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女性词的创作

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词人,在民国词史上颇为炫目。通过对民国女词人的生平、词集、词学活动、创作经历等问题逐一考索,可以发现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具有以下特征:词人主体身份多样化,创作状态"传统"与"现代"并存,创作主张的"失声"与"高调"同在,创作主旨新变与故常、词境的开拓与守旧、词艺精工与平庸共生,词风个性张扬与流于平常。民国女词人的词学创作在民国词史、女性词史以及女性文化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新的史学视角撰写民国信史

中华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断代，国内外史学家对这个断代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出版了许多论著。最近，李良玉所著《新编中国通史》民国卷，是一部民国史的上乘之作。《新编中国通史》是国家教委组织撰写的高等院校文科历史教材，全书分四册，第四册为民国卷，以下简称“通史民国卷”。它以新的通史体例，新的组织结构，新的史学视角与方法，客观公允地再现了民国史的复杂画卷，为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一断代及其寓示的历史经验，提供了科学借鉴。（通史民国卷》的一大优点是建立了一个民国史的新的科学体系。作者运用了社会学和政治学方法，不…     

从蝴蝶词与蟋蟀词看宋代昆虫词的发展与蜕变

宋代吟咏昆虫的词作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宋词中涉及昆虫的词作很多,但单纯以一种昆虫为表现对象的词作却较少。《全宋词》中的蝴蝶词和蟋蟀词是出现较多的昆虫词,我们选取这两类词作,从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文学意蕴等方面进行比较、探讨,找寻宋代昆虫词的发展脉络。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言情"的词向"言志"的诗逐渐靠拢,词与诗不再有截然不可逾越的鸿沟,进而完成了词作的开拓与蜕变,由此凸显宋代昆虫词在中国词史中的意义与价值。     

论民国时期清词选本的特征与意义

民国时期的清词选本选型多样,各阶段的清词选编选也显示出各自特点。清词选本在词学史与民国词史等方面,具有多重意义。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清词文献的整理,也有利于对清词史的把握;既可为清词的编选提供借鉴,也有利于从考察民国词人的创作理论来探寻民国词坛、词风的渊源。     

关于词学批评研究的若干理解与思考

词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它是一个包括词源、词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词籍、词论、词派、词史等众多内容的广泛、复杂而相对严密的学术体系。词学批评的概念虽为后起，但具体实践在词坛形成之日已萌动，而批评的精神、理念随着词学的发展也不断传递和积淀。词学批评研究作为对批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更应注重它的科学性。以当代意识和历史实感来凸现词学批评研究的科学性。深入研究宋代的词学批评，将大有裨益于我们对后世及整个词学批评史的体认和把握     

词学史上的稼轩词论及其意义

稼轩词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元人推崇辛弃疾革新词体、扫荡绮艳词风的意义。明及清初视辛弃疾为变体的代表,稼轩词的雄健词风和情思寄托也受到了清初词人的喜爱,充分肯定了其词史典范地位。浙西词派对辛弃疾多持排斥态度,常州词派将稼轩词推举为最高典范之一。民国旧派词学家对稼轩词的尊崇有所弱化,而新派词学家则用全新的视角和价值观将其推向了极致。历代词学家对稼轩词的解读和批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词学旨趣。     

如社与民国金陵词学

民国金陵词社繁盛,如社最具代表性。如社词人大都为金陵籍或长居金陵者,彼此有师友关系,与晚清四大家渊源甚深,与沪词社词坛联系甚密。如社重声律,大多使用僻调,填词严守声律。重声律的词学理念远接以戈载为代表的吴中词派,近承同乡端木埰之说,直接受晚清四大家影响。如社在抗战前夜成立,其词作忧时伤怀,词旨厚重,偏重寄托,无小慧侧艳之风,与晚清四大家“重拙大”观念一脉相承。以如社为代表的金陵词社在民国词坛别具一格,金陵词学在民国词坛中有特殊意义,其实质就是晚清四大家词学的发展和延续。民国金陵确实存在金陵词人群,但称为金陵词派有不妥之处。     

词学声律的潜规则论析 ——以《齐天乐》为例

词是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晚宋以来词乐逐渐失传,因此,讲求文乐相和的格律派词人的作品是后人了解词律特征的必由之径。在各种词谱总结、标识的平仄格律之外,严谨的词家更是注意词律的细节,在模仿与创作中总结出了不少潜在规则,并约定俗成地遵守着。《齐天乐》是历代声律派词人偏爱的词牌,我们可以以此调为例,总结其在宋代如何定型,考察其在清代直至民国的承袭与演进,以探求词律潜在规则的存在与原因,从而尝试声律研究的新思路。     

《词学季刊》与20世纪30年代女性词传播

《词学季刊》是20世纪30年代影响最大的词学研究专刊,其专辟女子词录专栏,先后发表23位民国女词人的作品。该专栏有效推进女性词从私人化领域向公共空间传播。专栏作者通过师承关系、他人推荐或书信请益、寄送作品等方式与当时词坛的词家产生广泛联系,彼此互动助益其作品在专栏发表。《词学季刊》的词坛消息栏目也成为女词人词集介绍或发行的有效传播窗口。《词学季刊》以女子词录专栏为主,词坛消息专栏为辅,成为20世纪30年代民国女性词向社会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平台。     

清代论词绝句的词史观念及价值

清代论词绝句组诗是一种特殊的词论类型.不少论词绝句组诗系统地评论历代词人,包含着对于词史及相关问题的见解,体现了论者的词史观.从词史的角度看,清人的论词绝句有词通史、唐宋词史、当代词史、地方词史、女性词史等不同内容.论词绝句特别注意在词史上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大词人,如李白、温庭筠、李后主、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元好问、杨慎、朱彝尊等.清人论词绝句通过对个体词人的评论,对词史发展嬗变的关键环节发表自己的看法,体现了对词史演进历程的把握.     

