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再评价——从18世纪社会史出发的考察

以往在对戴震哲学进行思想史评价时常将其与近代思潮相关联,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做法。由于近代思潮与之前的儒学思潮存在一种断裂,这种思想史的评定方法缺乏合法性。实际上应当将戴震哲学置于儒学的自然进程中加以考察。18世纪的中国社会尚未受到西方入侵而处于自在自为的发展状态,作为其有机成分的儒学亦处于立足自身发展逻辑的自然进程中,哲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从18世纪的社会史出发考察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是更为合理的路径。18世纪中国商贸的发展造就了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市民社会,催生了一个世俗化浪潮。戴震哲学是这一浪潮的代表,表达了市民阶层的诉求和心声。戴震哲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市民儒学,是对以往的政治儒学和精英儒学自下而上的反动。戴震哲学的思想史意义也就在于其第一次使儒学获得了一种"民间"身份,这在儒学发展史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儒学工夫论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工夫问题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重大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几乎与中国哲学的所有内容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形而上之学,或形而下之学,均不能离开工夫而存在。因此,没有工夫论就没有中国哲学;离开工夫论就不能理解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三大主干儒释道以及中医哲学(包括养生哲学)和武术无不具有其自己的工夫论,并且它们彼此之间常常互相渗透与互相影响。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工夫论也对东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儒释道医以及武术产生     

湛若水儒学体系构架及其思想影响

本体论和工夫论构成了湛若水儒学的基本框架。湛若水在人与自然"一本"的基础上贯通了心体与道体,以道体的中正、自然特征诠释心体的中正、自然理念,形成了儒学本体论体系。湛若水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体认路径,以"勿忘勿助"为体证工夫,形成了儒学工夫论体系。道体作为客观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以道体印证心体,在此基础上实现心无内外,是湛若水儒学区别于王阳明及阳明后学的重要特征。湛若水及其后学的思想对明朝中后期儒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以道体印证心体、兼顾心体与道体的儒学架构,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心体阐释的偏颇;"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路径与"勿忘勿助"的体证工夫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阳明后学中的易简派对儒学易简性的过度诠释。     

儒家之学重在工夫

一部《论语》从头到尾都是讲工夫的,儒家的基本经典也主要是论工夫。虽然儒家也研究本体和境界,但是,工夫才是最基本的。工夫是儒家论说的出发点。没有工夫,本体将与人无涉,毫无意义;没有工夫,境界也无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哲学是工夫形而上学。基于这一认识,则可以较好地理解儒家哲学的本质,亦可避免其研究陷于"玩弄光景",或落入以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而支离中国哲学的窠臼。     

儒学如何进一步走向世界

从文化交流的观点来看,应该把儒学当作一个动态的思想体系,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儒学的发展,不断地吸收外部的思想文化因素,儒学和西方文化的融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融合是以儒学为主导的双向互动,多元融和型儒学的形成,必须以东西方文化的大融合为基础;当代儒学可以在人天关系(人与自然)、人人关系(人与社会)、人自身灵与肉的关系3个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使儒学为我们所用,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使社会更稳定。儒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排斥,而是融和,通过交流,把儒家文化进一步推向世界。     

儒学的现代"名分"问题刍议

儒学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属于"谱系儒学","儒学"一词的含义只是"儒家之学"的意思,没有学理性的指涉;而在现代学术中,儒学却被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并在这样的"名分"下被研究.但是,究实而论,儒学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范式上都与所谓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相去甚远.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将儒学称为"哲学"、"伦理学"或"宗教"就不是很"名正言顺",而且更严重的是,将儒学当作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来研究大大地遮蔽了儒学的独特性.在现代学术研究中,对待儒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将儒学看作是可以用来建立新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的"思想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本身,这就好像我们应该将煤看作是电的资源而不应直接将其看作是电本身一样.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牟宗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仁说"的讨论来反省牟先生对朱熹学说的整体思考,说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儒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以此之故,牟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义,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成了绾合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义与圣人践行义的综合型态形上学,并以此为孔孟思想之根本型态、唯一型态。以此解读朱熹哲学时,便将朱熹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儒学系统说为别子,关键是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又将朱熹诠解《大学》所说工夫次第的格物穷理工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本文即是对牟先生的思考重做分析,指出朱熹所说存有论与工夫次第论并不违背孔孟实践义,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工夫次第问题,而工夫次第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工夫的问题,以此还原朱熹学说的型态定位。     

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以来自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为中心

儒学在20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开展,因受宋明儒学的影响,也呈现出理学与心学两大路向。心学路向的开展,不仅比理学路向占有优势,成为20世纪中国儒学开展的主流,而且自身呈现出多样的形态,这一特点在来自湖北东部地区(鄂东之地)的熊十力、徐复观、胡秋原三位思想家那里典型地体现出来。他们分别代表了20世纪心学开展的三种形态:熊十力以心学路向,致力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建构,开启了形上儒学在20世纪的重建;徐复观通过承继熊十力所开启的20世纪心学路向,走向对重建形上儒学的批评,主张消解形而上学;胡秋原的心学思想,则开展于史学与哲学之间,强调对理性、德性和人格的追求,重视吸取合理的理学内涵,在现代新儒学之外开辟了心学开展的新形态。透过这一现代儒学史的比较案例,可以对20世纪心学开展的多样性问题获得深刻的了解。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勃兴,所谈兵事涉及内容广泛,体现了文人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及其兵学修养。文人在原生儒学中寻求文事与武事结合的契合点以打通儒、武,解决了以儒者身份谈论军事问题时对其自身身份认定的尴尬。北宋文人以儒者身份谈兵,使其谈兵之文呈现出较强烈的儒家色彩。     

