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非理学之间:朱熹对苏轼学术的批评和吸取

朱熹对待苏轼学术的态度, 是理学与非理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典型表现。作为理学大师的朱熹, 对非理学流派的苏轼学术进行了全面、深入和激烈的批评, 目的是要扼制苏学势力、专树理学一统。这是朱熹之于苏学的主要态度。但朱熹又能认识到苏学的某些内容符合理学发展, 因而在其“集大成”的学术构建中,对苏学作了较多选择性的吸取, 从而较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理学体系。这一相反又相成的态度充分说明, 理学与非理学之间主要是对立关系, 但又有统一性, 后者尤其值得今日研究者注意。     

论苏轼与理学之争

北宋元祐年间,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洛蜀党争”。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载:程颐为人行事,“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苏轼也自称:“臣素疾程颐之奸,未尝假以辞色,故颐之党人无不侧目。”一般论者多认为,这场论争不涉及政治或思想分歧,只是程苏二人因个性气     

论朱熹对苏轼散文的批评

苏轼散文在南宋风行天下的同时,也有着极大的争议性,受到诸多非议。其中,朱熹对其批评最为严厉,其对于苏文的负面看法从文章之"道"到创作技法的非议无不涉及,几乎可以视为苏文非议的"集大成者"。这主要出自于朱熹对当时"崇苏热"以及苏文大盛等社会现实的担忧,而在对苏文严厉批评的表象之下,理学实际上已经开始与苏学合流。     

苏轼的易学与朋党论——兼与欧阳修、司马光、程颐“朋党”观比较

宋代党争激烈,与之相伴也产生了一些朋党类的文章,苏轼的《续欧阳子朋党论》即其中之一.除了《朋党论》之外,苏轼还在《东坡易传》中借阐释《周易》的机会,表达他的“朋党”观.苏轼的朋党思想与欧阳修、程颐、司马光的朋党思想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也可从苏轼的《东坡易传》,以及欧阳修的《易或问》、司马光的《温公易说》、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找到思想根源.通过这些比较,还可以看出苏轼的朋党思想具有一定民主的思想因子.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

论苏轼的文人品格与诗风马茂军从传统观点看来，蜀学为杂学。王安石“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朱子评苏辙《老子解》说：“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于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可谓舛矣！……诚惧其乱吾学之传，而失人心之正耳。”朱熹还...     

元代诗经学刍议

元代政府规定科考<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主,由此,申述朱熹诗经学便成为当时学风之所趋.元代不少诗经学者诸如许谦、梁益、朱倬、梁寅、刘瑾、朱公迁、刘玉汝、胡一桂、罗复等人虽对朱熹诗经学做了大力卫护,但学术界的尚实精神并未消亡,而马端临对朱熹诗经学的大力挞伐,又给当时的诗经研究增添了一道靓景.元代诗经学在宋、明诗经学中具有承启作用,我们不能轻视其学术价值.当下的元代诗经学研究所出现的惨淡景况,是由目前学术研究过于追逐"热点"这一畸形现象所导致的,应该得到及时矫正.     

略谈宋至明代的建阳书市

宋代的建阳书市称为“书肆”或“书林”。始于唐末，盛于宋、元、明三朝，衰于清代，历经几百年。建阳的刻场、书肆主要集中在崇化（今书坊镇）、麻沙镇两地，所刻印的图书又有书坊本、麻沙本之分，被统称为“建本”，这里坊刻的“建本”与当时成都的“蜀本”、临安（今杭州）的“浙本”齐名，坊刻的图书数量居全国之首。朱熹在《建阳县学藏书记》中曰：“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至传训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清代学者杨守敬提到麻沙本说：“建本满人间。”建阳崇化（书坊）、麻沙两地的雕版印刷业自北宋起十分兴盛。这里的书肆林立。两…     

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眉山、乐山两地召开

2013年7月25-28日,由四川省苏轼研究学会主办、乐山师范学院承办的第18届苏轼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眉山、乐山两地举行。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全国各地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及苏学爱好者,此次研讨会还吸引了德国法兰克福大学、韩国东国大学校和台湾东华大学、东吴大学等学者共襄盛会,充分展示了三苏研究的活力和三苏文化的影响力。此次研讨会以“三苏文化传承创新与地方文化研究”为主题,进行广泛交流与探讨,进一步开发“三苏”丰富而又宝贵的文化资源,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弘扬苏轼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无私的爱民爱物思想,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此次研讨会共收到90篇论文,涉及“三苏”文化精神与地方文化建设;“三苏”文化传承创新的现代价值意义;苏轼成才与地域文化环境关系;苏轼生平、思想、创作、影响;“三苏”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和文化思想比较;“三苏”在北宋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再认识等诸多方面。会议期间,召开了四川省苏轼研究学会理事会,就苏轼文化名片打造、人事安排、会刊质量提升进行了商讨。与会专家学者还分别参观了眉山三苏祠和沙湾郭沫若故居。     

“易无思”与“思无邪”——苏轼对于“思无邪”的独特阐释

孔子以一句“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经》,这样的概括使后世争讼不断.苏轼对于“思无邪”作出了很独特的阐释,他在《论语说》一系列诗文中以《周易·系辞传》的“《易》无思也,无为也”与“思无邪”互训.对于苏轼的解释,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这也是洛蜀党争中的主要思想差异之一.     

