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的法治价值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的价值系统和规范文化 ,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这具体表现为在立法活动中 ,道德不仅为所立之法提供一种内在的价值基础 ,而且通过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的方式实行对立法活动的导向 ;在司法活动中 ,道德作为司法工作者必不可少的素质对于法的适用具有重要意义 ;公民是否守法直接关系法治目标的实现 ,而这又取决于公民是否将守法作为自身应尽的道德义务。科学地把握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这一系列价值 ,对于我们认识和发挥道德在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法治发展路径:一个文化论的解释

区域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区域性模式,是国家法治统一性基础上的多样性与个别性,构成了国家法治发展的子法治。法治建设的先导区之理论和制度的重要意义,就是基于区域法治之先行性的理念,并坚持先下而上的自发秩序路径,建构一个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共同实施的法治秩序生长空间,从而在一定法治秩序的共信共守下,协调彼此的价值差异,凝聚共识,以促进国家法治的真正实现。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立足于诱致型法治建设路径,不仅重视法治政府建设,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而且促进公民法律观的养成,增进民众对法律的信仰,从而使区域法治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力下,成为一种建立在规则共识、利益最大化下的自觉行动。     

论公民法律素质的基本要素及其提升路径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构建法治社会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公民法律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成败。从现实层面看,我国公民法律素质与法治社会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信访不信法""信权不信法"等现象时有发生,"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维普遍存在,因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民众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夯实。公民法律素质的提升应当围绕法律认同、法律信任、法律敬畏、法律践行能力四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展开。法律认同是法律素质提升的前提,法律信任是法律素质提升的精神动力,法律敬畏是法律素质提升的核心,法律践行能力是法律素质提升的落脚点。     

论政治文明建设中培育公民意识的观念基础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文明界面,是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其基础是人的建设,是充分实现政治社会化的,具有良好政治素质、明确公民意识的现代公民的培育.所谓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的成员,对作为公民角色及其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它在本质上呈现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     

传承与升华:法治中国建设探析

法治中国建设是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建设的实际提出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法治理论体系,既是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传承,也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理论的完善和创新,为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法治中国建设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着力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和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以及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的实现要求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合理配置和行使行政权力以及确保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行使。     

论儒家“内圣外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内圣外王"作为一种文化理念,经历了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儒学、清初实学、近代儒学及现当代新儒学的发展过程。儒家"内圣外王"内含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及仁政德治的治国方略等伦理精神意涵。结合时代精神,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儒家"内圣外王"文化理念的合理性因素,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示意义:引导公民加强道德修养与法律修养,塑造既有道德素质又有法律素质的现代人格模式,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人格健全的主体基础;与实现中国梦结合起来,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修身立德与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行政法治:依法治国的关键与核心

本文认为 ,在讨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和目标时 ,强调“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或核心”是不妥的 ,依法行政只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因为依法行政只强调了依照或者根据法律 ,但至于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等则没有涉及。强调法律效益的行政法治才是实现法治国家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 ,在实现法治国家理想与目标的过程中 ,我国当下应以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优先 ,从树立法律的威权和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入手     

西方公民参与法律的历史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公民参与法律是推动西方法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西方公民参与法律的历史进行疏理和阐释,论述公民的法律参与活动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及其对法治观念、秩序形成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阐明公民参与法律的活动对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实现公民的法律参与.     

依法治国:具体操作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界定依法治国的实质就在于界定法治。关于法治的理论界定,早在亚里斯多德时代便已出现。亚里斯多德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他还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这里法治涵义突出了“良法”及“良法的被服从”两个要素。到近代的洛克、戴雪、卢梭、盂德斯鸠,则进一步对法治的涵义及法治的实行等问题作了深刻的阐析。洛克把自由与权力的有机平衡视为法治的标志,他还十分强调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法律一经制定,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也不能以地位优越为借口,放任自己或任何属下胡作非为,而要求免受法律的制裁。公民社会中的任何人都是不能免受它的法律的制裁的。”戴雪则把排除专断、法律至上,各个阶级、阶层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等宣布为法治的基本原则。孟德斯鸠为保障和实现法治,提出了“三权分立”原则。     

人能弘法，非法弘人——晋国铸刑鼎反思

公元前513年,晋国铸成刑鼎,将宪法成文化,孔子对此作了严厉批评。孔子谈到了晋国历史上的四种法：唐叔之法、文公之法、范宣子之刑和铸刑鼎。前三种法为不成文法,最后一种法为成文法。从唐叔之法走向范宣子刑书,晋国从内容上抛弃了传统的礼法,走上了刑法治国的道路;而从范宣子刑书到铸刑鼎,晋国则进一步从形式上抛弃了传统的不成文法,开启了成文宪法治国之路。梳理这一不成文法向成文法转变的过程,分别其间的得失,是实现今日良好法治的必修课题。     

