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夏商周时期中原华夏文化的南渐及其影响

夏、商、周(本文所论限定为西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国家政权,制造发达的青铜器,创造并使用文字.先进的中原华夏文化向周边地区浸润传播,同时也不断吸收周边各族的文化.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古代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的进步,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早期铜镜的类型、流布和功能

中国境内的早期铜镜包括具钮镜和有柄镜两大类,历经夏至早商、晚商、西周和春秋四期,类型逐渐完备,具钮镜下的单钮镜作为早期铜镜的主体,呈现出由几何纹镜经素面镜向动物纹镜发展的趋势。中国铜镜最早出现于甘肃、青海和新疆东部地区,晚商时已出现地区间的影响和交流,中原和新疆成为其分布重心,春秋时期中原、东北和新疆正式形成了本地的用镜系统。河西走廊至新疆东部地区应是探寻中国具钮镜起源的重要线索地。有柄镜源自西亚北非,西周时传入新疆和河西走廊。功能方面,早期铜镜一直作为梳妆用具,兼作配饰,亦曾是宗教法器和等级地位的象征。     

论岭南地区先秦铜器的考古发现、分布及其社会影响

岭南地区包括两大水系,我国广西、广东境内的珠江水系和越南北部的红河水系.两大水系均发掘出土先秦时期的铜器.这说明从先秦时期起,铜器制作技术就从中原传播到了岭南;铜器制作技术沿着珠江水系和红河水系进行扩散和传播;先秦百越民族在吸收中原铜器制作技术的同时,制作出自身特征的铜器并用于军事和经济生活之中,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邾鲁文化的渊源与形成

邾,又称邹,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落方国,西周初年所封的鲁国乃古代东方的奄国之地。两国域内著名的"汶阳之田"与"泗西之地",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老东方文明。这一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岳石文化与晚商文化的冲击、西周文化东渐与邾奄文化的交融、春秋人文思潮与邾鲁文化的形成。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文化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与蔓延。     

铜器视角管窥周人西北经略——基于宁夏姚河塬的考古发现

作为西周的发祥地，近年来，泾河中上游地区西周遗存及青铜器的发现逐渐增多，但鲜见综合研究。随着宁夏固原“获国”都邑遗址的发现，周人对西北的经略更为清晰，姬姓周人、殷遗民、北方游牧民族共同构建了泾河中上游西周多样的文化面貌。泾河中上游地区发现铜器的器型、纹饰的转变也反映了西周早期统治者对西土的扩张，这些遗存的时间分布规律同周人东迁等史实相互佐证。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夏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皖北。代夏的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从地理上看,夏商周中原文明的浸润由西而东递减,土著文化因素递增;从社会层次上看,对中原王朝礼制文明的接受程度则由社会上层而下层递减。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浅论晚商早段商文化在汶泗流域出现退却的原因

汶泗流域作为中原商文化向海岱地区东进的前沿,自早商时期到商末都一直在延续.中商时期商文化在该地区繁荣之后,晚商早段却突然出现退却,直至乙辛时期商王朝才重新对汶泗流域恢复了实质性的控制.本文试结合晚商早段商王朝对外的政策,探讨这一时期商文化从这一地区退却的原因.     

齐鲁文化发展论略

齐鲁文化发展论略郭墨兰齐鲁是山东省区的简称。齐鲁文化在广义上讲即是山东文化。但狭义地讲，它是专指先秦齐、鲁两国的文化，是两国文化的合称。齐、鲁是西周王朝的两大封国，是周王朝在东部沿海的代理统治者，享有文、武特权，并负有镇抚东部地区和推行周礼文化的历史...     

先秦时期汉族先民在东北的活动与开发考探

传统史学认为,东北地区最早是少数民族居住地,汉族先民在先秦时期对东北的影响不大。但近年的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汉族先民居住在辽西地区,他们所缔造的文明,丝毫也不亚于黄河流域。商、周时期,更有中原汉族先民迁居东北,和当地各族不断交流、融合...     

