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祛魅

在一个实行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社会，行业协会是必不可少的民间组织。因为，虽然政府信息可能有限。政府会做错事；政府官员更有可能进行权力寻租。因此，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可以代替政府进行自治和行业管理；民间组织更是形成市民社会的强大动力，从而抵制政府的权力滥用，促进法治与宪政的良性发展。因此，行业协会从性质上讲，是与政府无关的组织，一个跟政府权力纠缠不清、有“二政府”之称，尚未“祛权力之魅”的行业协会，难免会沾染官场的官僚与腐败。     

行业协会:搭建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的有效制度途径

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基于一定的制度基础。近20年来,行业协会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制度经济学认为,行业协会是经济治理中一种能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性结构,能有效促进政府信用的建设。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对行业协会仍然存在很多信用缺失,政府要实现对工商业界的契约承诺,必须在构建与行业协会的信任关系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外农业行业协会的发展及启示

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农业行业协会，在政府职能转变后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中以及农民利益保护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着重介绍了国外农业行业协会的发展历程、管理与运行模式、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关系，并得出对我国农业行业协会发展的几点启示。     

区域性公民社会的发展及其限度——以浙江宁波行业协会为中心的考察

行业协会组织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范例。鉴于浙江宁波行业协会近年来发展较快，且在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行业企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个案分析来探讨区域性公民的发展及其限度。分析认为，浙江宁波行业协会的发展由于制度环境和自身功能的限制和约束，其发展有一定的限度：非政府性程度低自治性不强，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等。公民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政府政治空间的缓和与释放，也有赖于公民社会自身的争取。     

工学结合培养人才的多元参与

要真正实现工学结合,需要职业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共同参与,各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政府为主导,推动校企合作,实现工学结合;学校与企业共建实验实训室,并使之成为技术革新、产品研发的场所,为实现校企双赢创造条件;行业协会要规范企业培训、提供行业发展、人才需求等信息,指导、监督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中国行业协会的发展

三鹿奶粉事件又一次暴露出我国行业协会功能残缺的客观现实。它再次告诫我们，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发挥行业协会应有的功能和作用，对于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很多情况下，行业协会与政府、企业的关系尚未理清，责任尚不明确，致使我国行业协会难以正常发挥作用。我们深刻反思三鹿奶粉事件，正是为了更深地挖掘其中应有之意，进一步发挥出我国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中的桥梁纽带作用，使其能够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自律组织，而不仅仅是充当政府的代理人角色。     

事中事后监管中政府与行业协会协作机制分析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行业协会等第三部门成为协作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协作治理理论为出发点,对事中事后监管中政府与行业协会协作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协作治理过程中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实际状况与应然状态,并对主体间实现良性互动关系应具备的条件、面临的困难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进行梳理.通过分析认为,政府与行业协会在事中事后监管领域已具备协作的条件和机制,完全有必要也有能力进行协作,实现对市场的有效监管.     

我国建筑业行业协会的发展研究

行业协会应该是一个代表行业内所有会员利益的非政府组织。但我国建筑业行业协会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型协会，他们实际上代表的是政府和各大国有企业(施工企业、勘察设计等大型国有企业)的利益，无法发挥行业协会应有的行业自律、协调、服务职能。伴随着政府职能和管理手段的转变，行业协会势必要担负起行业管理的重任。但目前，同需求相比，我国建筑业行业协会的发展严重滞后，改革势在必行。     

"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路径研究——治理理论途径的建构

通过研究＂官办＂行业协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探讨＂官办＂行业协会的发展路径。在实证调查基础上,分析＂官办＂行业协会运行及其与政府的博弈关系,指出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这两种发展的可能路径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并提出从治理理论角度来构建其新的发展模式。     

行业协会转型与企业声誉研究

企业声誉作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越来越重要。一方面，企业声誉的建立需要行业协会等外部力量的协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也需要寻找切入点，完善协会功能，实现协会与成员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特殊性为着眼点，提出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其功能发挥为企业声誉建立提供支持。     

美国经济逻辑构成要素的分析与批判

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条件是,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本币汇率稳定与维护自由贸易原则,这也是国家经济逻辑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美国政府秉承的经济逻辑则与此相反：它将财政赤字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认为贸易逆差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利用国际储备货币操纵汇率以及凭借霸权地位践踏自由贸易原则,从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谋求美国的最大化利益。     

天津市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已经步入服务经济时代。加入WT0以来,我国服务业年均增速远高于经济平均增速,发展服务贸易的基础越来越坚实。经过努力,已初步形成较为完善、有效的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据2012年数据显示,天津市服务贸易运行总体呈现增速明显加快,但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发展的产业基础总体上仍然相对滞后;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缺乏系统的促进政策;总量与先进省市相比差距较大等问题。故此,针对问题应从政府、企业和商会三个层面做好中长期规划,发挥政府引领作用;加速企业自主创新,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产业升级;加强不同企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搭建教育培训平台等方面工作。     

我国政府不能放弃组织公有经济的职能

政府参与组织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为此,我国政府要主动担责,不怕被问责,不怕被指责。     

清代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研究

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的出现是渔业生产发展和竞争激烈的表现。与船帮、盐帮相类似,渔帮内部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渔帮的地域分布与渔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为了适应渔业发展,渔帮逐渐突破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向渔业公所转变。以渔业公所为纽带,政府加强了对渔业行帮的控制,而渔帮的利益诉求也通过渔业公所向政府转达,并获得认可。随着渔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渔帮的历史使命最终被现代化渔业公司和渔会所代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区域地理位置的因素是其行帮组织演进的主要原因,而政府规范则为行帮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市民社会走向民主法治社会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基本走向应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相统一的民主法治社会。建设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一个关键条件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民间组织的成长,以形成对政府和公权力有效制约和制衡的力量。市民社会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社会功能,并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构建市民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条件。在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中国,可以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构建市民社会,为建设民主法治社会奠定基础。     

清末时期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

清末时期,安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交通工具的变革都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安徽地方政府也为发展农村社会经济,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如推广经济作物技术、改良农产,兴办农业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与普及农业知识,创办农政机构等,这些政策对安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安徽农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引起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变革,具体表现在农产品的商品化、手工业的发展、集镇的勃兴等三个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安徽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社会经济依然是在徘徊、反复状态下畸形的发展.     

政社关系调整下的中小企业生存之道——基于“双层三因素模式”的建构与分析

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背景,提出为解决金融危机下更严重的出口、融资、企业成本、贸易摩擦等问题,政府对中小企业的管理需要从传统的“政府——企业”的单向思维模式转向“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交叉与合作的“双层三因素模式”,以分担政府管理企业的负担,发挥行业的组织优势,提高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最终促进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     

唐代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及启示

禁止官吏经商,既关系到遏制官吏腐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此相当重视。唐代吏治立法有相当高的成就,吏治成为整个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管理官吏的系列法律中,其对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规定相当严密:禁止官吏及工商业者相互兼业,惩治官吏通过代理人经营牟利或于辖区内非经常性买卖得利,限制和打击官吏一定范围的亲属经商及非经常性买卖谋取剩利。唐律的这些规定启示我们:我国现行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经商的法律规定应明文化、系统化,并加大对官员家属利用官员所处的权势地位经商行为的处罚力度。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

“黄宗羲定律”与“中国社会周期率”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史学观揭示了国家、官僚与民众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社会财富的过度侵占是经济凋敝、国家动荡甚至是政府倒闭的直接诱因。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与警示意义，特别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瓶颈期，社会矛盾突显，故而更应吸取历史教训。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