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中的辩证思想及其思维形式

"道"是宇宙发展规律,是万物之"母",它的作用无穷无尽,天、地、人都必须遵从"道",而"道"却由其内部阴与阳的对立统一推动它独立自在地存在着、发展着.<道德经>中"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的治国之道,明确地显示出"无为"与"无不为"两个对立概念之间的统一性与相互转化.这一辩证思想反映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农民盼望免除苛政的愿望,具有进步性.<道德经>中的为人之道处处显示出辩证思想的光辉,这一思想对如何为人的种种要求,至今对我们仍有教育意义.<道德经>中有一系列的辩证命题.<道德经>中的辩证推理证明,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已经具备了现今所讲的推理形式中的一些最主要的推理形式.<道德经>中的辩证思维仍处于人类辩证思维的萌芽时期.     

《道德经》有无观新诠

<道德经>的"有"与"无"是道的动态构成机制,道摄有无,有无环生.在<道德经>中,"有"与"无"又展开和变现为徼妙、雄雌、逝反、生死、动静、益损等一系列范畴.基于对有无之道的洞见,<道德经>阐述了有无之用的方法论,即用有、用无与有无兼用.以有无之道与有无之用为内容的有无观构成解读<道德经>思想的关键.     

道法自然——关于《道德经》的法哲学解读

"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老子思想的精华."道"作为<道德经>中最抽象的概念范畴,是天地万物生成的动力源."德"是"道"在伦常领域的发展与表现."道"与"法"在规则、常理层面有相通点,但不同于西方自然法."法"应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证的反向转化之中发挥其作用.     

法令滋彰 盗贼多有——关于《道德经》的法学解读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是老子在<道德经>文本中唯一对实定法进行总体评价的一句话.历来学者们通过对此句中"法"与"法物"、法与刑的学理辨析使得老子在法令制度、政治国家等方面的思想逐渐清晰化.老子对于国家的法令制度这一专门领域是持谨慎与贬抑态度的.<道德经>里的法观念在于圣人之治下的有限法制之治,而这些有限法制又必须合乎自然之道,建立小国家,恢复原始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生死之思——通过训诂学理解《庄子》中的生死

谈论生死,我们最直接地对"生死"的所知便是生与死的切己本性.它不可由他人替代,只能由自己承担,并且是任何人必然的要经历的事情.在中国哲学中,无论是<道德经>明营魄之分、道器之别,还是<庄子>的"齐生死"都可以看出道家对死亡本身有所直接的领会.故而,本文试以<庄子>文本为视角,试析庄子对死亡问题的思想异同,并试着用训诂学进行理解,直观死亡本身,阐发一些笔者自身关于死亡问题的一些浅显理解.     

苏舆：晚清平实说理的公羊学家——以《春秋繁露义证》的诠释风格为例

以辑录<翼教丛编>闻名的苏舆著有<春秋繁露叉证>一书,专揭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诸书中的"诧异"之论,力图恢复董仲舒思想的真实面貌.是书力主<公羊>学说,但能以一种比较平实理性的态度,超越门户之见,但凡是合理的说法,无论是古文经师,还是今文经师,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宋学家,皆摭取其说,无所排斥.甚至时于以谶纬附会为说的纬书,他也能吸收其中的可取成分,来作为注解董子思想的资源.     

论现实

应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实践辩证法的视角从"现实"与"可能"、"现存"、"历史"、"理论"、"抽象"、"理想"等诸多范畴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现实的内涵.作为实践结果的现实是不断发展的,把握现实、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哲学也必然是不断发展的.从哲学的本性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超越的哲学.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反思、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哲学.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哲学的话,那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反思、自我扬弃、自我超越.     

约翰&#183;福尔斯小说中的“剧中剧”

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魔法师>和<法国中尉的女人>在结构上模仿了莎士比亚<暴风雨>的"剧中剧"设置.这种设置给小说中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寻找自我"的舞台,福尔斯借此探索了人的自我本质以及个体自由,表达了存在主义人文关怀的创作思想.     

谈《道德经》第一章翻译的模糊性

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本质特征之一.<道德经>作为博大精深的东方文化中永恒不灭的经典,模糊美享悦了一代代读者.文学翻译中,精确性是相对的,模糊性是绝对的、普遍存在的.要将原文的美感真实地传递给译文读者,除了准确解读文本外,更要拥有模糊视野,运用模糊法则,视具体情况灵活变通.本文以<道德经>中"道"和"无"为例,阐释模糊法则在实际翻译中的灵活应用.     

