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诀指掌病式图说》及其作者考证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是金元时期一部脉学专著,附有大量图示.书中保存了部分宋元已佚脉书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和学术研究意义.本书流传版本较多,清代刘吉人选录书中部分内容校正而成《丹溪脉诀指掌》,虽脱胎于本书,但与本书已非一书.本书作者原题朱震亨,经考证当为李果.     

伪书《脉诀》对宋以后脉学发展的影响

《脉诀》的广泛流传,歌诀形式的编撰体裁,以及因其所产生的学术争鸣,在促进宋以后脉学的发展、普及、提高等方面,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绩.对于这一点,不应因其系伪撰而予以否定.     

宋人类次《千金要方》脉论考证

现今《千金要方》之通行本为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定本,宋人自序称整理该书时参照《素问》《灵枢》等书的相关内容,对原书进行了全面的调整改动。在对宋本《千金要方》与保存唐代写本原貌的《新雕孙真人千金方·说脉篇》逐字对校的基础上,考证出宋人通过调整原书脉论的卷次、篇次,以及在同一篇中调整脉论条文的顺序,在增强《千金要方》脉学理论阐述规范化与系统性的同时,使宋代脉学理论的学术框架更为严谨。     

宋人以《千金要方》校补《脉经》考证

现今《脉经》之通行本为北宋校正医书局校订本,宋人自序整理该书时参照《素问》《灵枢》《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书的相关内容.依据保存唐代写本原貌的《新雕孙真人千金方》（存20卷）,全面考证宋人如何以《千金要方》校补《脉经》,为探讨宋人整理中医古籍的原则与方法、考察唐宋之交脉学理论的转变以及重新评价宋人在传统医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阴三阳脉疏论

以三阴三阳（阳明、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名的脉象记录散见于早期医典,为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涵括时间节律脉象、寸口三阴三阳病脉、五运六气模式、六经辨证模式等多范畴内容。其中时间节律脉象见于《脉经·扁鹊阴阳脉法》《难经·七难》等文献,有别于《内经》四时脉体系,体现了早期中医脉学的多元性发展。《脉法》与《七难》三阴三阳脉存在紧密的学术关联,而其排序差异或涉及不同的哲学数术思维模式。《七难》在《素问·阴阳类论》三阴三阳分层上,遵循阳进阴退的数术规律;而《脉法》与《素问》开阖枢模式相应,其三阴三阳排序对应自然界阴阳气盛衰的动态趋势。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

元代江西的《诗经》学成就突出,马端临、胡一桂、刘瑾、罗復、朱公迁、刘玉汝、梁寅等《诗经》学者在江西余干一脉、江西余干另一脉、江西鄱阳一脉的三脉系《诗经》学传承中不乏相似的经学实践倾向:羽翼和绍述朱子学说,融合吕祖谦史学观念,汇通陆九渊心性思想,吸纳朱子《易》学思想,在字义训诂、字音考定、诗义探寻、历史考证等方面积极探寻,不断丰富和发展元代江西的《诗经》学的内涵及价值,也对明代《诗经》学的发展产生着潜在影响。     

《素问》"適其脉"解诂

《素问》“其脉”中“”字的训释 ,诸家所说纷纷。运用归纳汇证与因声求义之法 ,认为“”是诊视、察视的意思 ,“”当读作“目是”。     

论傅斯年《诗经》研究的方法和贡献

傅斯年是现代卓越的史学大师。研治《诗经》承“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学术观念,从史学和语言学角度入手,以科学的方法,考证《诗经》产生的时代、地域及用诗情况等,提出了很多颇有见地的观点。他是近现代第一个提出“《诗》是文学”的学者。在《诗》学研究上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易道同质的内涵根据

《周易》与道在内涵与表述方式等方面,虽有较大的差异性,但二者殊途同归,均以自然为基础,以和谐为指向,《周易》从“经”到“传”到“学”与道学从“源”到“家”到“教”,始终同根、同脉、同体、同系、同源和同流。易道合一,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洪流巨水永不停息的主干和根脉,自古至今,影响深远。     

