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思考中的情感力量

情感在历史思考这一心理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情感因素和历史思考中的认知因素存在内部相互关系.在历史意义生成中存在一个前认知范畴,它超越了将之转化成认知结构的任何一种可能性,它同时为历史意义生成最终实现的观点提供了必要条件.     

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挪用策略及其表现形式

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一种理论和实践,"挪用"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挪用"这一理论术语使得历史现实与文学文本诸要素之间的社会能量的流通得到了理论上的说明和肯定,在文学的意义生成、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关系、传统与创新问题等方面极大地丰富着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挪用"文本没有停留在对前文本的简单移植上,而是重新阐释、建构和改写,从而实现了意义的增值,也使其与模仿、抄袭形成了区别。     

主体性的虚构诗意性的真实——论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颠覆历史权威,强调"对话"品格,将话语权力作为支点,寻求主体叙述,即通过文学虚构得以完成的历史文本的新的"历史诗学".其历史观的颠覆性即体现在主体间入中的虚构性和诗意中追求真实性的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客观叙述,历史真实观被新历史主义彻底地否决.取而代之的是"审美与真实之间功能性区别的消解"和"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虚构性".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这一历史观对文化生态的多元共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但其个性的恣意展现也使它失却了历史的严肃性,在消解历史权威的同时也使自身陷入了困境.     

后现代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从文本到权力

当代文学经典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并在不断历史化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历史构造.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当代文学经典在流变过程中前后并不一致,这一问题一直包含着诸多超乎于文本之外的内容.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文化视野之下,文化研究的介入无疑会为当代文学的经典问题提供某些值得思考的角度.因此,从返观当代文学经典萌生与发展的角度出发,从现象的出发,文本的指认,"身份"的权力以及经典的再反思,共四个主要方面进行阐释,就成为一道重要的认知线索,并可以为当代中国文学经典话题提供种种思路.     

哲学诠释学的后现代性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哲学思潮和流派中,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的特征.他认为理解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主体间的视域融合,否定文本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意义;而这种非确定性也正是后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在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效果历史原则和问答逻辑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性,即非确定性.     

互文性视阈中文本意义的解读

互文性概念为文本的生成和理解提供了一个意义关系的视角.根据互文性理论,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它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无限广阔的网络.作者总是通过对现存的文本进行重新排列组合构成新的文本;读者对于新文本的理解也依赖于先前有关文本的知识和自身的经历.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双向互动中产生的,文本意义的解读具有不确定性与多样性特征,它取决于作者的建构和读者的解读,取决于二者间的交际互动.     

全球化的人类学:珠江三角洲乡村研究的新视野

当代的珠江三角洲在全球化格局中占有重要而特殊的位置,是边陲的中心,20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珠三角因其地理和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形成了研究意义上的独特性,要理解这种变化,全球化的人类学为这一地区的乡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维度。本文尝试用全球化的角度讨论当代珠三角乡村社会研究的新意义,在此基础上从问题意识出发,重新思考人类学乡村社会研究中的一些概念。     

间性与审美：沉浸式艺术生产的间性问题探绎

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融合,沉浸式艺术的生产利用任何可塑造沉浸感的新旧媒介,实现“泛媒介融合”。其跨媒介叙事方式有助于构建去中心化生产模式,并将过去“传播—接受”的线性路径转变为“人即媒介,媒介即人”的不分彼此的状态。“沉浸场域”开放的意义空间促使观者以具身性的方式参与其中,藉由身体赋予作品生命力,形成技、身、心的合一。沉浸式艺术以观者的接受和创造性理解作为文本意义生成的根源。这一本己性体验不仅契合了沉浸式艺术“可能性高于现实性”的特质,而且能够帮助观者建构自身精神世界的力量。沉浸式艺术使得媒介与人、身体与作品、文本与观者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从“间性”问题出发探讨沉浸式艺术生产,可以走出当代艺术发展中流行的“唯技术论”与“唯艺术论”的困境,重新审视未来艺术的发展和审美嬗变。     

理想的执著与困惑

任何一座坟墓下都埋藏着一部历史,任何一个文本的出现都昭示一定的意义.已有的全部的文本构成一个序列,新的文本的出现即使不能完全颠覆原先序列,但至少可以使原序列的文本发生位移,或前移,或后移,或意义强化,或意义弱化.从此角度讲,红色经典就具有一定的意义.     

论爱德华·赛义德的文本观

世界知名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实践中的泛文本化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在论文集《世界、文本与批评家》(1983)之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现世性"文本观,并用原属性联系和从属性联系这一二元对立对自己的文本观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这一独特的文本观对经典的现实主义文本观和结构主义文本观提出了商讨,突出文本与现实世界的多种联系,强调文本的功能和文本在世界的定位状况,为文本的阅读和阐释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新历史小说叙事的限度与可能

新历史主义学说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其对历史书写的权力性、文本性特征的发现,扮演了为正统历史"解魅"的角色,为历史反思和重写提供了逻辑铺垫和创作准备.中国新时期历史小说也在多个层面回应了这股思潮,以"小历史"、逸闻历史、权力缝隙中的历史等方式颠覆正统历史.但历史反思的限度也必须被纳入到思考当中.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中的感性向度

