成多维不平等等三种方法测度了收入、教育、医疗多维不平等程度,同时还完成了对多维不平等指数的分解。结果表明,中国社会整体的多维不平等程度逐步加深,收入不平等依旧是贡献程度最大的单维不平等。本文得到的一个重要政策建议是认识和解决不平等问题必须注重单一维度和多维相结合;收入差距缩小并不代表多维不平等的同步改善,政府应该通过政策手段来进一步发挥在民生领域,特别是教育、医疗领域的调控作用。     

数字金融、数字鸿沟与多维贫困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居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巨大,因而也可能具有减贫作用。本文首次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通过克服内生性的工具变量估计,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然而,与预期不同,本文的初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了贫困发生的概率,也加深了多维贫困的程度,且影响逐年增大。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结构性问题:数字金融发展给能够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带来便利以及机会,挤占了未能接触到互联网的居民原先所可能获得的资源,这种数字鸿沟使得位于贫困线附近和贫困线以下的居民由于数字金融的发展而愈加贫困。观察背后机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主要导致了面临数字劣势的贫困居民失业概率的提升。因此,在推进数字金融发展的同时,应着力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得性,尤其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就业市场的挑战,引导其成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撑。     

个人所得税、减贫效应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

本文结合国际前沿收入分配测度方法,基于贫困增长曲线（poverty growth curve,PGC）和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Relative pro-poorness of Growth,RPG）测度指标,应用2013年发布的新一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从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益贫性这一新视角分析个人所得税的减贫效应及其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由此阐释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益贫性的影响机理,并得到更具针对性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启示。     

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VAR和VEC模型的实证

安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一年的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相关实证分析显示：金融规模的扩张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虽然股票市场的发展滞后到第七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超过了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其贡献度一直在增长,这表明,虽然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较大,但是成立只有十几年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很大的潜力;而金融发展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且有些时期对经济增长呈负作用;保险市场的发展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为了安徽的金融发展更快更全面地促进经济增长,安徽股票市场的发展应摆在比传统金融中介发展更优先的位置,应继续加大企业从股票市场的融资力度,同时应大力发展多元化金融体系来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加快保险机构改革并提高保险业经营水平。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辽宁省14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了辽宁省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依次建立金融发展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大小在不同地区具有显著差别,且金融发展对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随机效应半参数logit模型的惩罚似然估计研究

 在颇具争议的收入差距和健康关系研究中,为了降低可能存在的模型设定和遗漏变量偏误,本文提出了随机效应半参数logit模型,其中非参数的设定还可用于数据的初探性分析。随后本文提出了模型非参数和参数部分的估计方法。这里涉及的难点是随机效应的存在导致似然函数中的积分没有解析式,而非参数的存在更加大了估计难度。本文基于惩罚样条非参数估计方法和四阶Laplace近似方法建立了惩罚对数似然函数,其最大化采用了Newton_Raphson近似方法。文章还建立了惩罚样条中重要光滑参数的选取准则。模型在收入差距和健康实例中的估计结果表明数据支持收入差距弱假说,且非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其具有U型形式,与实例估计结果的比较指出本文提出的估计方法是较准确的。     

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评估——收入、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

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大规模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科学估计该政策对我国贫困人口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6年两期数据,以贫困线为断点,研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人口在家庭纯收入、转移支付收入、家庭人均消费、生活改善和外出务工等方面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户家庭的纯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水平,降低了人均消费支出和外出务工比例。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健康状况更好的贫困人口受到的政策影响更大,表明精准扶贫的政策影响具有异质性。这也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精准扶贫政策时要对因病致贫家庭予以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