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我们自身——一种历史本体论的福柯构思

康德启蒙观无疑成为福柯晚期的重要哲学主题，也是他从现代性探索转向古希腊罗马思想讨论的一个理论契机。在康德的短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福柯发现了“现在本体论”并对其加以丰富发展，进而提出“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努力建立“启蒙”与“我们自身”的内在关系。康德启蒙观具有奇特的“笛卡尔踪迹”，或者说，是笛卡尔哲学——旨在正确引导理性、寻找真理——的继续；启蒙的历史本体论明确指向“我们自身”，旨在认识其本质，“我们自身”这一概念在对启蒙的沉思中成为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批判主题；启蒙的希望就是我们自身的希望，也意味着自由、独立、理性与现实。作为三维结构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与伦理主体），我们自身处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就是其存在方式的生成过程，也是其历史本体论的构思过程。     

理性启蒙的历史命运与未来走向 ——从康德与柏拉图理性观的比较看

近代从西方兴起的理性启蒙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其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值得当今正处于各种危机中的人类深入探究。在理性的发展史上，康德和柏拉图分别在近代和古代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康德通过对柏拉图的理性的批判开启了理性启蒙，这一启蒙表现为从盲目到自觉，从禁锢到自由，从理想国到目的国。康德与柏拉图的理性观之间存在着关于人的理性平等与天性差异，普遍法治与等级秩序的对立。康德试图通过唤醒和发展人的理性能力实现人的独立自主，建立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康德的理性启蒙既有不容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同时又有其难以解决的问题。对理性启蒙的反思要求我们超越柏拉图的理性与康德的理性的对立以及理性与意志的对立，借鉴东方哲学，将理性启蒙发展为一种全新的智慧启蒙。     

伽达默尔“第三次启蒙”与现代科学化时代

人们普遍乐观而无思地生活于现代科学化时代 ,伽达默尔以康德“敢于使用你的理智”重新强调了启蒙的本质和现代意义 ,并以“第三次启蒙”为题 ,对现时代人类生活判断力的荒疏与忘却从实践哲学上给予了批判和纠正。“第三次启蒙”是现时代人类实践理性的重建 ,人类启蒙与人类存在共始终。     

理性启蒙与现代性道德的重建——后形而上学视域下道德的“第三条道路”

人类理性的启蒙过程被康德诠释为个体从受监护的不自由状态中走出，进而恢复自我决断与规定他者之能力的解放过程。康德这里的假设十分清楚，那就是理性乃是人先天具有但却被蒙昧与懒惰遮蔽的能力。按照哈贝马斯的分析，经过语言学洗礼的现代性社会已然步入后形而上学语境，在此时代背景下，理性诉诸整体性诉求的人之能力观念不可避免地分化为不同领域的合理性论证，理性的宏大叙事再也无力肩负起为“良善生活”进行奠基的使命，圣者与智者的道德生活也因而失却其典范意义。但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并不代表经验道德的渐盛与理性道德的式微。在后形而上学语境下，理性依然可以凭借其超越能力为道德提供一个普遍性答案。只是，理性在这里再也不是那种自我设定以及规定他者的超验能力，如此一来，道德也就在改铸之后的理性概念之下重新回归生活世界，从而在共识意义获得一个基于语言沟通的、主体间性的后形而上学道德结构。     

从启蒙倒退到神话之后的生存哲学——论谢林中后期哲学的伦理思想

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发现，自由本身无非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而康德所揭示的“自由的因果律”蕴含着与自由相反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固然构成了康德道德律之“绝对命令性”的隐蔽根基，但也蕴含着普遍理性的道德律对个性的取缔和毁灭。谢林比阿多诺早一个半世纪便洞见出了启蒙伦理的“辩证法”。因此，谢林后期哲学转向了其早期就向往的理性的神话学上来。本文不认为谢林向神话学的倒退是对启蒙的背叛，而是对启蒙的内在悖论在更深层面的揭示。如果真正的自由对立于必然的话，那它就是任意的。因而在善恶问题上，自由永远都只是一种向善或向恶的可能性，而非是必然的。人的生存作为人的自由力量的体现，在于它必须面对恶而生存，以增强存在的力量。启蒙伦理的色彩于是被彻底改写。     

康德哲学中启蒙思维的三个层次与启蒙的三重含义

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是康德对启蒙的基本规定。但何谓启蒙思维,依然是一个并未得到充分解答的疑难问题。对这一疑难的常规解答是摆脱成见、自己思维。这种解答不够完备,因为自己思维的准则是否定性的、自我中心的,不足以充分体现理性的成熟这一启蒙的目标。康德哲学中启蒙思维的完备表达包括三个层次,分别是自己思维、在他者位置上思维和一贯的思维,相应地,这三种思维方式体现了康德启蒙观的原初含义、扩展含义与终极含义。康德启蒙观的精髓在于追求理性的一贯性和自律性。启蒙与批判具有共同的道路与目标,即通过理性的自我批判实现理性的成熟。鉴于一贯的思维促成人类理性的成熟,并有助于确立不同社群共同生活之底线,康德式的启蒙规划在当代依然有重要意义。     

启蒙: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

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其根本的特征就是启蒙。从某种意义上说,启蒙是理解康德哲学奥秘的钥匙,启蒙是康德哲学的起点和归宿。康德的启蒙分认识、道德和宗教三个方面进行,实现了西方历史上精神自由的最彻底、最全面的开启和引领。     