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对鲁迅的影响

综观易卜生对鲁迅的影响,话剧<人民公敌>是鲁迅最为看重,也是对他的思想和创作影响最深的作品.<人民公敌>中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思想启迪了鲁迅,他的文学作品多次出现了与<人民公敌>同样的主题思想,并形成了"先觉者与庸众对立"的主题结构模式.<狂人日记>、<药>、<长明灯>、<孤独者>都表达了先觉者与庸众的对立这一主题.鲁迅欣赏和赞同先觉者打破"铁屋子"的行动,但是对于先觉者的命运,鲁迅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先觉者与庸众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既有可能先觉者被庸众所压迫、扼杀而愈战愈勇,如<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也有可能以先觉者为庸众所"诱杀"而终结,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这后一种可能无疑揭示了先觉者与庸众对立斗争的复杂性,体现了鲁迅对易卜生及其<人民公敌>的超越.     

《道德经》与生态美学

《道德经》蕴涵着丰富的生态美思想,其内容包括生态之道美、生态自然美、生态和谐美等方面。学习《道德经》的生态美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树立生态审美意识,发挥审美在生态建设中的影响,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李贽《老子解》的“无为”思想

本文论述了李贽《老子解》的基本思想,分析了李贽学老解老的思想基础和对老子“无为”思想重新诠释的内容,并探索了其从传统的“无为而无不为”得出“无不为而无为”结论的思想历程。     

试析卞之琳早期诗歌创作之风格

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深度的高度统一,是卞之琳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杰出贡献,也是他被称为中国现代杰出诗人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卞之琳30年代的诗歌创作,不难发现,对人生的沉思,是其诗歌持久的主题。这种沉思是以两种形式表现的:一是对自我以外的人生形式和生活态度的沉思,一是直接对自我人生的体验和沉思。就思想性而言,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是诗人对人生的体验和沉思的结晶。     

从异化之思到本真之思——存在之维的缺失与重建

海德格尔认为,被形而上学看作思想之本质的理性实际上是本真的思的异化物,它从表象性思维出发,将一切都作为对象看待,不仅遮蔽了存在本身,也遮蔽了本真的思。在他看来,本真意义上的思是与存在本身的应和,是对人们存在“根基”的沉思,只有返回存在本身,归属于存在本身,思才能显现其本真性。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是对传统理性的反叛,同时也表现出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论王维诗歌的禅境

王维被后世誉称为诗佛.他的诗歌富于禅味,体现出了禅家的精神境界:1.随缘任运,王维讲求适意的人生哲学;2.无念无欲,王维借此摆脱其精神痛苦;3.借物观性,王维善于借自然景物观自性,并进而体悟佛性.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高校健美操教学的相关性研究

文章在分析我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现状的同时,着重探讨大学生心理健康与高校健美操教学之间的相关性,以期为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提供一些借鉴。通过研究发现,高校健美操教学可以帮助大学生培养乐观的情绪心境、确立良好的自我意识、塑造坚强的意志品质、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治疗心理疾病等。     

卢卡奇阶级意识的实践维度

卢卡奇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理念论以建构自己的阶级意识理论,使阶级意识包含了实践维度。同时他通过对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的分析试图突破黑格尔的思辨领域的束缚,意识到马克思"改造世界"理论路向给他带来的理论视角冲击,并试图通过回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回到马克思。但事实是卢卡奇在理论架构上采用的仍是黑格尔的结构,对"实践"概念的解读仍然是黑格尔式的。所以,他始终徘徊在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无法真正回到马克思。     

从现象学到精神病学——论闵可夫斯基的现象学精神病学

闵可夫斯基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现象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也是现象学精神病学进路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不满足于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精神疾病图景,主张通过现象学直观去探索精神疾病的本质现象。他改变了精神病学聚焦于疾病症状和神经生理机制的传统做法,而主张精神疾病的根源在于塑造了疾病症状且先于神经生理机制的前意识经验结构。由此,他将精神分裂解释为与实在之生命联系的丧失。他对精神疾病的现象学分析有效地沟通现象学与精神病学这两个传统上不相干的领域,并为今后现象学与精神病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协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李二曲悔过自新说之诠解

清初大儒李二曲为了对治时代之“过”,在反思理学及整个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该学说以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作为“悔过自新”之可能和必要的形上根据,赋予了“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并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在工夫路径上他强调自策自励,要求从转念做起,将慎独、静坐的工夫与人伦日用中的磨炼合为一体。经由悔过的工夫,二曲要实现一种“新”的成己成物打通、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是该学说的终极人文关切。     

从“简而有法”到“辞达而已”—论欧阳修与苏轼文章学的差异

欧阳修放苏轼“出一头地”之语, 反映了欧阳修清醒的认知:意识到苏轼文章思想与自己截然不同, 预感这个年轻后生的文学事业将是超越自己的别样存在。正当欧阳修引经据典为自己一生文章实践的理论总结“简而有法”说进行辩护时, 苏轼也恰好在文坛初露峥嵘, 别开生面, 倡导“随物赋形”, 将“无为法”引入“辞达而已”说, 使得“辞达而已”成为完全不同于欧阳修“简而有法”说的别一种文法论思想, 彻底摆脱了经学对于文章学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