明代乌江流域的移民活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有明一代,中国西南边陲的乌江流域因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而成为封建王朝移迁中土人口的目标之选。在明廷带有强制性质的大军留镇、引民屯种等规模性移民活动的带动之下,各种民间自发的商贾、饥民等外来中土移民于是大量陆续进驻此地。他们通过与世居少数民族的不断交流碰撞,共同推动了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经济文化改造,大力促成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互动,并深刻影响了当地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汉明帝与东汉的文化发展——兼论汉明帝时期的中外交流

在东汉文化的发展过程当中,汉明帝的作用不可忽视。汉明帝重视文化建设,注意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推动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明帝也极为重视对外交流。他致力于重开西域,并通过积极的措施稳固与西域的联系。佛教的东传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得以实现。如此一来,东汉文化就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试析李煜词的社会文化根源

李煜词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时代文化与审美习尚的规范,使他的词追求轻艳,重于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南唐的地缘因素和社会风俗的影响,使他的词柔靡而艳丽,重于描写歌舞宴饮的享受和对恋情的追求,具有明显的俗文化特征;南唐特殊的历史和词人的人生经历使他的词充满深哀巨痛,抒发自我的家国之忧,摅写了经济之怀,提升了词的文化品格,初步显露了词向诗化道路回归的端倪。     

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与传统易学思想的矛盾及其消解

本文对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及其流变依其内在发展逻辑作了一个概要的历史回顾 ,并重点揭示现行易卦二进制解释与传统易学理论的矛盾 ,从而寻求更接近史实、更贴近易理的阴阳爻配应方案 ,根据传统的“阳一阴二”法则 ,就易卦与现行二进制的内在关联性给出数学上的说明 ,指出“先天易”系统是自在的、完备的自然数序的计数系统。     

元巩昌汪总帅府二十四城考

巩昌汪总帅府为元代唯一允许世袭罔替的漠南地方军政官府。降蒙初汪总帅府所辖二十四城的地盘,应该是癸卯春皇子阔端手札付秦、巩等十九州,再加原属金熙河、庆阳二路而后割出的安西、河、泾、邠、宁五州。五府二十七州、四府十五州及五十余城说,则反映元世祖朝至元五年等不同时段,因汪氏军功权势及其与蒙古诸王、脱思麻宣慰司等彼此消长而造成的地盘扩张或缩小的状态。     

谈渤海国对日本交往的两个问题

渤海国是唐朝时期中国的一个边疆民族政权,与日本具有一些相同的文化因素,物产丰富,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先进,这些是其对日本交往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渤海进行了长期的对日交往,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渤海对日本的交往,影响了东北亚战略格局,满足了双方人民的经济需要,促进了唐文化的传播,给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东北亚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津味儿小说对天津城市形象的建构

津味儿小说伴随寻根文学潮流而出现.津味儿小说作家从能人形象的塑造、民风民俗的渲染、以奇为美的审美追求三个方面想象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天津.秉承审视反思的文化姿态,他们一面对天津地域文化中保守落后的层面进行揭示与批判,一面挖掘天津市井文化中有生命力的部分,同时对租界文化亦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为读者展示出了一个鱼龙混杂而又生机勃...     

论传媒文化在清代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代前后期传媒文化的性质不同,它在清代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清代前中期,传媒文化发展到了中国古代传媒文化的顶峰和熟烂阶段,但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尚不显著。传媒文化在为清帝国政治大一统提供必要的信息保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思想和文化专制的工具。清末,传媒文化实现了向近代化的飞跃,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亦迥异于前,创造了独立于官方的强大话语体系,进而形成传媒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相并峙的局面。传媒文化打破了单纯作为载体文化的功用和范畴,直接参与到清末新文化的创造工程中,促成了文化的大众化趋势,亦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孔颖达儒学思想的异质性考论

孔颖达是隋末唐初经学大师,以主撰《五经正义》播名于史。《五经正义》作为有唐一代权威儒学典籍,以儒学正统为宗旨,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儒家立场,另一方面在具体阐释中又融入了道、玄、释等诸家思想质素,从而既表现了孔颖达儒家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显示了中国汉魏以降儒、道、玄、释诸家思想交融互渗、此消彼长的动态文脉景观。孔氏《五经正义》这种以儒为本,兼融道、释、玄诸家思想于一炉的异质性特征,是唐初特定的人文语境、文化酵素与儒家士人多元互动的结果,它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多维而深远的影响。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