布克哈特对启蒙史学的颠转

在布克哈特生活的19世纪，用商业和技术之类“促进物质发展的因素”来衡量文明进步，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启蒙史学原则。作为启蒙史学大师，布克哈特提出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史学观。他不相信世界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开端到走向文明理想的过程，也不相信有一种决定性力量在推动这个历史过程。启蒙史学基于“自然状态”与公民社会状态或文明状态的二元区分，从文明进步论出发去“重写”世界文明史，而布克哈特的启蒙史学却力图揭示：体现人类“自由精神”的“文化”完全有可能在商业技术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趋于消亡。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德意志文化启蒙与康德的审美教育理论

思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命运,找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途径是康德一生的追求。正是在这终生不渝的追求中,康德发现了教育对于每个人的哲学意义,确立了教育的终极使命。教育正是在发掘人类理性而抑制动物的野蛮性,使人从习性上符合人的本质也即"理性"的道路上与审美相遇,美学成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中介环节。康德审美教育理论由此表现为一种对启蒙理性、对文化的非人性化的批判精神,用审美和艺术照亮社会实践和每个人的心灵,让每个人学会理解社会和自我,更加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的可能性。     

启蒙与理性——读《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

启蒙运动又称“理性时代”.“理性”是启蒙运动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它不仅与启蒙运动如影随形,也与启蒙运动本身一样具有多重内涵.在一定意义上,对理性的认识与反思也就是对启蒙的认识与反思.《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中所录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一文,以及康德的反对者哈曼的有关论文和福柯关于启蒙与理性问题的探讨会帮助人们了解西方学界对“启蒙”与“理性”的认知.     

启蒙：理性与理性主义

本文从康德的启蒙箴言出发 ,分析启蒙与理性 ,理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相关讨论 ,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说 ,当理性被规定为某种理性主义的时候 ,启蒙就与这种特定的理性相分离了 ,就此而论 ,并非启蒙不再需要理性 ,而是理性主义将自己封闭起来从而堵塞了启蒙的出路。     

启蒙辩证法与康德二律背反辩证法

康德二律背反辩证法与启蒙辩证法之间的思想谱系中,贯穿着“明”和“暗”两条线。“明”的线是启蒙本身,即《启蒙辩证法》所针对的主要就是由康德做出最初界定并予以肯定的那个启蒙;“暗”的线是悖反性,是以辩证法展现的悖反性。《启蒙辩证法》展现了启蒙的多种悖反,在这些悖反中能看到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二律背反辩证法的影子。正是这些悖反,将启蒙的结果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此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通过对康德和萨德的对比,展现了康德自己的道德学说中善恶颠倒的悖反之可能。     

马克思对启蒙价值观的辩证传承

马克思批判性继承了启蒙思想的人类解放主题,确立了以人民幸福和现实自由为内容的社会价值目标。马克思通过对现实历史的分析,重新审视了启蒙思想所倡导的自由价值观和国家理性,揭示了启蒙价值观的阶级特性及其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逻辑中,阐释了由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的历史进程,为基于唯物史观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前提。     

康德先验理念学说的启蒙精神

康德的先验理念学说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哲学的启蒙精神。康德以理念限制知识终结了近代传统启蒙主义者对知识无尚崇拜的传统,但他又通过对自然和自由、科学和道德的新探索,为启蒙主义开启了一个新的方向。康德哲学的最终目的在于“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康德对主体性的高扬、对人的本质、人类命运的思索至今仍发人深省。     

德国古典道德-政治哲学的启蒙精神

文章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启蒙性质的论述,分别考察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着重说明了康德政治哲学中实践、经验的、实用的特征,费希特关于民族自由的法则和人类自由精神的论述,以及黑格尔辩证的法权体系.     

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启蒙或反启蒙——中国语境下对启蒙的反思

启蒙的悖论所引起的困境业已显现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面对陷入困境的启蒙,简单地质疑、否定、反对启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把启蒙视为人类走向进步、文明的精神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启蒙在中国还远未完成,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生发于西方语境中的启蒙和现代性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进而打破西方话语操控下的现代性标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弥补启蒙理性弊端的成分从而让启蒙精神和现代性成为符合中国文化及民族性的价值尺度,以便彻底实现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     

启蒙现代性之尴尬——与《五四遗事》有关的遗事

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写了两对五四青年追求高雅的爱情而最终落入世俗的故事。《五四遗事》是关于启蒙现代性的命运的叙事。启蒙现代性不仅为中国知识分子酿造了“启蒙”和“救亡”的国家意志,而且还构想出一种“伟大爱情”的神话,作为元叙事来教化和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作为宿命论者的张爱玲,清楚地意识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尴尬;她既拒绝审美救世主义者用诗意来超越日常生活,也无法像鲁迅那样以社会革命论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     

论康德启蒙思想的两方面——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要求

康德的启蒙思想要求用理性的武器将人们从愚昧和迷信之中解救出来,而康德认为对于理性的误用也导致了盲目的崇拜,因此必须要划清理性的使用范围.在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获得之中所起作用的是知性,表现为一种借助于图型将范畴应用于直观对象身上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是一种自然的禀赋,需要在运用的过程中培养出来.而在道德教育中,对于道德法则的遵守首先要以对它的认识为前提,只有认识到道德法则是我们理性为自身所设立的,我们才能够尊重它的合法性,并在行动中践行道德法则,这种道德上的自律也就使得人们成为了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