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优势与能动性联结:乡村振兴中驻村帮扶干部的行动逻辑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驻村帮扶干部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遭遇一定程度的现实遮蔽,即国家治理的整体性、统一性遮蔽了驻村帮扶工作内容及绩效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以及在驻村帮扶制度结构提供重要资源基础上,驻村干部全然奉献的主体性行动仍有待进一步关注。通过对G省直单位驻村帮扶实践进行个案研究发现,尽管驻村帮扶干部受到科层、资源、治理等结构性约束,但他们能够利用制度优势、资源优势和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主体优势为助力乡村振兴提供能动性保障。同时,驻村干部运用个人资本和个人社会资本打造村域内外的组织联结、资源联结和利益联结,充分展现帮扶行动的主体性、能动性,为顺利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补充了强劲的主体能量。      

驻村帮扶“接棒治理”的逻辑与归宿——基于豫南L行政村的田野调查

有效贫困治理需要强有力的村社集体,然而，废除农业税之后，乡村基层组织越来越“悬浮”于农民。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实施和大量扶贫资源持续输入农村，软弱涣散的村社集体却失去了与国家资源对接的能力，造成贫困治理的“内卷化”。村社集体的内生活力某种意义上需要外部力量予以激活和再造，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驻村帮扶”是贫困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驻村帮扶本身是连续性的，成员通常由同一单位选派，类似于接力赛，故称之为“接棒治理”。“接棒治理”能够为理解驻村帮扶贫困治理实践提供一种可取视角。在“接棒治理”的框架内，由同一单位选派的驻村帮扶成员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在目标上是一致的，都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帮扶对象争取更多的资源、多办实事。作为外部嵌入力量，驻村帮扶不可避免地对村庄内部治理秩序产生影响，但由于退出机制的确定和可预期，驻村帮扶下的“接棒治理”不会完全改变村庄内部权力格局，更不会对村庄自治造成破坏，其旨在培育并回归自治，将“接力棒”最终交接给村社集体。     

驻村帮扶下村庄治理主体结构和行动逻辑——基于T县两村的实证研究

精准扶贫要求精准帮扶，驻村帮扶有利于贫困村的脱贫致富。“结构-行动”理论框架下的驻村干部和村干部作为贫困村不同治理主体，其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各自遵循不同的行动逻辑。驻村干部“目标差异”的行动逻辑和村干部“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建构起两种不同理想类型的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分别是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和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合作型治理主体结构使得驻村干部和村干部有效发挥扶贫作用，冲突型治理主体结构则不利于贫困村的脱贫攻坚。贫困村治理主体结构的优化，需要发挥村干部的主体性作用，完善驻村干部考核机制，平衡扶贫资源禀赋差异性，发挥驻村帮扶对于精准扶贫的最大功效。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以黔北A村为个案

驻村第一书记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排头兵”,显著推动了乡村的发展。论文基于驻村第一书记嵌入黔北A村乡村振兴的个案，分析A村由脱贫转向振兴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驻村第一书记从政策宣讲和重视教育、评选先锋模范激励村民、挖掘乡村红色资源、发展种养殖业和完善基础设施等方面实践助推乡村振兴。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他们处在“结构洞”的位置，拥有资源优势、对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和充分发挥自身价值功能，进行合理的角色定位，从而带动村民发展致富。但是驻村第一书记嵌入乡村振兴的实践过程中也要注意扮演好“帮扶者”的角色，协调好村两委关系，引导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及配合，在嵌入资源对乡村振兴的同时还要注重村民主体性的培养，并且要为乡村建强基层组织，从而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双轨政治”转型与村治结构创新

“皇权不下县,县下行自治”的“双轨政治”应作“理想型”的分析性概念与实然状态的描述性概念的区分.从实然状态来看,“双轨政治”在传统乡村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其实质是上层士绅的“双轨政治”.晚清与民国政府的国家政权建设,促使乡村传统的“双轨政治”向“单轨政治”转变.而传统“双轨政治”向现代“双轨政治”转型步入正式轨道,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与国家政权建设中开始的.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乡村党群组织有较快发展,新型乡村“双轨政治”有所建树,但自上而下的轨道过于强势,抑制了自下而上轨道的发育.村民自治是乡村重建“双轨政治”的开始,组建“村建理事会”或许能成为完善乡村“双轨政治”的契机.     

制度嵌入下村干部"双面代理"的困境

政府的政治权威在农村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退却,但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控制,政府推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外在制度嵌入乡村传统政治生态。这种非内源性自发的制度嵌入,使村干部成为国家权威和自治权威的“双面代理人”,也使村干部面临“双面代理”的困境。为了摆脱困境,需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指导寻找有效的治理措施。     

行政嵌入社会: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关系研究

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表现为“行政嵌入社会”。行政力量嵌入乡村社会依托两种方式:一是内生性秩序的行政激活,以村庄内生性秩序的合理改造为基础,基层政府激活村庄内生性秩序的治理作用;二是自治秩序的行政规范,以引导村庄选举的方式,基层政府规范村庄的自治秩序。研究发现,基层制度设置与行政吸纳是行政嵌入社会的组织机制,国家资源分配与利益吸附是行政嵌入社会的动员机制,政府文化供给是行政嵌入社会的文化塑造机制。借助以上三种机制,国家行政力量得以与乡村社会融合,从而实现村庄善治。     

