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论“信”德的价值

孔孟认为诚信具有人格价值，孔子认为是华夷之别的标志，孟子认为是和禽兽区别的标志，是君子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道德规范，诚信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本，和谐之本；诚信的功用价值还有多方面体现，孔子认为可以个体的信可以被他人信任，孟子认为秉持“信”德可获得“人爵”，在这点上孔、孟两人表现出分歧。     

孔孟荀“天命观”认识发展刍议

孔子、孟子和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和继承者，他们的学说在很多方面有着一衣带水的亲缘关系。在对“天命观”的看法上，三人作为儒家学派不同时期的代表，显示着不同的时代性，不同的认识性。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探微——以孔、孟、荀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人们多从佛、道两家进行挖掘、开发,实则儒家思想中亦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比之于佛、道,儒家的＂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于今更富有契合性。不过,由于先秦儒家的生态思想乃是根植于＂仁＂之德性之上,通过＂仁＂心之存养、拓展逐至展开。这无疑使得儒家的生态思想带有一定的隐晦性。在先秦儒家中,孔子、孟子、荀子可谓儒家思想的代表,挖掘儒家生态思想于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荀子“信”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的信伦理思想是在战国语境下的产物,人性恶是其哲学基础,群是其基本支点。荀子认为信应该包括治国、社会和个人修身三个方面。但作为封建社会倡导的主要德性之一,信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之处。在现代社会,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诚信建设迫在眉睫。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从荀子信思想中借鉴积极成分,另一方面自觉突破其局限部分,使诚信成为人们内化的道德规范。     

荀子“道”论探微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行为的终极合理性由"道"所确认。孔子和孟子从实践层面解释"道",早期道家则从本体层面分析"道",他们的思想在荀子处有一合流。通过对荀子"道"论的梳理和解析,可以证明荀子之"道"实包括自然之道、本体之道、实践之道三个层面。荀子是把孔子和孟子的实践之"道"根植于道家的本体之"道"之中了。     

从孔孟“仁者爱人”到朱熹“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对于孔子讲"仁",朱熹发挥孟子所言"仁,人心也",认为"仁"是以仁之性为体,发用于爱之情,由内而外不断生发的动态过程,兼性情、体用、仁爱、内外于一体,既不是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不是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因而是"爱之理"。同时,仁又具"生意",而包"仁义礼智"四德,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是"心之德",是"人心之全德""本心之全德"。相对于今天对孔子"仁"的解读,或只讲"仁"为外在道德,或只讲"仁"为内在心性,将二者分别开来,朱熹把"仁"界定为"爱之理,心之德",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各得其宜”与“群居和一”——荀子“群己之辨”的价值意蕴

"群己之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价值观之辨,它内在地关涉到群体与个体利益的关系。在比较孔孟荀的群己观时,我们可以看出:三者共同指向了群体价值认同,其中,荀子对群体价值表述得最为充分与明确,同时凸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对以及生存价值的重视。     

论诚信之“诚”与“信”的市场实践意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诚信"的"诚"和"信"之间包含了内在与外在(以及德性与规范)、高级与低级(以及提升与普及)这样两种基本的区别。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道德建设对于企业的影响、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把"诚信"中的"诚"和"信"拆分开来,暂时避开"诚",针对企业建设广泛的社会道德征信制度以确保其"守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由"信"到"诚"和由"诚"到"信"两条不同的道德建设路径实现"诚"与"信"建设的互动,或许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的道德水平,从而促使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取得更好的效果。     

“学”与“教”——以《礼记》为主线结合先秦儒家诸子进行探讨

古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铭言,今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宗旨,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至今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却又无法回避的的问题。而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中似乎含有一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东西,本文以《礼记》为主线,结合先秦儒家诸子的思想来探讨其"学"与"教"。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之嬗变

先秦儒家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光辉起点,后世许多有重大影响的诗学理论无不滥觞于此。孔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开创者,上博竹简和郭店楚简的发现揭示了孔子诗学理论注重政教和抒情的二元性特点,同时竹简表明七十子诗学上承孔子诗学,下开孟、荀诗学理论,填补了孔、孟、荀诗学理论关系之间的空白;孟子诗学主要为其论辩服务,以诗论政,而荀子将诗学理论政治化,融诗入政。竹简的发现给先秦儒家诗学研究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面貌。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弘扬中华“智德”文化——以先秦孔、孟、荀儒家为据的讨论

首先针对“智德的意义与界说”分别探讨先秦儒家孔、孟、苟三子之个别论述,呈现出三子思想之差异。其次,指出三子之“智德”实作为一种与“仁德”并举之德。再者,针对荀子所提之“知／智”的三层说：“使从知己”、“知人”、“自知”,来反省说明“智德”虽意在“知人”实则奠基于隐而未显之“自知”,以此作为孔孟荀儒家关于知／智问题的基调。     

庄子“小大之辩”与逍遥之旨

庄子逍遥之旨是通过“小大之辩”的寓言揭示的,但历代学者对“小大之辩”的注解各异。郭象从庄子万物自足其性的思想出发,认为小大虽殊,但其逍遥是一样的。钟泰、支道林等则从人的境界处立论,但二者又有不同,钟泰认为“赞大而斥小”,支道林则认为小大皆未适逍遥。各家都企图立足庄子思想,揭示逍遥之旨。庄子之进路在于通过“小大之辩”,进而超越“小大之辩”,进入逍遥之境。     

先秦儒家人论浅析

本文对孔、孟、荀儒家代表人物关于人论学说,按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的个人价值观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阐释其重要的思想影响——既有积极用世的一面,又有因循保守的一面。     

《老子》“功成身退＂之道之我见

摘要：《老子》一书,由于其用语的特异性,再加上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后人往往对其产生误解,如对老子的“功成身退”之道,一般人大都认为是消极的、出世的。若细究其因,乃是由于对老子的重要思想观念的曲解所致,如从“无为”、“不争”、“居下”、“柔弱”的思想出发,我们会发现,“功成身退”实乃法“道”而行,于积极有为之中,暗含着令人敬佩的谦退之德。     

老子“无为”思想与西方“自由放任”学说

老子无为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西方自由放任学说在经济学说史上曾占据统治地位.比较两者思想,可发现共同之处.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可以同时从自己的传统和西方文化中获得借鉴.     

作为论性原则的“生之谓性”

从告子与孟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开始,人性论就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中心议题,性善性恶也成为主要的辩题。对人性作出价值判断之前,需要确定什么是人性,这就涉及到界定人性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本文从对告子与孟子关于“生之谓性”的论辩,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的论释切入,以证明三家的人性论都可归入“生之谓性”这一原则。     

“逍遥三辨”与“逍遥之旨”

庄子的逍遥思想是通过“小大之辨”、“有待无代之辨”、“有用无用之辨”三个环节来表述的。如果只注意《逍遥游》中的“鹏鴳寓言”一节，则使庄子的思想成了断尾巴蜻蜓。庄子的“逍遥游”境界，是庄子的理想追求，也是庄子的自我设定与塑造。庄子，即逍遥游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