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的理性与价值

《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主要在于其理性和价值。欧阳修对《周易》和《春秋》的认识分别体现为《新五代史》的理性和价值,这种《周易》易理和《春秋》大义的结合,使理性通过价值具有道的正义性,而价值通过理性体现为至上性,二者关系是理性决定价值。《新五代史》理性和价值在学术上的纵横维度表明,其虽具有宋学的特征,但与理学尚存一定距离。     

论《新五代史》的"廉耻"观

<新五代史>阐释了五代社会的价值取向,即"廉耻"的缺失,其"廉耻"观是以耻为核心的,这一价值观体现了深厚的儒学背景,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意义,是个人、政治和国家存在的软基础.对"廉耻"观的易理推求,进一步从易理的两分性、统一性和变易性来认识"廉耻"观在<新五代史>的体现,这决定了<新五代史>的体例和史论,并体现了宋代经史合流的学术特征;<新五代史>的"廉耻"观反映了历史著述的"当世"价值和著者的"心术",欧阳修认为,五代士人无"廉耻",轻节义,这有助于以儒立国的宋代士人精神气质的形成,对于宋代斯文之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试论欧阳修《新五代史》序和论的写作技巧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大部分纪传有序和论(序在传前,论在传后;或称论和赞),它们不仅是内容充实、见识颇高的杰出史论,表现了他对五代十国时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而且也是优美的文学散文,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其写作技巧,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思想和艺术颇丰的史论名篇——浅析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思想深邃 ,艺术精湛的著名史论 ,作者欧阳修借古讽今 ,提出“忧劳可以兴国 ,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论断。同时 ,在写法上也颇具艺术特点。本篇对后世影响深远     

《旧五代史》诸志标准本的论证

现行《旧五代史》是清人邵晋涵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的,并不是原本,只能称作辑本.这个辑本《旧五代史》与原本有较大差距,而通行的中华书局点校本也以这个辑本为底本.运用科学方法对辑本《旧五代史》增补删改,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旧五代史》本来面貌.《旧五代史》包括本纪、传、志三大部分,本文目的是确定《旧五代史》诸志的标准本,为对《旧五代史》诸志部分进行辑补作准备.经过一系列考证,证实在辑本《旧五代史》诸志中,《乐志》和《五行志》符合原本,可以作为诸志的标准本.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论“史论”

(一) “论”,是一种文体,历来是作为一种议论、说理性文字出现的。刘勰称“论”为“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是较早地对“论”的笺释。“论”的品流很多,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条分(?)析,日益增加它的种类。现在常见的“论”,有政论,有时论,有经论,有文论,有史论,等等。明人徐师曾根据《文心雕龙》“论说”篇中提出的陈政、释经、辨史、铨文等目,参考《昭明文选》的分类方法,把它列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     

诸葛亮与吴用同中之异的再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诸葛亮和吴用的同中之异是认识《三国志演义》与《水浒传》这两部经典小说创作本旨的重要窗口之一。在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层面,诸葛亮是救民为国,一以贯之;吴用是由“图个一世快活”到“扶国安民”,又回归到追求“快活”。在智慧才能层面,诸葛亮是具有大智慧的杰出战略家,吴用则是战术家而缺乏战略眼光。在人生悲剧结局层面,诸葛亮是命运悲剧,吴用则是性格悲剧。由两个典型形象的比较拓展至二书士林人生道路与人生理想的差异,《三国志演义》体现了道统与政统的统一,而《水浒传》表现的则是道统与政统的背离。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旧五代史·党项传〉族姓考》质疑

关于党项族姓的研究,除了清代中叶的海宁周春、武威张澍二人作过一些罗列排比以外①;再就是苏联学者聂历山在西夏文史资料中进行过较为广泛的搜求②,但是,迄今还没有人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研究。《中华文史论丛》一九八○年第三辑刊载了苏乾英同志的《〈旧五代史·党项传〉族姓考》一文(以下简称“苏文”),对党项族姓进行了大胆的考证,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仔细读完后,发现其中的结论很难令人信服,特提出来与苏乾英同志商榷。     

辛弃疾政论文之历史传承及创新

辛弃疾的政论,论者向来注重其思想性,但《美芹十论》、《九议》等政论文字中实际上体现出颇为深厚的学术以及文学传统。本文试就辛氏与南宋事功学派的史论及政论风格之关系,其政论中所继承的先秦以来的比兴传统,以及北宋苏氏散文所形成的议论特征对辛文之影响等诸方面考察辛氏政论的独到之处。     

