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节目的美学追求

主持人节目是一种综合节目。"真"是根基,它比其他大众传媒形式更富有影响力;"善"是其灵魂,它关注的中心是人,是人自身的完善,是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它持有"与人为善"的态度;"美"是其魅力。真善美的完美统一,就是主持人节目艺术魅力之所在。     

"中华"探源

通过纳西族象形文字"中"字与原始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的"中"字对比研究,可以认为"中"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是以"木矛"一类的东西投中物体之义;"华"为"粟花",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远古居民主要以粟作农业为主有关;"粟花"为华,有大而美、光明之褒义。春秋时诸夏取"华"之美意,形容享有礼乐文明的诸夏人,"华"遂成为族称,与夏同义。"中华"称谓源于中国诸华,与中国同义,最早出现于西晋武帝初期。     

出版理论中几个命题关系的探讨——以刘杲命题为讨论中心

刘杲编辑出版理论中有3个命题,其中"刘杲命题2"——"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为"木文命题1"——"多出好书是出版工作的永恒主题"的第2个展开命题;"刘杲命题3"——"出版社的改革集中了出版体制改革的特点和难点",其展开命题1为"巢峰命题"——"我国出版社的配置带有很大盲目性",其展开命题2为"木文命题2"——"出版单位主管主办制度问题是当前出版体制改革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亦说“老有所乐”

前不久,单位一位老同志光荣退休。在欢送会上,说及退休以后干什么,他概括了"天伦之乐、知足常乐、老有所乐"这"三乐"。说得极为精彩,闻者无不动容抚掌。在我看来,"天伦之乐",是一种氛围;"知足常乐",是一种心态;"老有所乐",是一种动力。三者缺一不可,相生互动。但我以为,其核心该     

“德古”：彝族民间的纠纷解决人

"德古"属于一种社会分层,是彝族社会的民族精英,他们不经过选举或任命产生的,而是由其本人的办事能力和威信自然产生的。他们是彝族民间社会主要的纠纷解决人,是彝族民间秩序的维护者。彝族重视家支内部的团结、追求和谐的传统文化是"德古"能调解纠纷决定因素;"德古"是彝族民间自发生长的乡土权威人士,也是调解纠纷的媒介和见证者。了解"德古",对于促进彝族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有积极的意义。     

老子与孔子言下的仁义问题

在先秦政治论题中,仁、义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十分重要。"仁",是本于自然人性的政治原则;"义",是根据自然人性原则制定的引导性原则;"仁"与"义"相合衍生出"礼",为可见的政治制度。因此,对政制品质的考察,需要还原到仁义问题,甚至最终还原到道德问题。     

亚里士多德技术制作思想探析

"技术制作"一直是技术哲学的研究主题之一,古希腊的大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技术制作有过论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技术制作活动是一个从潜能到实现的运动过程,"自然""人""善"是技术制作活动中的基本要素。"自然"提供质料和载体,支撑并干扰着技术制作活动;"人"通过灵魂提取形式,对技术制作活动程序进行构思设计和操作执行;"善"赋予技术制作活动本身以"目标",使技术制作更加精湛、巧妙和智慧,同时也使技术获得了伦理品质。亚里士多德关于"善"对技术的指引的思想,对今天的现代技术也仍然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美学重建与“感性学”“审美学”反思

在当今的美学重建中出现了一种超越康德的"审美学"回到鲍姆嘉滕的"感性学"的倾向。但对于一种更具有整合性、普遍性的新时代中国美学基本理论的重建来说,无论是康德意义上的"审美学",还是鲍姆嘉滕意义上的"感性学"都是需要反思的。鲍姆嘉滕"感性学"的主体性原则导致对自然审美的忽视;"感性学"的感性认识能力对身体及"非完善感性认识"的排除,又使其无法很好地解释身体审美和当代艺术审美活动;"感性学"作为主要依据诗歌艺术建立起来的"自由艺术审美模式"也限制了它对自然审美活动的解释力。对感性学、审美学反思的目的,不是要完全离开"感性学",而是为了促进一种新时代的更具整合性、能更好地解释当下所有审美活动和审美现象的"新审美学"的重塑。     

救赎与献祭--对朱湘死亡意识的解读与反思

作为文化现象的"朱湘之死"的现象学阐释可能有多种,但主要与四个方面紧密相关融注了边缘、焦虑、精美、悲剧的文化身份;诗与人的清醒悖逆;"救赎诗"的自觉营构与乌托邦话语;"诗的救赎"的自为献祭."朱湘之死"是一种"理性死亡",也是一种"意向死亡",最终完成了诗人朱湘从"救赎诗"到"诗的救赎"的诗学之旅.     

