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璟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拨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

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曾国藩的改革思想和实践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在改革思想上,他注意将理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起来;在改革实践方面,他在军事、整饬吏治、革新教育培养选拔人才及对外交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值得总结和借鉴     

理学经世路线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

晚明以降,理学的空疏一面受到士子们猛烈地批判,理学主流的经世意旨却因此被忽略。其实理学主流无论程朱抑或陆王从未背离儒学经世的传统。曾国藩不仅对理学经世的精神意蕴多有阐发,而且尤其注意理学经世的路径。他明确揭橥“礼学经世”口号,不仅廓清了理学末流,恢复了理学经世的原旨,而且发展了理学经世路线,无疑是经世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理学经世的价值取向所蕴含的活力因素（务实精神、变易思想）深刻影响了曾国藩在近代社会中的所作所为     

论曾(国藩)、左(宗棠)关系

从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年间开始,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凶终隙末”的私人关系,便成为封建、资产阶级文人议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薛福成说:“陈其元著有《庸闲斋笔记》,“颇能留心时务,阅历既深,凡所纂论,均惬人意,惟每于左文襄公事,颇觉推崇过当。又其间所论文襄与曾文正公龃龉一条,更持议偏颇,褒贬失当”。他感叹说:议者“(?)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殊失公道。封建、资产阶级文人识见短浅,只看到曾、左之间的矛盾,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协作。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曾、左之间的思想差距,曾是理学经世派,左是师承林则徐、魏源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并由此产生了两人     

史学编辑应有经世致用思想

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何谓“经世致用”?“经世”,《辞源》的解释是:“治理世事。《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见范生怀治国之略。’”“致用”,《辞海》解释为:“尽其功用。《易·系辞》:‘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用。’今作付诸实用之意。”按照上述释义,史学经世致用,就是让史学实用于治理国家大事,服务社会。这一思想很重要,它既体现了治史的根本目的,也包含了史学的社会功能。作为史     

曾国藩文艺思想拾零

曾国藩自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入京以后,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即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嗣后虽政务繁冗,军事激烈,官场险恶,亦未放弃。他于诗文及书法,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与建树。《曾文正公全集》,洋洋128卷,在双峰乃至湖南,恐无人与之比肩。笔者从他的《书札》、《日记》     

论曾国藩与理学复兴

“同治中兴”的思想依托是所谓理学复兴，其代表人物大都“一宗宋儒”。曾国藩是所谓“中兴名臣”，又是理学复兴的主要倡导者。他以程朱理学为其思想灵魂，博采众长，对高谈性命，崇尚空疏的理学作了新的阐发，并使之与经世思想相结合，为这门自康乾以来陷于封闭的政治哲学注入了某种活力，从而适应了“同治中兴”的需要，对晚清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曾国藩督导子弟之道探微

曾国藩督导子弟之道探微曹正善《曾国藩家书》曾对中国近代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１８７９年至１９４９年的七十年间，《曾国藩家书）｝（原名《曾文正公家书＞）一直是读书人必读的书。毛泽东１９１７年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①《曾国藩家书》包含了仰事父母、...     

经世致用与当代中国文化矛盾

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文物,也不是图书馆内的文献,而是渗透于我们言行、思考中的语言规范、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只要不囿于成见,不难发现明清以来的经世致用传统对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巨大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是始终处于与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另一悠久文化传统的矛盾关系之中的。 (一) 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实事求是精神,可视为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晶核,其思想理论渊源之一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经世致用”传统。梁启超曾说,“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 ,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疏浮泛之弊 ,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曾国藩养生之道

曾国藩,字涤生(1811—1872),湖南湘乡人。清道光年间进士,官至一品,谥号“曾文正公”。后人辑他所著的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全集中家书1400余封,内容广泛,从朝政到家务无不涉及。读后就本人的粗浅理解,从《家书》中摘抄了有关养生方面部分片断,以供参考。     