以情动人：干部驻村制度有效落地的全过程透视

干部驻村是一种具有鲜明情感属性的制度安排,其有效性最终指向于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基于华北L村的田野调查,并尝试搭建“以情动人”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干部驻村制度有效落地的全过程分成缘情入里和情感动员两个前后相承的阶段。缘情入里沿着差序性的村治权力格局逐步推展,其以驻村干部获得村支书的情感支持为开端,而后依次与村庄骨干、普通村民建立起情感关联,调和了外来制度与内生情感秩序的差异。情感动员则指向于破解村庄遭遇的治理难题,其从驻村干部、村支书、村庄骨干达成情感共识起步,再调动普通村民的主体性与参与感,重新把村庄凝聚为具有浓厚情感气息的有机体。以情动人凸显出情感之于乡村治理实践和干部驻村制度的关键意义,对于乡村振兴中加强乡村治理及提升驻村干部治理能力也有启示价值。     

我国乡——乡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乡——乡流动者"数量较大,但一直游离在理论研究和政策的视线之外,"乡——乡流动者"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收入较低、家庭矛盾多、资金来源有限、社会保障缺失、孩子入学困难、融入当地较难和迁移困难等。要促进"乡——乡流动者"的迁移,需要政府的宣传、政策措施的倾斜和税收贷款政策的惠顾。     

解决大遗址区居民问题的“城中村”模式与“新农村”模式

从大遗址保护与遗址区内居民生产、生活之间存在的矛盾入手,分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两种途径,即"城中村"和"新农村"模式。通过探讨两种模式的适用性及其缺陷,得出只有从遗址的实际情况入手,选择适当的模式,才能实现遗址区内居民与大遗址保护和谐共存的结论。     

格莱珉模式与中国村镇银行的发展之路

建设新农村,解决“三农”问题,都需要资金。而目前国内银行金融资本大量汇集于城市,广大农村金融机构覆盖率低,资金来源少。荣获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国格莱珉乡村银行在农村针对穷人的信贷方面做得很成功,有力地推动了孟加拉国的发展和农村建设。分析了格莱珉银行经营运作的成功经验,结合当前我国国情,对发展我国村镇银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苏北盆地古近系页岩油储层有效裂缝识别

为了查明苏北盆地古近系阜宁组四段（E1 f 4）裂缝型页岩油资源的富集规律,对钻孔岩芯所含裂缝进行了精细 地观察与描述,对区内E1 f 4 页岩基质和裂缝充填方解石进行了碳氧同位素测试、结合区域埋藏史、生烃史,总结了区 内油页岩储层裂缝成因类型与特征,划分了裂缝形成期次并识别了有效裂缝。结果表明：研究区E1 f 4 页岩裂缝可分 为4 种成因类型：平移式剪裂缝、正向剪切缝、逆向剪切缝和顺层缝;构造裂缝可分为5 期次,其中,第I 期为平移式 剪切缝,未见原油显示,形成于吴堡运动;第II 期为正向剪切缝,未见原油显示,形成于真武运动早期;第III 期为顺层 缝,原油显示丰富,形成于三垛运动中期;第IV 期为正向剪切缝,原油显示丰富,形成于三垛运动晚期;第V 期为逆向 剪切缝,属压性缝,形成于三垛运动末期。第III 期和第IV 期裂缝原油显示丰富,气测异常明显,为有效裂缝。     

新时期小说中的村干部形象与乡村权力文化

新时期相当一部分农村题材小说中,作家们精心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村干部形象。这是在乡村有着特殊地位的一个群体,通过这些村干部形象,作家们对农村所特有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思索,特别是对权力在乡村中的魔力进行了富有深度的阐释。同时也暗示了作家们对乡村政治文化的热哀和乐此不疲的韧性。     

村级财务问题分析--李村个案调查

村民自治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作为“草根民主”,村民自治的实行不仅意味着农村基层民主化的发展,也奠定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础。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央规定实行了村务公开,村级财务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成为农村问题的焦点。为此,选取李村为个案,通过“上访”材料,人员访谈等方法对李村财务状况进行了洞查,分析村级财务问题的现状、成因,并提出几点对策思考。     

"村村大学生"计划(培养)教学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村村大学生”培养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2004年开始招生,在教育教学尤其是教学体系建设等方面还没有成型的经验。本文主要针对这一“特殊”群体,探索适合“村村大学生”人才培养的教学体系,并在实践中加以完善。     

"乡约"不等于"乡规民约"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研究中经常将“乡约”与“乡规民约”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事实上,“乡规民约”是基层社会组织的社会成员共同制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乡约”是乡村社会中以社会教化为主要目的的一种民间基层组织形式,二者的内涵并不相同,其历史发展也遵循着不同的路径。将“乡约”等同于“乡规民约”的研究方法既违背了历史事实,也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     

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及村庄治理型态

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在实践中村干部行为却出现了日益权变的趋向。通过对S省J县7个村庄的项目进村的案例比较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与公众参与是影响和塑造村干部角色与行为的关键变量。项目进村中,村干部角色在国家“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制度角色定位中出现了变异或偏移,呈现出“撞钟型”“横暴型”“分利型”“协调型”干部四种行为类型,村庄治理也由此呈现为“沉默秩序”“普力夺秩序”“谋利秩序”和“多元治理秩序”四种治理型态。新时代乡村治理重心下移,对村干部角色具有纠偏和规制效应,促使村干部角色回归其应然位置,促进乡村多元有序治理和良善秩序的生成。     

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及其解释

村级治理定位为供给公共品、培育现代公民和促进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治理转型和乡土社会变迁催生出的“富人治村”是乡村治理嬗变的表象。村级治理在权威结构、资源配置和利益攫取等方面呈现出寡头特征,灰色利益生产、精英结盟和政治庇护促成寡头治理再生产。外生性利益输入和乡土弱社会成为寡头治村的形塑要件。村级治理的“寡头定律”界定出资源下乡时代乡村政治实践的本质特征,寡头治村的相对固化消解掉村级治理的基本目标。面对普遍存在的村庄寡头政治,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超越基层民主建设命题,对以县为主的地方治理提出深刻而直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