在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中隐含着诸多有关人类感性(审美)生成的辩证认识,这些认识总是与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演变史的辩证考察关联在一起的,因此,它们自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中的一个内在向度。对这一向度的揭示不仅标明了马克思的感性观与传统人本主义感性观的本质区别,而且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习近平文明观的四大鲜明特征

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华文明自身的不断演化以及中国与世界各民族国家不同文明间交往的日益深入,习近平文明观得以孕育生成。这一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来制定探源中华文明的新标准、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共同价值理念,是胸怀天下的文明观;强调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以保护人民的人权为文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人民至上的文明观;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明、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创造文明,是大历史的文明观。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习近平文明观的鲜明特征,既体现出中华民族在涵养博大精深中华文明过程中的传承与坚守,又体现出中华民族在对待世界不同文明时的立场与态度。深入理解这四大鲜明特征,对于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系列论述具有重要意义。     

对话性、歧义性和颠覆性: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话语理论

克里斯蒂娃认为,词语的对话性、歧义性以及文本的互文性为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提供了基础;诗性话语打破了语言习惯从而把言说主体从语言和社会的各种禁锢网络中解放出来;话语主体通过阅读-书写过程介入到社会历史话语之中并重新书写历史、干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同于交际语言所强调的清晰性、准确性、唯一性和权威性,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语言背离语言规则而强调意义的多重性、歧义性、僭越性和意义生产的潜在可能性;同时,由于互文本把社会历史纳入文本范围,文学实践与社会实践变得密不可分。     

谁是米里亚姆·查德威克?——从接受理论看《奥斯卡与露辛达》

在彼得·凯里1988年获布克奖的作品<奥斯卡与露辛达>中,米里亚姆·查德威克的出现打破了读者的期待视域,小说文本因而产生了空白和问隙,从而形成一种召唤结构.这种结构又不断召唤读者重新阅读小说,使读者形成新的期待视域.读者与文本的碰撞和交流使得文本的意义得以阐释,读者在其视域的不断更新中完成对作品的审美接受.     

谱系研究：总体历史链条断裂中显露的历史事件突现--福柯的《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解读

找到没有本质的事物,也就是找到历史中的他者———这是一种将传统生物树式谱系链斩断后生成的新的谱系真相,尼采就是在这个全新的倒置构境层中透视传统道德和重估一切文化价值的。正是在这个传统谱系倒序的构境意义域中,福柯深入地发展了尼采这种新的倒置的谱系观念。他提出,谱系研究就是要重新面对那些被总体性历史棱镜剔除的黑暗中的独特事物和现象,让它们重现,即不再是某个重大历史目的和伟大进步目标的“阶段性”事件和“不成熟”的雏形,它们只是无本质的自己,即非目的论中的历史他者,这也就是反对起源的谱系研究的真正历史对象。     

文学研究视野中环境的重新阐释——评析劳伦斯·布依尔的生态批评话语

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在美国正式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劳伦斯·布依尔是美国生态批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布依尔的生态批评思考致力于探索文学文本中环境的想象与西方思想中自然的位置,并在生态批评视网中探讨环境的想象对文学研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布依尔将环境文学批评与面临生态恶化危险的自然世界结合起来思考,尝试重新阐释文学文本中的自然与环境,并将其与当代生态文化构建相结合,希望这种生态批评构想能够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发挥一种有益的环境影响力.     

解构语境中的建构性话语——兼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逻辑建构

检视1990年代以来本土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建构性话语,能给我们提供建构的资源和创新的原则、方向.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以"文学性"为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形式审美与人文意蕴的关系;二是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中的民族性问题;三是审美中的超越性问题.这些建构话语丰富了文学本质的内涵.同时,这些建构中又存在语境化、价值与价值生成机制之间的倒置及忽视批评对象等不足.本文在检视这些建构性话语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建要回到文本,在对象认知与价值评判、客体意蕴与主体感受、现实语境与历史视野之间进行视域融合,生成新的价值与体验,同时这种融合是动态的不可最后完结的.     

非连续性:反对总体性和目的论的新史学——福柯《认知考古学》中的历史观解读

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福柯提出要建立自己的新史学观.在他看来,传统的进步史观的本质实际上是由意识进步论和理性目的论建构起来的,这种主观思维中生成的完形模式总是想造成平滑和同质的历史主体,并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由起源到终结的发展过程性.而新史学的历史研究则是要从根本上拒绝传统历史研究中的“线性图式”,它不再制造任何类型的历史总体性,而恰恰是要分析这些非连续的不同系列中的东西是如何被建构成连续总体的.     

文学的意义:交互建构的第三生成物

文学的意义及意义的阐释是文学实现自身的根本方式。这种方式彰显了文学理解的语言性和当代解释学意义论的历史观,意义的生成是文本与阐释者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与重构,它是交互建构的第三生成物。解释学的循环通常是指在意义的理解与解释中,部分与整体是如何以一种循环的方式相互联系的,而新的循环论改变了传统解释学的这一“恶的循环”,解释的循环成了人类认识自己本性和地位的本体性原则,是人类探索意义的可能性的一种前提条件,一种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