论正义之法的立法基准

法治的前提是拥有正义之法。只有符合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的法律,才是正义之法;正义之法的产生需要依靠民主,需要立法者具有先进的法律意识;中国正义之法的基础是法治精神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契合。     

困境与出路:中国政党法治建设探究

政党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是政党自身现代化、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政党法治在中国突出的体现为政党行为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现限制执政党的权力和保障参政党的权利的目的。然而中国政党法治建设的现实境遇不容乐观,需要从培育法治信仰、健全政党法制、合理配置政党权力、完善权力监督等各个方面寻找出路。     

论在依法治国实践中律师的任务和使命

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中国法治的前景和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依法治国的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人民作为治国主体,所享有的权力及权利能够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是中国律师在内的各种社会中介力量的现实任务,由此而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是中国律师的跨世纪历史使命.     

法治社会建设的价值选择及主要路径

法治建设包括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法治社会建设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建设主要侧重于对“私权”和社会“公共领域”进行法律规制,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实现全面合法自治.法治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秩序与权利、公共权力调控与公民社会自治、公民自由保障与行为规制相结合.完善立法,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规范体系;确认和保护社会权利,充分发挥社会自治功能;细化法律实施细则,实现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行为的合理规制;严格实施宪法,引导公民依法参政;完善社会纠纷预防、化解的体系和机制,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路径.     

谈法治精神的内在价值

作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法治 ,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市场经济是法治产生的基础 ,而法制社会则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完善有效的现代法律体系为其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特别是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后 ,在经济建设下的中国已被大多数人理解并接受的话 ,那么法治的人文精神和内在价值似乎还没有得到相应普遍的重视。而任何一个法制社会所具备的条件不仅仅是一套尽可能详尽的忠实的反映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法律规范制度 ,而且还应有全体社会成员对法律秩序包含的社会经济伦理价值的自觉的和坚定的信仰和选择 ,古人说 :“徒法不足以自行” ,正是后者决定了依法而治得以实现的关键。     

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核心

法治的最高标准是宪法至上,依法治国必须要有强大宪法为后盾。当前我国存在公民宪法意识缺乏、宪法修改不够严谨、相关法律体系不够完善、监督机制匮乏等问题。依宪治国建设要从宣传和培养宪法意识、健全和完善宪法适用渠道、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树立宪法权威等方面着手,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依法治国之路。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公民意识培植与思维方式转换

公民意识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础,将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公民意识体现了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和对政治权力的诉求,是公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公民意识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培植"的结果.公民意识培植必须实现从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换.     

法治与德治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法治是治国方略的基础,德治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通过阐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分析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理论基础,总结了我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经验。同时,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发展历程及现实挑战,要求我们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使良好的道德风尚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力。     

法理学的主体性:关于法学中国化的思考

"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实施了十周年,中国的法治进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法治又被进一步强化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法治建设今后将是坦途。实际上,我国的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其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也许是,法治的真正根基是公民社会对权力的制约,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自觉意识。公民文化还在萌动之中,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还没有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当然不是靠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的法律人和政治人有责任改变我们固有的臣民文化。现在,良好的契机已经到来,我们可以在和谐的旗帜下,探讨适合中国法治之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方法。作为手段的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在思想史上标志着中国主流思想的重大变化:即主导性的思想已经超越并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思维方式已由革命转向了建设。和谐的秩序是我们实现一切目标的前提。法治手段是一种趋于保守的方法,它是要用经验的方法解决问题;和谐的目标也是要把冲突控制在"量变"的范围内,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法治。法治虽然是治国的方法,但法治是法律人的目标,法治作为目标也是需要自身方法的。对这些可能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和谐社会的建设使我们更加清楚了目标和手段。和谐意味着目标的中和;法治意味着实现手段的保守。尽管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它不是自动实现的,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而是博弈的结果。和谐社会是一个合而不同、承认价值多元的社会。和谐社会也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与斗争;需要各个领域的秩序与协调,社会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整体的和谐,因而对和谐社会的研究需要多个方面和谐。我们觉得,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法治方法本身的和谐。在法治领域,我们需要在指导思想上衡平保守与激进、克制与能动、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在方法和结果上衡平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律发现与创造等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尽力消解各个方面的冲突,尽管各种冲突在化解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有自然的成分,又有人为能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