《日本刀歌》作者新考

自从中日两国关系史的新篇章开始后,两国学术界重新研究中日友谊史已提到日程上来了。讲到十一世纪中日关系,少不了要引用著名的欧阳修《日本刀歌》。辽宁大学哲学研究室发表的《古代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一文中加以引用。日本中村新太郎的《二千年来之日本与中国》专著也指出“宋人很珍重日本刀,诗人欧阳修著有《日本刀歌》”云云。     

张其淦《老子约》思想略论

张其淦于民国八年十月作《老子约》四卷.他从“黄老之学”的视角来注《老子》,指出:《老子》之道是永恒存在之道,无名;道常“无为”才能“无不为”.黄老无为之治,顺万物之自然本性,不可有意作为使之过或不及;“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以武力逞强于天下;不以“仁义”、“圣智”、“巧利”和“政法”治天下.这在近代《老子》注家中可谓独放异彩.     

宋代《论语》研究的勃兴及成因

有宋一代,《论语》研究不仅数量大增,而且注解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论语》学进入了所谓的“宋学”时代。其成因与统治者推行的尊孔重儒的政策、儒家道统的确立和四书学的兴起、义理之学的兴盛及儒家学者从哲理层面对佛、道思想的吸收融合有关。     

从《宋论》看王船山关于“陋宋”的观点——兼论船山的政治思想

<正>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杰出的史论家和爱国主义者.史论是船山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论史的一大特色,就是通过对历代的兴替、存亡、得失的总结,作为“求治之资”。所以他的史论,往往就是他的政论,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论史时曾经批判过“孤秦”和“陋宋”,特别是指责宋代统治者,因“陋”而使国敝,先陷于女真,终亡于蒙古,溃决了“华夷之大防”。显然,这是他联系到当时明亡于清的现实,有感而发。本文拟从他在《宋论》中提出的关于“陋宋”的观点,作一些考察,进而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些探     

资料与问题——刘安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读后

正一、新资料与新问题刘安志先生于2014年7月推出新著《新资料与中古文史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论稿》),从书名、内容、研究思路及价值可以清楚看出利用新资料、做新学问的学术传统。《论稿》从资料上来讲,均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或新出衣物疏、买地券、碑刻及其他传统中古典籍之外的资料为出发点和关键资料,有些篇章还利用了日本的古籍,体现出利用新资料研究新问题的敏锐意识。然而,仅以此观察《论稿》一书是不够的。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     

《庄子》“天钧”、“两行”说新识

“天钧”、“两行”出于《庄子·齐物论》,是《庄子》哲学认识论中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重要概念。在学术界,一些论者认为“天钧”是形容“道”的,或认为它是形容“道”的自然均平,或者说“天钧”把“天道”比喻成一个围绕中心旋转的轮子或磨盘;至于“两行”,则多以为是指“是非两行”,即“是”与“非”两者并行不悖。我认为,这几种解释都不尽合《庄子》原意。实际上,《庄子》所谓“天钧”虽然体现着“道”的本性,但并不是用来比喻“道”的,而是用来形容宇宙万物的循环运动和齐一之性的;而所谓“两行”则     

《历史的误读》简介

郭世佑撰写的《历史的误读》一书由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3月出版。本书以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论文为主,以“史事归真”、“人物显真”、“史论求真”三个栏目予以编排．在“人物显真”之后接续与之关系密切的“史评道真”,以评论近代史的论著或相关学者为主。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郭店楚简《老子》的美学意义——老子美学再认识

本文通过对楚简本、通行本《老子》以及《论语》有关论述的比较与分析 ,认为楚简《老子》关于“有状混成”而非“有物混成”的道论 ,体现了原始道家的一种具有思想深度的“美学” ;楚简本以“大”名“道” ,而通行本同时以“大”、以“玄牝”名“道”的不同美学意义 ,前者基于崇父、崇天的原始男性生殖崇拜 ,后者则体现战国中期天地、乾坤、男女并称的哲学观念与审美意绪。值得注意的是 ,从楚简《老子》看 ,原始道家思想并非是尚阴而守雌的 ;本文论证了老聃、孔子时代儒、道相容的思想格局 ,以及所谓儒、道美学原本“对立”这一学术见解的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