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后藩镇控制政策的实施

安史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抑或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方式,去实现唐后期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唐廷力求以藩镇为载体,通过分而治之、调整藩镇辖区等方式,实现以藩制藩,从而维护中央统治。以藩制藩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论唐朝藩镇军队的三级构成

藩镇军队是唐朝中期以后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结构形式,它担负着镇守地方、拱卫朝廷的职责和使命,是唐王朝的军事支柱。但由于中央力量的逐渐削弱和藩镇军队结构、组织的原因,却未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时常与中央政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就是在其内部也经常出现骚动和兵变,甚至兵、将、帅之间相互残杀,造成军队的混乱。近年来对藩镇割据问题的研究较多,但很少涉及藩镇内部的组织与结构。本文试图探讨藩镇军队兵、将、帅这三级构成及其相互关系,以期对藩镇的研究有所裨益。     

唐代藩镇官员收入研究

藩镇官员收入问题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值得重视.藩镇官员收入成分复杂,有俸禄、赏赐等多种来源,并具有地域性及群体性差异,不应笼统概括.唐王朝对藩镇官员制定收入标准,规定待遇优厚,学界据此认为藩镇官员收入普遍丰厚,但实际上唐王朝规定标准并未普遍推行,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总体上南方藩镇官员以俸禄为主要收入,待遇优厚;北方藩镇官员以赏赐收入为主,待遇较低.     

略论唐末宰相与藩镇的关系

本文试就唐末宰相与藩镇的勾结加以论述,以进一步探讨唐朝灭亡的根源。唐末藩镇要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必然在唐中央政府内部努力渗入自己的势力,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在当时群雄割据,唐中央内部派系林立,争斗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既容易接近皇帝,又容易得到皇帝信任的...     

唐宪宗中兴与藩镇政策

从安史之乱到唐宪宗中兴这一时期 ,是唐中央和藩镇对抗的中唐时期。这一时期经肃、代、德、宪四朝 ,唐中央和地方的藩镇势力相对抗 ,几经周折和反复出现了宪宗的中兴 ,使唐王朝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但是由于唐宪宗朝的藩镇政策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所以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盛世 ,而矛盾却在激化。这一中兴 ,使唐王朝结束了和藩镇对抗的中唐时代 ,进入了藩镇割据之势横流的后唐时期     

简论唐朝后期兵变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日益衰败。其原因不仅由于藩镇林立割据，更重要的是兵变迭起。唐朝后期兵变对于继盾之后的五代十国和赵宋王朝的政治结构，影响很大。本文仅就唐末兵变有关的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一、唐末兵变频繁唐朝的同势在玄宗统治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即史书所称的“开元盛世。”但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动摇了唐的统沿基础，使唐王朝开始衰败．在唐朝后期的150多年的政治局势中，落镇林立和藩镇割据是其突出待点。有论“天下尽裂于藩镇。”其实，也不尽然。藩镇内部后期也动荡不安。频繁兵变即是一大特色。据《资治通鉴…     

唐代藩镇赏赐述论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军队频繁动乱成为唐后期军事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诱发军乱的因素多种多样,其中,藩镇军人贪财寻利为其原因之一。藩镇将士往往因为未获赏赐或赏不如意而“杀帅长,大钞劫”,或拥护骄帅割据。对此,唐廷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经常给藩镇大量的赏赐。探讨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唐廷与藩镇的关系不无裨益。     

唐河北藩镇时期人口问题试探

从藩镇军额、散见诸文献中各府州实际户与口数及相关材料、本区经济发展状况三个方面对河北藩镇时期的人口进行考察,可知藩镇时期的实际民户未必大减于天宝盛时。由于唐后期户籍自身的重要性减弱,藩镇向中央申报的户籍并非实际征税的户籍,藩镇隐匿户口尤甚等方面的原因,实有民户不能在户籍上反映出来。     

主要矛盾视角下的唐代河朔藩镇及其演变

<正>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朔藩镇曾是唐史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延至上世纪末随着藩镇研究的整体降温而一度停滞。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社会史和区域史研究影响下，视角下移、碑刻资料进一步开掘，这一传统议题又重新被激活，涌现了一系列新成果。但有一个根本性问题仍悬而未决，那就是河朔藩镇社会的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河朔藩镇社会的主要矛盾，关涉其统治基础、斗争性质及历史走向等，是河朔藩镇研究的一个深层次的核心问题。河朔藩镇亘续长达150余年，一直处于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之中，     

唐后期河北藩镇统治下的佛教

唐安史之乱后,河北陷入割据,形成了魏博、成德、幽州等割据型藩镇。在以节度使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的支持和参与下,河北佛教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恒州、定州等传统发达地区之外,形成了魏州、幽州、沧州等新的佛教中心,南禅开始传入,佛教发展格局也为之一变。另外,唐武宗灭佛时,河北藩镇开始进行了一些抵制,但在朝廷的压力下,灭佛政策得以贯彻执行,河北佛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如何认识唐代藩镇问题

关于唐代藩镇问题,以往由于缺乏分门别类的考察研究,常常笼统地把藩镇与割据等同起来,把大量的藩镇动乱概视为割据与叛乱。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一文认为,唐代藩镇有三种类型。它们的     

论唐中后期的"二元"制衡机制

唐中后期,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内有朋党"挟怨憾结,倾轧排摈",外有藩镇"力大势盛,尾大不掉",中央集权岌岌可危.于是宦官作为维护皇权的政治势力迅速膨胀.内挟朝臣,外制藩镇,形成了唐中后期新的制衡机制.即宦官枢密使、神策军中尉制约外朝宰相,宦官监军使制约藩镇节帅的"二元"制衡机制.这种机制维系了唐中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随着这种机制的瓦解,唐王朝的统治也随之走到了尽头.     