黄佐及其《翰林记》

黄佐是明代中后期声望卓著的鸿儒。他博通经史,潜心治学。一生著述甚丰,涵括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不仅在理学上造诣精深,且长于史志修纂。黄佐尝任职翰林,对于词林典故以及翰林机制运作十分熟悉。其所撰《翰林记》以内涵宽广、叙事翔实、撰述精审见称。对于我们研究翰林制度以及明代政制的发展变化,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

况周颐对唐宋词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对唐宋词史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见解。其唐五代词观主要为,比较了晚唐诗与词的特点,指出二者共同之处是"丽而不流",其原因乃"风会所趋"。其两宋词观主要为,北宋词的主导风格为清空婉丽,自然天成,词境甚高;南宋词的风格特点是意境沉着、寄托遥深,思想价值最高。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唐五代词特点的阐述是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偏颇的矫正;第二,况周颐对南宋词人的一些认识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又有发明创见,不乏独特之见也有深文周纳之病;第三,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是其重、拙、大理论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     

论清词对词境的开拓——以清代岭南词为个案

对词境的开拓是清词的一大成就,清代岭南词在这方面即有出色的表现.其一是对南国风情的集中展现与词体美学类型的拓展;其二是对清代史实与"心史"的全新叙写;其三是对西方文明与海外风情的反映.总体而言,清代岭南词人开拓词境之举扩大了词体的表现范围,为词体增加了新的内涵,在词史上有重要意义.对此问题的分析,有助于对清词的文学价值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民国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

在近几年"民国文学"的讨论中,丁帆与李怡的理论构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代表性。本文结合研究范型问题,对丁帆的"1912年断代说"、"民国文学史"的构想以及李怡的"‘民国机制’说"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以文学研究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关系为视角,对民国文学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词史流变视野下的黄庭坚词

关于黄庭坚词的评价,在词史上呈现两极分化:陈师道、李清照等人对黄庭坚词多有推崇,陈廷焯等人却认为黄庭坚于词"直是门外汉"。若将黄庭坚词的评价放在词史发展的坐标中,采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方法,从学习民间文化得与失的角度加以研究和观照,探讨黄庭坚词在词体雅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以此更好地了解词史流变,把度北宋词坛创作及发展的微妙走向。     

新世纪以来词学研究的进展与瞻望

新世纪以来,词学文献整理全方位推进,明清词断代总集和词话丛编、类编及词籍序跋、论词绝句等新文献连续问世,词集笺注、词人生平和版本目录的考订也多有创获.词学理论研究有四大进展:格局的改变,从重唐宋到热明清:维度的转向,从二维到四维;视野的拓展,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方法的更新,从定性到定量.今后的词学研究,要回归文本,面向当代,关注“云端”.     

声韵探讨与词风演进——兼论戈载《词林正韵》的尊体策略

词是专门之学,除了抒情诗一般的特点外,还涉及到声律、音韵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在清代词学的建构中,都曾受到极大的关注。戈载《词林正韵》是清代词韵探讨与编纂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词韵规范的确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词史地位。首先,《词林正韵》继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之说,由词的体性入手,从声韵的角度,强调词曲辨体,从而保证词体的文体特殊性,具有重要的尊体意义;其次,通过声韵探讨,影响清代词风演进,从整理上而言,清词创作存在着前期疏于声韵、中后期严于声韵的变化,而这一转变与《词林正韵》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关系;复次,清词的中兴与词律、词韵的探讨密切相关,《词林正韵》也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清代词学之盛。     

中国词学研究体系追述与构想

新词学研究体系分为词体、词学本体、词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三大层次 ,包括词之起源、词体构成、声情关系以及词之特征、词与环境关系、词之流变、传播与接受、词论、基本文献、研究方法、词学学者、词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相关学科、词学与自然科学之相关学科、词学与当代文化建设 1 4个门类 ,又下设 47个科目、1 0 0多个子目 ,最终成果是中国词学史、词学研究史等著述。建构这一体系有助于推动词学学科建设和词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博学鸿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儒科是中国科举史上一个全新的制举科目,它不同于唐、宋作为吏部科目选的博学宏词科,也不同于乾隆博学鸿词科。这一有别于一般科举史和有关专题论文的全新结论,正是建立在对康熙己未词科相关文献资料、研究论著的全面占有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清代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因为未能辨析康、乾两次特科之间的根本区别及其与唐、宋博学宏词科的差异,而笼统地用“博学鸿词”概称康、乾特科,康熙博学鸿儒科的独创性和特殊性被逐渐地掩盖遮蔽。于是分别从文献整理、专题研究等角度,对清代、民国以及建国后的“博学鸿词”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回顾,进而对21世纪的相关研究视域、研究路径等作理性的学术展望,成为了笔者的涵意所指。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学群体由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史价值。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