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州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思路与对策

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如何保持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已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农村工作所面临新的课题。截止2008年年底,原州区总人口为4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5万人,占总人口的75．2％;总耕地为141．9万亩,农村人口人均4．3亩耕地。通过对2005—2008年我区农民收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影响收入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而探讨实现我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影响和效果

摘　　要: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引起了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大组合,对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没有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推动了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因此得到持续提高,农村贫困得到极大缓解,城乡二元结构向有利于城乡统筹的方向转化。另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支持了城市发展和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因此,中国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为农民迁移进城创造条件,这是建设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统筹的根本途径。     

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摘　　要:作者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应首先着力解决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教育水平差距大、农民教育负担重;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平衡、农民医疗费用支出负担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失。作者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政策措施 。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因素的VAR模型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江苏省农村工业化、农民教育水平、地区交通条件以及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这四个因素对农民人均纯收入都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还表明：农村的工业化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具有自我强化的推动作用;农民教育水平初期显示一定负向效应,但一段时期后则是持续的正效应,其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滞后的正向推动作用,政府对于农村教育的支持对农民收入的长期增长更显重要;交通条件的改善对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有持续的正向作用;单纯的收入补贴或扶贫对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作用有限。     

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分析了二元经济结构制约农民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的机制。借助2003年全国31个省区截面数据从静态角度实证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显示二元系数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对1978-2007年二元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指数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二元经济结构是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进一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持续增长将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刺激作用会增强。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相对低下的问题,关键在于及早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农民收入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重庆市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农村地域广、人口多,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极度不平衡。加快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在统筹全市城乡发展、加快全面小康进程、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农民收入的发展特点和影响因素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一、农民收入特点     

增加农民收入 构建和谐贵州

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贵州3900万人口中有2900万在农村,所以提高农民收入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构建和谐贵州的重大政治问题。近几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全省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使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分析

文章通过设定面板协整模型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校正模型考察短期动态调节效应。通过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异质性的面板协整关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效应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短期内应提高农民收入和加大农业投入,长期内应着力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湖北省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研究

一、湖北省农民收入增长现状 (一)农民收入绝对值增加而增长速度减慢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省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199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217元,比1978年增长19.1倍,年均递增16.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6倍,年均递增7.6%.但1994年以来,全省农民收入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增幅一年比一年低.五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1%,年均增加额只有68.2元.五年年均增长率只有3.1%,年均增加额只有68.2元.     

广东农民收入增速趋缓问题分析

近几年 ,广东农业和农民收入问题比较突出 ,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下降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农业收入减少 ,支撑农民增收的能力下降。本文在分析“九五”期间广东农民收入结构变化的同时 ,重点剖析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探讨增加农民收入的基本思路和途径。一、农民收入结构变化情况“九五”期间 ,广东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据调查 ,2 0 0 0年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 36 5 4.48元 ,比 1995年增长 35 .4%。收入结构变化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 ,工资性劳动报酬收入比重上升。目前 ,广东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     

Development of an urban intensity index to facilitate urban ecosystem studies in Trinidad and Tobago

Urban ecosystems, considered centres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ace a multitude of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challenges, which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believed critical to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and reali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cosystem perspective provides a holistic approach, needed to address the complexly interconnected issues, which arise from urban development. Central to the mapping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urban ecosystems is the delineation of their boundaries, which are made less transparent by growing urbanization. This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a dichotomous approach. An urban intensity index is a critical tool which supports urban ecosystem studies by facilitating analysis of effects along the urban–rural gradient. In this study, Urban Intensity is estimated and ranked from most to least intense for communities across Trinidad and Tobago,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hysical data from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is statistically validated index, designed for Trinidad and Tobago, should have wider applicability to other disciplines and countries.     

陕西省城镇化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全国各地重视城镇化战略和推进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揭示城镇化的地区特色和现阶段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陕西省的具体情况和必要的实地调查,运用SPSSl9．0和Eviews6．0软件对陕西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元统计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仍处于工业化主导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第三产业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开始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明显是促进乡村人VI向城镇转移的主要动力;制度因素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尚不明显,市场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     

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与实施对策——基于推拉理论的托达罗修正模型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如何在城市就业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问题,是推进城镇化和提升农民收入以及实现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推拉理论",结合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实际状况,对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进行修正,并以此构建多元回归模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应当加快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大培训"农民工"专业技能的力度;深化体制改革,消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壁垒,构建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制度;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的有效转移。     

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拐点判定及其增长效应

本文利用1992-2012年我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以及城乡消费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化是引致城乡消费差距变动的核心变量,且城市化导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倒U型”拐点大致发生在2003年,东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倒U型”趋势显著于中西部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的城乡消费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城乡消费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且这种负面效应在东部要比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显著。可见,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消费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依次影响的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具有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     

基于资源环境约束视角的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解析

传统农业生产率测算方法忽视资源和环境约束,有可能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绩效产生误判,从而导致政策误导。为此,将资源环境因素引入传统的农业生产率分析框架,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1998—2011年的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进行测算,并且运用Tobit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总体偏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已经对中国的农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效率损失;不同区域农业绿色生产率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较高,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绿色生产率普遍较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会有效提升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而农业结构中养殖业比重的上升、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财政支农政策的实施,对农业绿色生产率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分析

本研究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89-2009年的追踪数据,使用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估计了全国教育收益率的总体变化趋势,并通过引入宏观经济发展指标来考察教育收益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全国教育收益率并没有延续以往快速稳定增长的势头,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变化对教育收益率的变动都有显著影响.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本研究还比较了城镇和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变动趋势的差异,农村地区教育收益率先高后低反映了我国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开放进程.     

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观福利效应考察

《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人口流动已然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社会现象,由此衍生的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福利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设计主观福利测度指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 年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省级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工具变量回归等方法考察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对流动个体自身和城镇本地居民的主观福利影响。研究表明:①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个体收入获得感显著提升,但其幸福感与流动之前并无明显变化,且增加了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存在“福利博弈”;②城镇本地居民因流动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劳动职业分工,收入获得感较以前增强,但社交信任安全感稍有下降;流动规模与城镇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呈现正U 型状态,其影响由负转正的拐点为40.50%左右。结果表明,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逐渐提升,城镇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平衡和谐共存局面也会最终达成。     

中国农村城镇化动力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文章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对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确定出各项动力因素对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作用的大小,并针对实证分析结果,对当前农村城镇化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及教育在传递中的作用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实证检验了出生于1949-1990年男性是否存在代际收入传递,并分析了其变化趋势和教育在代际收入传递中的作用机制。估计结果表明,1949- 1990年代际收入传递程度总体上不断加强,其中60年代初期和80年代初期出现两次传递高峰。中等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及加强趋势均最高,呈现双倒“U”特征。城镇传递加强趋势约是农村2倍,城镇高收入水平者受父辈的影响更强,农村则低收入水平者所受影响更强。对教育作用机制分解发现,教育对代际收入传递的解释程度在农村达到26%,城镇则达到36%。家庭环境导致的子女教育机会不平等是影响代际收入传递趋势变化的最主要原因。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在中国教育的作用也出现了”组合效应”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