唐代河东承天军史实寻踪——以五份碑志资料为中心

被传世文献忽略的唐代河东承天军的历史踪迹在几份唐朝碑志中留下痕迹,通过碑志与文献的互证,可以发现河东承天军是在唐朝河朔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后组建而成,其兵数消长、军职编制以及战略地位的变化,反映着唐政府与河朔藩镇之间的微妙关系.尤其是前后相差十年的唐<承天军城记>与唐<妒神颂>二碑所保存承天军较为完整的武职题名,介于开元兵制向藩镇兵制过渡的关键时期,对考察唐朝基层兵制的变化轨迹有着相当学术价值,值得学界充分重视.     

大节不夺 令行禁止——读《旧唐书·李晟传》

唐德宗建中四年,发生了朱泚的叛乱。开初奉调参加平定叛乱的军队,有李怀光领导的朔方军和李晟领导的神策军。李晟的军队还受李怀光的指挥。后来,李晟的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勤王”偏师变成保卫唐王朝,消灭朱泚叛军的主力,而李怀光的军队却由大到小,由强变弱,他本人也因背叛唐王朝走向自取灭亡的道路。这一历史现象很有启发。唐朝中叶发生的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了,但藩镇的势力仍继续发展。到了德宗时候,皇帝昏庸无能,往往姑息养奸,藩镇更闹得厉害。河北的朱滔、王武俊、田悦联成一气,对抗唐朝中央政权。李希烈控扼郑、汴,李纳盘踞河南,梁崇义霸占荆襄,几乎把唐朝政府包围在关中一隅之地。其他地区的一些节度使,虽然未公开打出叛乱的旗号,但以防备藩镇侵并为名,闭境自守,实际上不听唐朝廷的指挥。至此,唐王朝的权力已很有限了。建中四年又发生了朱泚的叛乱,更直接危及中央政权的存亡。     

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

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尤其在唐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还没有专文加以论述,个别的一些看法也未必中肯。本文试图对这一制度的内容、作用和意义作一粗浅的探讨,所论未必允当,请同志们指正。     

研究唐代河北藩镇的一部力作——《唐代河北藩镇研究》评介

冯金忠博士的专著《唐代河北藩镇研究》,2012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十三章,另有四个附录,共三十四万余字.该书充分利用碑志材料并与传世典籍资料相结合,以专题研究的方式对唐代河北藩镇的组织体制、储帅制度、武职僚佐的迁转流动、军镇防御体系、屯田经济、佛教、世家大族、民族关系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考察,立论扎实,新见迭出.     

评唐德宗“姑息”藩镇说

宪宗元和元年(806),宰相杜黄裳首次提出德宗“姑息”藩镇的观点。此后,这种观点日渐成为一种共识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认为德宗对藩镇采取了“一味姑息”的政策。德宗“姑息”藩镇说是否客观、全面地概括了德宗对藩镇的政策呢?让我们先来看看杜黄裳的观点。《旧唐书》本传和《资治通鉴》卷237均载有杜氏的观点。从内容上看,后者比前者更为明确,兹录如下:上(宪宗)与杜黄裳论及藩镇,黄裳曰:“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     

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

经过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晚唐藩镇的格局在唐末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黄巢起义之前,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朔长期割据型、河朔一度割据型、中原一度割据(防遏)型、中原长期防遏型、西北长期御边型、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东南长期财源型七大类。在黄巢起义之后,根据地域分布、势力强弱、政治目的、任职方式、出身背景乃至蕃汉之别等综合因素,藩镇的格局可以划分为河南型、西部型、河东型、河朔型、南方型五大类,并涌现出了一系列以朱温、李克用等为首的足以开邦建国的强藩。藩镇格局的这一重大转变,主要是在黄巢起义冲击之下,中央朝臣、宫廷宦官和地方藩镇原本大致均衡的三大势力的急剧消长。文臣、宦官势力日益衰落:地方上文官藩帅不断地被武将所取代,宦官赖以专权的神策军也垮掉了,转而寻求以"宦官系武人"来扶植藩镇。地方势力则急剧崛起,并完全掌控了各藩镇的权力,呈独立之势。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唐廷所扮演的是无法主持公正和维持秩序的软弱角色,迅即走向终结,历史开始不可逆转地由藩镇割据经五代十国走向宋代的重新统一。     

地域主义与河北藩镇——评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

藩镇割据是唐代后期重要的政治现象,也是唐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仅据中国知网统计,发表于各种期刊的以"藩镇"为题的论文及硕博论文不下百余篇,其中有关"藩镇割据"的论文就有四十篇左右,并且多为新世纪以来之作。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表明,近年以来的藩镇割据研究呈现出不断扩大和深入的趋势。然而,有关藩镇     

民族融合和唐代藩镇

藩镇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它为什么能在唐代长期延续而不被消灭?这些问题,在众多的研究论著中,我们特别重视范文澜、陈寅恪两先生的观点。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天宝时期的腐朽政治,使唐朝西、北边境少数民族内附人与汉族在经济文化上的融合过程,采取了战争的形式。他又指出,随着落镇割据的结束,内附人与汉族的融合也基本完成。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断言:“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这些对藩镇割据深刻的历史洞察,给我们很大的启迪。现就唐代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来分析藩镇问题。旨在说明中国西、北边地少数民族与李唐政权错综复杂的关系,怎样造成了藩镇割据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