吴芳吉教育思想的儒学渊源

在以质疑和否定儒学为基调的20世纪初期,吴芳吉的教育思想体现出鲜明的儒学色彩.为使儒家“诗教”与“礼教”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吴芳吉对儒家的性善哲学与礼教思想进行了具有时代色彩的阐发与扬弃.在追溯吴芳吉儒学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文章分析吴芳吉的性善哲学与文学教育观的密切关联,并从道德哲学的层面析解吴芳吉伦理教育观的具体表现,展示吴芳吉儒学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官方哲学地位对儒学发展的影响及其启示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中国儒学长期居于官方哲学地位。官学地位制约着儒学的发展，使它变成封建社会的辩护意识；既促进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也导致其逐步僵化。儒学在失去其官方哲学地位后，至今仍在海内外有着广泛影响，这启示我们必须对它重新研究，进行再认识。     

儒学复兴初探

分析指出,儒学复兴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书斋儒学、平民儒学和政治儒学三类.认为儒学的复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但具体策略上还是应该以哲学儒学和生活儒学两种形式为主.在目前的时代背景下,儒学复兴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生根发芽的历史合理性及其在当下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主动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现代性内容,找到自身的适切定位.     

儒学影响下的贵州少数民族伦理思想

自汉代取得独尊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儒学遂开始了在我国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和影响,尤其是明、清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大兴教育,力倡儒学,以伦理为本的儒学对贵州少数民族伦理道德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也极大地促进了贵州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形成文化认同。贵州少数民族对儒学伦理观的吸收,注重"忠孝""五伦"等思想观念,是在自身民族文化基础上主动吸收,形成了文化的有机融合。     

论西汉儒学的政治化努力

所谓西汉中期起"儒学独尊"的说法并不准确。汉代主流的思维方式是阴阳观,并以黄老学"天—地—人"哲学体系代表当时最合理的政治理性。原始儒学以人性为出发点,主要为政治道德说教,是社会伦理学,而不是政治哲学,更缺乏治理制度与举措。原始儒学借鉴道家的哲学范畴发展自己的形上学。汉代整合宗族力量的需求,使儒学找到成为主导政治哲学的切入点。儒学政治化是漫长的过程。汉政府先确立了利用儒学的方针,而后才有董仲舒应诏陈策。儒生在武帝朝基本被排除在决策圈外。汉代儒学政治化的主要措施包括:改造黄老哲学建立神学天道观;阐发与窜改古书;培养儒学人格的官吏;附会阴阳与尊卑的关系;阐述三纲六纪。儒学神学化的努力最终失败。     

胡寅的佛学批判与宋代儒学的自我认同

在宋代儒释文化会通、儒学遭遇身份危机的背景下,胡寅以灵魂不灭、佛性慈悲、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佛学、佛教基本理论为对象,从学理和经验两个方面展开了严正的批判,严格区分了儒学和佛学宇宙论、形神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论的根本差异。他的批判上承二程、张载,下启朱熹,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点,代表了儒释之间的文化冲突面相,对宋代儒学自我认同的重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医儒相通的三重内涵

医儒相通有三重内涵:一是儒学中包含有一定的医学.主要是养生学知识;二是儒学充实了中医的人文性内涵,主要是构建了中医医学伦理学;三是儒学赋予中医学的思维特征:中庸调和、直觉体悟.深刻理解"医儒相通,通在何处"是中医哲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否则,不仅医学难以深入,儒学也难以人流.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征稿启事

中国传统医药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她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中医药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她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密不可分,其自身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昭示我们：单纯从自然科学领域去探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已迈入21世纪的今天,为了使祖国医学更广泛地走向世界,进一步造福于人类,我们必须从多学科、多领域、多层面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使之发扬光大。《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季刊）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办刊宗旨是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服务,主要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动态。辟有中医文化、哲学、史学、文献研究、人物、教育研究等专栏;刊登中医文化、哲学、经济、中医学史、中医文献、医学心理、医学伦理、中医海内外教育等方面的论文。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征稿启事

中国传统医药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她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中医药学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片沃土．她与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密不可分,其自身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昭示我们：单纯从自然科学领域去探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已迈入21世纪的今天,为了使祖国医学更广泛地走向世界,进一步造福于人类,我们必须从多学科、多领域、多层面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研究,使之发扬光大。《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季刊）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办刊宗旨是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服务,主要反映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中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新动态。辟有中医文化、哲学、史学、文献研究、人物、教育研究等专栏;刊登中医文化、哲学、经济、中医学史、中医文献、医学心理、医学伦理、中医海内外教育等方面的论文。     

从儒学的宗教性谈中国哲学的"特点"问题

多年来,宗教在我国常常被理解为与理性思维相对立的神灵崇拜或迷信,这导致人们倾向于把具有大量理性思维内容的儒学当作是哲学,并把儒学的几乎所有特点都不加分辨地称之为中国哲学的特点.本文在重新界定宗教思维的特点及儒学的宗教性的前提下,指出当前国内学术界所盛行的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一系列说法,多半都是将儒学的宗教性思维误当成中国哲学的特点.他们所说的许多中国哲学的所谓特点,比如重直觉、重人生、重道德、"天人合一"以及"知行合一"之类,都可以理解成宗教性思维的体现,无关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     

朱熹哲学的合理价值与新安理学的创新发展

朱熹哲学将仁学与易传的生生之理结合起来,把人看成是自然界长期生生不已发展的最高产物.人能自觉地体认天命,体认生生不息之仁,穷理尽性,弘扬天命,使人的主体精神昂然挺立.朱熹把儒释道统一起来,完成了儒学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到朱熹之集大成体系,完成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所提出的融合战胜释道的文化使命与任务,儒学自身也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作为新安理学的创始人,朱熹对新安理学的发展,以及重视实用实践生存、提倡气节等特点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