朱熹对《周易》理性精神的阐发与创化

综观朱熹一生的治学历程,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心性学体系和《周易》创设的性命学体系,是其注意的两大重点。前者体现了儒家对现实社会人事和人格培养的重视,后者则旨在提供哲学本体论依据和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两方面的因素渗透、引伸,构成了朱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不过,朱熹对“四书”和《周易》的为学次序还是有明确的区分。按照他关于“四书,五经之阶梯”的理解思路,通过“四书”的学问工夫,由研《易》、传《易》,阐发“前贤所未到处”,才是其治学的更高目标,表明他着意追求一种本体层面上的哲学建构和思辩性的心灵境界的营造。正如王夫之所说:“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周易内传》卷五)这颇为符合朱熹治学的思想指导。由此可见,要真正把握朱熹思想的中心意义和精神特质,恐怕更应该注意他的易学研究。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湘学的传统形态与近代转型——以谭嗣同及其浏阳之学为视角

谭嗣同是一位深受湘学传统影响的著名学者,其“学”、“政”、“教”结合的学术旨趣,正源于湘学学统.从区域学术史的角度看,谭嗣同个人的学术历程其实也是湘学史的演进历程,其新学学术形态的转化体现了湘学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型的内在要求和学术理路.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略析

郑《笺》、孔《疏》与朱熹《诗集传》“兴”论的不同,与儒学发展变化的特定历史语境有着重要关联.在显层的“兴”论阐述中,暗含《诗》学阐释方式的变化与情、志(性)关系的不同思考,以及此思考所得以可能的儒学核心问题的变化.大体言之,郑《笺》“以志统情”,强调“兴者,喻”的结构模式与“求诗意于言辞之外”的经典阐释方式;孔《疏》以“情志一也”,强调“兴必取象”;朱《传》以情为用、性为体,由情明性,强调读诗者的深入涵咏.     

南宋濂洛的叙事与故事

虽然后世认为朱熹是周程授受问题的提出者,但南宋士人在文本的阅读中,得出二程之学来自濂溪的说法并不少见。相比之下,朱熹的濂洛叙事最为系统,他在不同场合反复论及濂洛师承相传的话题,又通过构造周程文本相似现象的联结来建立濂洛之间的思想接续,并以再文本化的方式,重新勾勒濂溪之学“以象论学”的奥义。通过在府学、县学修建濂溪祠堂与濂溪明道伊川三先生祠堂,南宋士人的濂洛叙事落实为具体的社会行动。濂溪祠堂与三先生祠堂固定了濂洛传承的叙事模式,祠堂中主祀与配祀的关系使得濂洛道统获得了实体的形象。作为道统传承的象征,濂溪祠堂或周程三先生祠堂是一篇神圣的文本,人们利用各种共同的仪式实践来维持并强化濂洛道统的认同感。乾淳以后,“濂洛”作为重要的关键词,其意义在不同人、不同语境的使用之中呈现出来。随着朱熹进入濂洛的编码体系,“隆道统”的仪式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涉及象征体系中的程张座次排列时,序列化的诉求以及说明其中的理据经常出现在时人的讨论之中。不过,一直到元明时期,濂洛关闽的序列才成形,并最终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识,影响至今。     

中国第七届苏轼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中国第七届苏轼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9月4日至8日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期间,大家交流了近年来苏轼研究的新成果。通报了有关“苏学”论著出版方面的动态和海峡彼岸的学术信息,考察了苏轼在蓬莱的遗踪等。通过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同行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充分表现出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氛,下面拟从选题、立意、学风三方面对这次学术讨论会作一综述。     

朱熹对儒家“为己之学”的诠释及当代价值

在朱熹的诠释之下，儒家的“为己之学”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形态。朱熹首先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得之于己”解释“为己之学”，认为“为己之学”在于提升人的内在德性和人格境界，而不是去取悦于人，这是探究义理、从事学问的首要。“为己之学”强调成己成物，要求在完善自身的同时成就万物，这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心系天下苍生的德性品质。“为己之学”是圣人之学而非科举之业，这是朱熹对“为己之学”的总结和概括。“为己之学”，是成人成圣之学，而非功名利禄的事功之学，是对正确学风的倡导，是对把为学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学风的贬抑，对当今社会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民国时期白寿彝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论证

白寿彝以史学而著称,同时在民国时期对朱熹也有颇深的研究,尤其是他对朱熹从学于道谦的研究,着重于从佛书之外得到证据,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他不仅以李侗《与罗博文书》说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证明朱熹从道谦学佛,而且最早以朱熹《游密庵》说明朱熹青少年时多次游盘于道谦所居的密庵.他的这一研究对于论证朱熹从学于道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周敦颐道学与湖湘派儒学的特色──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

周敦颐是出生在湖南的第一位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学者。他以“太极”说“人极”,把宇宙论与人生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新的天人合一本体论,转变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学术方向。周子的学术直接开二程洛学之先,以后又经过胡宏、朱熹等人的的阐扬,成为公认的道学开山祖。从周敦颐的道学到胡宏的“性命之学”,再到船山总结与批判未明新儒学,我们可以看到湖们派儒学在思想上前后相承的一种特色。（一）周敦颐的学术著作并不多,保留下来的最有影响的是一篇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四十节的《通书》。周子生前既非达官显贵,死后也无多…     

朱熹宋代新杂家论

朱熹之学应该概括为“宋代新杂家”,而不能概之以“新儒家”、“理学”。朱熹学说有着超越先秦时代杂家的内涵与特性,同时也有别于宋明时代一般意义上的“道学”,不同于明清时期学者所谓杂家。确定朱熹新杂家学派的属性,可以深刻体会朱熹思想的融合性,准确把握朱熹思想的先进性,全面理解朱熹思想的实用性,而看到一个真正的理学集大成者、时代文化创新者、内圣外王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