《李秀成<书供>原稿考辨》补述

荣孟源先生在《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下称《考略》)一文中,从七个方面论证《书供》原稿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将其删改后派人重抄的“冒牌货”。我也写过《李秀成<书洪>原稿考辨》一文和他商榷。惟因篇幅所限,拙作对该文所说的《刻本》采用〔〕号的看法未加论列。现就这个问题补述如下。 《考略》第六节的末段说:“曾国藩制造了这个《稿本》,冒充李秀成的真迹,其大段删节之处,在《刻本》末尾加以说明,其个别改动字句,也用〔〕号标明。《刻本》中共有〔〕号十六个,在正文中十三个。如《稿本》‘是以被两国(个)奸民获拿’一句,曾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刻本》作‘〔遂〕被[曾帅追兵]拿获’,借以表示曾国藩‘正大光明’,从而也就掩饰了他篡改李秀成真迹的大罪行。”《考略》第七节还说,《刻本》〔〕号中的字,“是曾国藩派人抄录此《稿本》时加的。” 《考略》是把《刻本》所用的〔〕号(主要是正文中十三个)当作曾国藩为了“掩饰”其“篡改李秀成真迹”的罪行而制造的假相看待,但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据我考察,《刻本》正文用的十三个〔〕号都是各有其原因和作用的,它们与篡改真迹并无关联。原因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略论近代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特点

经世致用之所以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特点 ,一是因为它的始终一贯 ,即使在汉学盛行时 ,也未中断 ;二是在近代中国提倡最早 ;三是有理论、有纲领。近代湖南经世致用的学派有三个 :一是以陶澍、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 ,二是以魏源、王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 ,三是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风既有积极意义 ,也有消极因素     

曾国藩思想源流新探

曾国藩不是理学家,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儒学,又吸收百家之所长,他是近代新儒学的开创者.他的新儒学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突出了经济思想,立足于经世致用,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以经济为主体的儒学思想始终贯穿他的一生,他始终立足于大本大源,并非有三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申韩法家,或是黄老道学,既是他达到经世救国的工具和途径,也是他融合诸家而创立新儒学的新鲜血液.     

略谈张之洞的儒学

略谈张之洞的儒学龚书铎在晚清督抚大员中，曾国藩和张之洞可以说有其独特之处。他们不仅为政，同时还做学问。这与李鸿章不同，曾国藩曾说，李鸿章“拼命做官”。曾、张为学崇尚不同，曾宗程朱理学，张尊考据学。但二人又有共同点，都主张汉宋调和，提倡经世致用。这不独...     

食后千步之法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这位清末的湘军将领自小饱尝“十载寒窗无人问”的艰辛与孤寂，清苦的读书使他常“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他在29岁时大病一场。病愈后他曾在诗里说“艰苦新尝试保身”，从此意识到养生的重要性。他如此文弱的体质仍能戎马一生是绝不简单的。毛泽东曾在《体育之研究》中讲到，他师法“曾文正公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     

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

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大规模农民起义期间兴起,这说明洋务运动的发轫与农民起义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一八六二年清政府花巨金委托赫德代购船炮,是企图“先以火轮兵船,扫清江面,即以炸炮火箭等器,用攻坚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第35页)。“欲借此利器,以平巨寇”(《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第4页)。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是为了“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曾文正公全集》年谱卷七第20页)李鸿章设上海苏州三局仿制洋枪洋炮“原为军需紧急起见”。     

吕柟“受教于三原马江”辨

明儒吕楠,是关中明代的理学大师,《明儒学案》卷八、《明史》卷二八二等有传。论者以为,他是张载以后的集关学之大成者。因此,弄清他的师承关系是关学研究中的必要环节。陈俊民先生在《关学序说》(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一文中说:“吕楠,曾既是薛瑄再传渭南薛敬之的门生,同时又受教于三原马江、本邑周尚礼门下。”陈先生没有注出这些史实的来源。从吕楠所修《高陵县志》中,可以得知周尚礼是他     

什么是曾国藩的哲学思想──对《曾国藩的实事求是观及其渊源》的质疑

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森所写《曾国藩的实事求是观及其渊源》（《娄底师专学报》1995年3期）一文|]（以下简称《渊》文），说“实事求是是是曾国藩理学思想及其实路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准则”，“其理论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我对诸如此类观点，疑难颇多。关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渊》文的题目表明指出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是文章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我从文章所说的渊源来看，只是作者自己的看法，而不是曾国藩自己及许多学者的看法。曾国藩哲学思想渊源之一，是以姚鼐为首的桐城派。其“为学渊源盖得之…     

“麻胡”讨源

一我国很多地方,都有以“麻胡”恐吓小儿之俗。此历代多所记载。鲁迅于《朝花夕拾》中曾两次提到。他在《后记》中说:“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图》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子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鲁迅所引《非麻胡》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