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感知与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健全

转型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这集中体现在由重大事项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上。基于文献和案例的分析发现,这类事件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然而,目前风险感知的视角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和实践中处于双重缺失状态。因此,本文明确主张将该视角引入到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过程中,这显然更加有利于切实完善该机制、实现风险的源头治理和创造社会的动态稳定。最后提出了将风险感知视角引入到健全"稳评"机制过程中的实现途径: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分析和网络舆情分析等。     

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及其实现途径

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对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定、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及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西部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暴力恐怖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建立和健全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监测和预警社会稳定,对准确认识和掌握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态势,采取必要应对策略是极其必要的.保持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还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加强社会建设,培育积极的社会政治心理,改进政府管理,及时并正确地处理群体性事件.     

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探索

当前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各种社会风险严峻考验着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诸如制度不健全且缺乏保障机制,村委会和党支部职能交叉现象严重,村委会威信缺失,剩余劳动力与空巢家庭的风险隐患,土地流转与群体性事件引发的风险等等,都向我国农村社会提出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机制,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的全程监控和反馈机制。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成因及应对

以问题研究为取向,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考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成因和应对策略.研究表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发生的、具有较多网民参与、推动或转化的有一定影响的非制度化事件.社会结构转型风险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现实根源;网络技术风险是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潜在根源;群众利益诉求的制度风险是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动因.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建立以舆情监控为先导、制度规制为主体、技术规制为手段的风险规避机制加以应对.     

小康社会的农村政治文明建设与农村的社会稳定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抓好农村的政治文明建设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当前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薄弱,农村的社会稳定面临严峻的挑战。只有搞好小康社会的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才能有效地转变农村干部的工作作风,融洽干群关系,奠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群众基础;才能解决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奠定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政治基础;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经济利益分化问题,奠定农村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大力加快小康社会的农村政治文明建设步伐,坚持党对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的有机结合,更好地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论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及其实现途径

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对国家统一和边疆安定、实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以及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意义。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原因,西部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许多影响民族关系和社会稳定的因素,暴力恐怖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有所抬头。建立和健全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指标体系,监测和预警社会稳定,对准确认识和掌握西部民族地区的现实状况和发展态势,采取必要应对策略是极其必要的。保持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稳定,还要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加强社会建设,培育积极的社会政治心理,改进政府管理,及时并正确地处理群体性事件。     

社会冲突理论视阈下农村群体性事件防治机制探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快速转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急剧变革和社会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农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我国农村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采取有效的应对、防治措施是当务之急。笔者试图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在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着力探寻构建防治农村群体性事件突发的长效机制,以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从评估到监测:社会稳定风险应对的新策略

当下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频发,迫切要求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主要集中于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然而实践成效尚有不足,一些被评估为低风险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其根由在于,不仅政策决策阶段可能孕育社会稳定风险,政策执行阶段本身也有可能不断酝酿和产生新的社会稳定风险。因此,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有必要延伸至对政策执行的风险监测。社会稳定风险监测机制的核心是通过监测政策对象态度等因素,预测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可能,以便及时提供预警信息,防范和阻遏各类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     

欧美社会风险管理制度的借鉴与思考

伴随风险管理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等研究的不断深入,重大决策与社会稳定相关性研究逐步增多。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城市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风险评估与防控机制。其主要做法是:依法确立风险评估主体,构建风险评估的法律框架,建立风险评估的基本流程系统,成立专门的风险评估组织机构和协调机构。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重大事件风险管理的成功经验,提出中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建设的基本体系:加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理论研究,增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识,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法律制度,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管理机制。     

游民意识与隐性社会稳定风险

转型社会大变革、大流动的特定背景诱发了中国社会边缘群体游民意识的复苏,导致了部分社会边缘群体的游民化;游民意识及边缘群体的游民化,构成社会稳定风险的隐性来源,防范和化解游民意识复苏和社会边缘群体游民化的关键在于化解其生存危机,因此,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培育公民文化和完善法律救济以保障边缘群体的合法权益是应有之义。     

社会资本与我国农村信贷风险控制

受三农特点及农村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面临更大的风险。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缺乏合规的抵押物,因而,在城市信贷体系中,常规的、有效的信贷风险控制手段并不完全适合农村信贷。但是,农村社会资本同样具有经济价值,完全可以参与农村信贷风险控制,尤其是充当抵押物。这种设想已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运用,尤以小额信贷模式最为成功。我国农村具有丰富的社会资本和无穷的开发潜力。因此,我国应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重塑农村道德和信任网络,建立农村征信体系,完善农民信用记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网络,增强农村居民的交流能力;支持和规范农村合作组织及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鼓励和支持农村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新型社会资本的建构。     

论转型期进城务工农民的政治参与对社会稳定的效应

进城务工农民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稳定和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因而对其政治参与程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这一特定阶层政治参与的愿望日渐强烈 ,但其政治参与的实际现状却不令人乐观 ,而且他们的政治参与对社会稳定产生双重效应 ,因而继续引导其积极合理的政治参与 ,同时努力化解其政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也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转型期我国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和多元性赋予了社会稳定风险的动态性、活跃性与复杂性。社会稳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整体性、预见性和法治化的基础上,突破“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化僵化”的掣肘。以完善利益诉求与协调机制为支点,强化风险源的鉴识、预警、评估和保障机制建设,编织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和应急处置相融合的“三位一体”安全网,是确保社会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     

简析权力道德与社会稳定

保持社会稳定,法律和道德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社会规范,权力道德更是事关社会稳定的大局。加强权力道德建设,要进行权力道德教育,使各级官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界定社会主义权力道德规范,"永做人民公仆"。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本质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传统自然村落、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差距显著。当前,必须重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建设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实践反思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总要求。社会工作作为致力于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关注社会变革、民生福祉和能力建设,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以昆山市W机构的乡村社区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行动研究发现,案例村在沿袭单一的行政性管理模式下面临村庄治理和服务供给困境,继而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与可为空间。基于项目背景和目标,构建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生逻辑框架并应用于实践。在此基础上,对W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成效进行实践反思。最后从实务改进的角度,提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