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传统变易观念萌芽的关键词

语言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思想。先秦时代的关键词＂和＂、＂奇＂、＂神＂正表现了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萌芽,＂和＂已经涉及到不同元素相互作用而生新物的思想,＂奇＂贯穿了变易的灵魂,＂神＂更表现了变化无常,不可预测的内涵。在先秦哲学中,＂和＂、＂奇＂、＂神＂正是中国传统变易观念的具体表征。     

身份·视角·对话——浅论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

在文学领域,语言的选择不只限于工具性的意义,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作家采用哪种语言作为创作语言,除了一般采用本民族母语外,更多地受到主体民族的语言价值、社会功能的掣肘。本文试图从双语身份、民族双重视角和文化对话等三个方面分析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当代藏族作家以双语身份活跃在中华文学百花园中是历史的必然。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写作,客观上体现出一种双重视角,表现为不同文化的对话与交融,集中体现了当代藏族作家当下的＂在场＂意识,以及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确认与重建。     

“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及其反思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政治观念、乌托邦想象和潜意识的精神结构。＂文革＂语言诞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是当时社会生态的镜像再现。＂文革＂语言的本体研究主要包括语音、词汇、语法、风格四个方面,研究＂文革＂语言可以透视毛泽东时代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与情感,了解＂人说语言＂与＂语言说人＂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语言如何通过人际交流参与现实政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政治生态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轨迹。     

日语授受动词恩惠意识研究

日语授受动词由于其蕴含了＂内外意识＂、＂恩惠意识＂、＂上下关系＂等日本特有的文化,使非母语的外国学习者掌握起来十分困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不了解日本社会的历史、文化、习惯等方面的特点造成的。因此,掌握一种语言,切不可忽视语言背后蕴含的丰富文化。明白了中日两国间恩惠意识的差别之后,便应该从母语和本国文化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体会日本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特点,以便更加精准地使用这种语言。     

族群记忆与文化多样性书写——阿来小说的人类学分析

阿来作为藏民族作家,深受藏汉文化的双重滋养。其藏地系列作品以鲜明的人类学叙事风格,对藏地社会的地域文化进行了一场民族志式的文化书写。以文学的语言之美表现人类学文化事像之真,其作品既是一组展示文学语言之美的＂艺术创作＂,也是一系列关于藏族社会历史与文化事象的人类学的＂深描＂。     

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康区方言

语言承载着文化,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带有文化的印记,对这些印记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语言背后的文化现象。本文以四川康巴地区民族语言为例,从词义、词源、词的组合与聚合关系、语法、语言接触等各个层面,考察了康巴地区方言表现出的文化现象。     

李赫特与阿劳《月光》演奏版本之比较

通过对德彪西《月光》的音乐分析和李赫特与阿劳两位演奏家的版本对比,可以加深对作品的曲式结构、速度表情等方面的认识与了解,同时在演奏处理、情感表达上也会有更深的体会。《月光》的演奏,需要在＂意会＂作曲家所要表现的美好意境的同时,用恰到好处的音乐语言把它＂言传＂开来。将属于西方的钢琴音乐文化演绎成中国化、东方化,也是广大中国钢琴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高校日语教学中的本土文化失语现象

在文化全球化及全球语境的背景下,不仅需要大量通晓外国语言与文化的复合型人才,更需要熟谙母语与本土文化的高素质人才。我国外语教学普遍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失语现象＂。本文以浙江省部分高校日语专业为例,从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内容等方面对高校日语教学中本土文化失语现象的原因进行较深入的调查与分析,并结合日语语言与日本文化的特点,对日语教学中导入本土文化的途径进行探讨。     

网络化视域中大学生感恩教育的新策略选择——以高校外语教育为视角

网络化时代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展示出新的特点,这些特点以及学校、家庭与社会教育的局限造成了当代大学生对感恩的＂无意识＂表现,因此应该采取新的教育策略来加强大学生的感恩教育,而高校外语教育因其自身的语言特征、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及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不失为进行大学生感恩教育的有效途径。     

从认知角度简析“红”与“red”的翻译

翻译作为一种语际间的交际,它不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而且是文化的移植过程。本文拟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以原型理论、隐喻和转喻为理论基础,以＂红色＂与＂Red＂为例,比较分析不同语言中＂红色＂与＂Red＂认知语义结构的共性和个性,并提出了颜色词翻译的三种主要策略。     

谈当代汉语的日源新词“达人”

在新时期产生的当代汉语新词之中,有一些是源自日语的借词。近几年在传媒尤其是互联网上开始出现的“达人”就是一例。此用法不同于汉语的固有意义,也难以在国内出版的各类辞典上找到与之吻合的释义。采用实例分析和汉日语的用法比较,其新意义可以得到厘清。“达人”是指经过长年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某一领域非常专业,出类拔萃的人,褒义为主。其构词能力非常强,不断地被用来创造新词或临时性造词,而且其构成的新词多是偏正结构的名词性四字短语。     

论“手”在汉、日、英语言系统中意义投射的共性

意义投射作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一种方式,是隐喻过程的一种抽象载体,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都得以体现。人类自身在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感知是人类认识更复杂、更抽象事物的基础。在汉语、日语、英语三种不同类型语言中,“手”词族语义投射的普遍过程为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共性提供了证明。然而,基于乔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语法框架的人类语言是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的有机结合,因此,相似的认知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差异。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荀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荀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荀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荀子对人之“恶”的真实解释、荀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苟子的人性论思想。     

常宁话中的“蛮”和“顶”

＂蛮＂和＂顶＂是常宁话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程度副词,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加以考察可以看出：两者虽都为程度副词,＂蛮＂的使用频率远高于＂顶＂;＂蛮＂几乎可以与所有形式的词语相结合,而＂顶＂的适用范围则窄多了。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论语》中的“子”、“孔子”、“夫子”行文体例分析

《论语》中,指代孔子可用“子”、“孔子”、“夫子”。通过对《论语》的行文体例分析,我们发现特指孔予的“子”’没有用作宾语的用例,而“孔子”、“夫子”则有。由此,我们推知古代汉语语法结构中,指代相同的一组词,其所处位置与它们的表意内涵有某种内在关联。     

“领主属宾句”现象新论

领有名词提升移位现象是现代汉语中特殊的语言现象,这一现象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生成语法学界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的方法来对其进行生成分析。但是,以往分析模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点。特别是对于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中＂的＂字的消失没有给出有效的说明。因此,从领主属宾句缺失的＂的＂字入手,以＂的＂字是否可以缺失和何时可以缺失对这种句型的生成提出新的假设,将是解决领主属宾句的一种新的方法。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媾和后美军驻日”问题

二战后,对美协调外交政策重新主导日本对外政策舞台,日本政府在美国对目的单独占领体制下的外交上表现出很强的倾美性。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日本政府采取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权衡利弊,利用国际冷战对抗资源,主动提出了依靠媾和后美军继续驻目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1947年9月13日《芦田备忘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以“媾和后美军驻日”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形成。     

大跃进时期的“赶超”思潮

“大跃进”运动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所经历的一场带有全局性失误的经济建设运动。当时,“赶超”思潮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头,逐渐由理性走向非理性,进而偏离常规的轨道。实践中,“赶超”之风愈演愈烈,最终走向极端。这场运动影响深远,教训深刻,时刻提醒人们不能重蹈覆辙,为我国在经济建设上提供了前车之鉴。尤其是对当前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