从《通鉴》到《纲目》——宋代通鉴学之一脉

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它问世后的八、九百年中的影响足以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相比。而《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衍生的分枝之繁,则似乎还超过《史记》、《汉书》。宋、元、明、清四代,有借《通鉴》阐发义理的《通鉴纲目》,由《纲目》又衍生了《纲目发明》、《纲目书法》、《纲目补遗》等,它们可称为“义理”一脉;有沿《通鉴》续作史书的《通鉴外纪》、《续通鉴长编》,由此还衍生了《外纪补遗》、《前编考证》等等,它们可称为“续作”一脉;有改《通鉴》另创新制的《纪事本末》、《通鉴节要》、《通鉴总类》等,由此     

《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中赵琦美校语研究

赵琦美在录校《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时,留下了大量校语.从现存校语看,赵琦美录校《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主要作了校勘、考证、评价三个方面的工作,体现了赵琦美崇尚古本、讲究词采、注重剧本文学性的杂剧校雠思想.其工作和校勘思想,在今日杂剧校勘中仍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简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同气相求:脉学与音乐学会通的思想初探

用“气”的范畴并结合五行辩证法、意象思维、阴阳属性来发掘中国传统思维中固有的脉学与音乐学相关联的逻辑,是贯穿诸论的核心。相同属性的“气”使脉学与音乐学理论之间相互阐发成为可能,可以把人体五脏、五音、五脏脉普遍联系起来,形成系统的辩证理论体系来多维度注释脉学,并奠定音乐治疗的理论基础。追溯音乐与医学的历史源头以说明医乐同源,证明音乐学与医学相关联的史实依据;发挥五音与五脏脉的相应理论来探讨与五脏脉相应的和声、和弦、调式调性成立的可行性,继而可在民族五声乐曲、西方乐曲中应用。     

“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2016年6月5-6日,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主办的“中国四库学高层论坛”在岳麓书院举行,会议共收到论文45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四库学研究的历史、《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总目》与学术、《四库总目》的考证与纠谬补缺及四库学的问题作了深入讨论。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赵嘏事迹补辨

本文在谭先生考证的基础上，根据诗人数里准安流传的《淮安府志》、《淮瓀小志》、《钵池山志》等志乘，结合《渭南诗集》及其它文献，考证出谭考未明的“韦中丞”即韦瓘、“数山”即钵池山、沿袭已九的“横水驿葬姬事”乃道地的小说家言。     

鱼玄机考略

《唐都学刊》１９９２年第２期的一篇文章中“鱼玄机并非死于温璋之手”的结论有失轻率，它所考之事的根据是两条错误的记载。作者根据史料考证，认为《北梦琐言》上“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杀之”的记载是可信的，此外，还对鱼玄机的另一些行踪事迹作了考证。     

《红楼梦》“探佚”辨误

《红楼梦》的探佚学”是建立在小说的后40回是后人续补的前提之上的。本文通过版本鉴定、版本考证,证明在程本刊行以前,就有120回的《红楼梦》全本存在,后人对后40回非原著的怀疑,统统来自对旁证的曲解乃至一己的主观臆断。“探佚”的前提是不能成立的,“探佚学”完全是自误误人的。     

《穆天子传》“七萃之士”考

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出土于西晋初年,其中有大量阙字、难识字以及不为人所理解的字词。本文对《穆天子传》中“七萃之士”进行了考证,从文字学、文献出土时具体情况以及文本的具体语言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七萃之士”应为“甲萃之士”,“七”、“甲”之误,是《穆传》最初整理者荀勖等人隶定不准确造成的,“甲萃之士”应为典籍中经常提及的“戎右”、“车右”,即战车上全副武装的猛士。     

从“五行五味互含”理论看《辅行诀》成书年代

《辅行诀》主体学术思想反映在《汤液经法》五行五味互含图说中。《汤液经法》五行五味互含图说核心思想有二,即五脏五味补泻思想与五行五味互含思想。《辅行诀》以五脏五味苦欲补泻为基本组方用药思路的学术特征与易水学派的学术思想非常相似,而五行五味互含思想应是源于明代命门学派。若据此推断,《辅行诀》的成书年代最早也在明代命门学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