不胜清怨《西洲曲》——试析《西洲曲》中“西洲”的抒情结构意义

"忆梅下西洲",西洲是美好的回忆,抒情的起点;"西洲在何处"、"鸿飞满西洲",西洲则是对"郎"的埋怨,一怨人不到,再怨信不至;"吹梦到西洲",西洲是凄绝情感的寄望。西洲贯穿首尾,层层推进心理情感的变化,形成《西洲曲》整体"清怨"的抒情特色。     

极高明而道中庸——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理想人生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冯友兰先生理想人生的最高境界."极高明"是就人的境界说的;"道中庸"是就人的行为说的.就境界说,由于人对人生觉解的程度不同,可有四种不同的境界,天地境界是人的最高妙的精神境界;就行为说,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不必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只是一种平凡而自然的生活方式.     

汉代“小说家”观念辨析

在汉代,"小说"这一概念主要表述为"小说家",是刘向等人根据书籍分类的实际状况而选择的类称。"家"并非"九家之术"所指学派概念,而是类属之称;"小"不是对学说价值高下的判定,而是指言论细碎、增饰不实;"说"是一种先秦至汉代所存在的"广说诸事"、寓理于事的著述体式。汉人的"小说家"观念是造成后世"小说"文体边界模糊、蔓延的主要源头,有必要进行专门辨析。     

“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     

收藏古董家具五看

一看材质它是判断家具价值的首要标准。现在通常的排列是:"一黄",即黄花梨木;"二黑",即紫檀木;"三红",即老红木、鸡翅木、铁力木、花梨木等;"四白",即楠木、榉木、樟木、松木等。也有人将材质分"硬木"与"软木",硬木类要优于软木类,硬     

老子“不言之教”的隐性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老子的思想是博大、深邃的.<老子>关于教育的论述也是发人深省的.其中"不言之教"可以理解为一种隐性教育思想.他的这一思想体系可以包括"道法自然"的教育规律;"起于累土"的教学原则;"无弃人"的师生关系;"以身观身"的自我检测.这四方面对于我们在教育中按规律办事、教学循序渐进、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关注细节,及时引导,从而更好地发挥隐性教育思想的育人功能有重要意义.     

道德实践中的辩证法

道德实践中有许多辩证法:"道德"与"得到",在道德实践中,讲道德、讲奉献,才能顺理成章地"得到",不讲道德的人,一时也许能得到很多,但最终往往失去的更多;"道德"与"人缘","人缘"好,往往思想上开心,工作上顺心,生活上舒心,人际关系紧张,往往思想上灰心,工作上窝心,生活上揪心;"道德"与"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道德才会有市场,没有道德就没有市场。     

末世凡鸟绚丽多态的四维人生表征——王熙凤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臆解

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和"哭向金陵事更哀"是互相关联且逞递进关系的整体叙事,不容分割。惜乎对此著述虽多,却无确解之文,不足参酌。唯有按事体情理之意绪从王熙凤人生全部经历入手,高屋建瓴、知人论世,方能得出"一从"为难以挣脱的三从四德之既嫁从夫;"二令"为当家主政,威重令行;"三人木"为其事败抄家,财尽力诎,众叛亲离,败落事休;"事更哀"乃操劳过度,积劳成疾,惨死贾府,棺葬金陵之最终结局。这才是对王熙凤这个末世凡鸟"聪明反被聪明误"之绚丽多态的四维人生表征的正确释解。     

文艺学研究的一种可能向度——以文学批评家胡河清为例

面对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的丰富资源,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鲜有原创性的进展,如何有效地摆脱这一困局?文学批评家胡河清给我们揭示了一种可能的研究向度:立足本土的文化传统,将中国文论的精神充分内化,使自己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回到事物本身",面对具体的创作实践,解决实际存在的理论问题;重返审美体验的文学批评,打通中西古今,建构有根柢、有灵性、有活力的文艺学.     

论邓小平“中央要有权威”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中央要有权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中央要有权威"是实现党中央强有力的领导的前提条件;"中央要有权威",就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央要有权威",就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要有权威",就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研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对于维护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西汉“天人感应”思想的伦理意蕴

西汉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天"是人的根源,天、人是同类,可以互动;"天"有意志、有人格,能赏善罚恶;"天"有道德理性,是人道的依据。这一思想包含浓厚的伦理意蕴:首先,培养人们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之情,为我们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其次,根据天道确立国君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国君需效法"天"的"溥爱无私,布德施仁",并通过爱民、利民来体现尊天,使封建时代居于权力巅峰的国君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以天道为依据论证人际等级关系的合理性,对维护家庭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也有重要的作用。天人感应思想无疑具有迷信的成分和消极的影响,但我们对它的合理之处也应有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