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散文观及其特征论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其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可是在近代,它们却交织在一起.因而,近代散文观也在由“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发生着变化,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骈散观”的嬗变与近代散文理论的探寻;“大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在杂文学观与纯文学观多元建构的文学转型格局中前行.这一新变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原文于道”与刘勰“大文学”观念的形成

刘勰原“文”于“道”,认为“文”是“道”的外化,是人对于自然、宇宙、人生的体认,圣人能够因“文”而“明”道.这种观念立足先秦两汉以来中国古代文化文、史、哲融为一体的整体特性,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大文学”观,它更加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特点.     

文学图志的情怀观和窗户观

20世纪末,打破传统狭窄的文学阐述模式的文学呼唤,逐渐由隐而显,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文学思潮。杨义先生《中国古典文学图志》的出版,成为探讨大文学观的标志性著作。杨先生认为：“大文学观去纯文学观的阉割性而还原文学文化生命的完整性,去杂文学观的浑浊性而推进文学文化学理的严密性,并在融合二者的长处中,深入地开发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创建现代中国的文学学理体系,包括它的价值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脱颖而出,并占据了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要津。本刊特约扬义先生撰文,并组织笔谈,再次对文学史研究的这一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亦请方家不吝赐教。     

杂文植根时代 时代需要杂文

中国杂文有极为悠久的历史传统。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在先秦诸子的哲学散文里,已经可以看到杂文的最初萌芽。”《庄子》《孟子》的某些片断就未尝不可把它们当作杂文来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冯雪峰认为:“在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的文字都是最好的和最本质的杂文。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文的正统。”先秦杂文可说是我国杂文发展史上的奠基石,它言之有物,观点鲜明,论证严谨,擅用生动的形     

晚清至五四文学观念的演进

本文试图从晚清至五四文学观念的发展中,辨析现代文学观念在其发生期演进的轨迹,以期把握现代文学观念整体中的一些内容和方面。 一、对文学功能的认识 晚清文学观念的主流是文学功能观念。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源流》中说,清末进步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用“载道”来概括晚清文学观念也许失之简单,但是推重文学功能、特别是文学的社会政治教育功能,确实是晚清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主导倾向。     

语言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

现代中国文学以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类构成的纯文学格局,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杂文学格局。在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小说和戏剧因其语言的通俗化最符合启蒙大众的要求,故最受青睐,从而跃居文学的核心位置;诗歌和散文则因其语言的艰深晦涩而丧失其固有的中心地位。在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中,小说和散文的成就之所以高于诗歌和戏剧,是由于小说和散文较好地继承了传统的语言形式,而诗歌和戏剧则背离了传统的语言形式,又没有找到适合现代汉语特性的语言形式。     

也谈鲁迅的“杂文”概念

<正> 提起杂文,人们自然会想起它最早的倡导者和最伟大的作者鲁迅;谈到鲁迅,人们也自然会想起他那许多辉煌的杂文。“鲁迅杂文”真所谓“尽人皆知”。可是,对于太熟悉的东西,人们倒往往会习焉不察的;而鲁迅本人虽然写过七百篇杂文,却并未严格地给它下过定义,立过界说。因此何谓“杂文”,概念并不十分清楚;近来且发生了争论。让我们依据鲁迅本人的言论,钩稽抉剔,也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任何不抱成见的人都可以看到,“杂文”一词,鲁迅曾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运用过,其一,指散文中的某种文体,另一则指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而不管其文体如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鲁迅都是在后一种意义上运用“杂文”这一概念。《且介亭杂文·序言》把这层意思说得最清楚:“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己有之’的,凡有     

论鲁迅杂文的文体美

在“五四”以来的现代作家中，鲁迅是人们公认的文体家（Stylist）。“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不仅他的《呐喊》里小说如此，其杂文，更有独特的文体美。仅于此，鲁迅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文体家。这里，首先必须重复一个朴素的真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唯一表现手段。鲁迅杂文深刻的思想性，卓越的艺术性，无不有赖于它的艺术语言的千锤百炼，炉火纯青。鲁迅不愧为语言艺术大师，鲁迅杂文不愧为一座语言艺术的宝库。一接触鲁迅杂文，我们立刻感到遇见了不同凡响的大手笔。大手笔写小文章，自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请看一篇…     

鲁迅杂文研究的历史回顾

鲁迅的光辉成就和战斗业绩是多方面的,但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他的最突出的贡献还是通过杂文创作而表现出来的。正如冯雪峰所指出的那样:杂文创作不仅适合鲁迅“作为一个‘闯将’和‘猛士’的自由驰骋,而且也适合于他的思想天才和艺术天才的自由驰骋”。鲁迅一生写下了七八百篇、上百万字的杂文,是小说创作的四倍,编成十     

《新小说》杂志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

本文以梁启超为中心 ,从“国家主义”思想和报业实践等方面考察中国第一份自觉的纯文学杂志《新小说》的生发过程 ,并探讨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通过思想史的钩沉发现 :正是晚清的国家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 ,促成了报刊和小说的联姻 ,生发出自觉的纯文学杂志 ,并促成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     

魏晋文学研究中的鲁迅资源和"鲁迅神话"

鲁迅对魏晋文章十分钟爱,他的一些论述尽管是“杂文笔法”,却对后来的魏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今人动辄引用鲁迅的话以为依据,这在魏晋文学研究学术史上形成鲁迅资源的同时又几乎形成了“鲁迅神话”。但是,通过对鲁迅关于魏晋文学具体事例研究的分析,我们认为,鲁迅的“杂文笔法”不应该与严谨的学术研究混淆起来。何况,即使是鲁迅对魏晋文学的学术式研究,也仍然存在着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需要将人为的“鲁迅神话”还原为现实中的“人话”,客观地分析其得失。     

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兴起研究综述

对梁启超与“现代”文学观念(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念)的兴起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对梁启超文学(文学观念)的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一是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及其形成过程的研究。但这些研究相对来说比较零碎,有必要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现代性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下对梁启超的文学观念作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以便探讨中国“现代”文学观念是如何兴起的。     

现代政治转型与鲁迅的“杂文自觉”

既往研究在探究鲁迅的“杂文自觉”时,过于看重现代性和主体超越特质,忽视其社会历史性,没有真正进入1920年代语境,在共和危机和国民革命的现代政治转型中看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杂文自觉”经过了一个复杂多变的发展阶段：最初的“随感录”形态,是基于共和危机而进行的旧文化批判;进入后五四时期,鲁迅针对“民国失传”的问题,试图再造思想革命,发起针对新文化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随着鲁迅参与国民革命,他又从“批评”转向了“杂感”,从“文化批判”转向了“政治批判”;而南下广州后的在朝革命和清党体验,使鲁迅最终出现了杂感的“文学自觉”和“革命自觉”,生成了以“杂文”为革命的“文学政治”模式。     

休闲文学与文化转型

魏饴教授在《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中把休闲文学界定为一种与“言志”、“载道”的传统文学相对立的文学类型,它不追求政治功利性,旨在满足人的休闲需要,魏饴教授把道德教化排除在休闲文学的价值之外,认为休闲文学的“最大价值即在于能让读者从社会政治中跳出来,真正自由地思考自我,体验人生,回归到现实的‘自我’、‘本我’上来”,［１］很显然,这一立论是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即政治功利型文化和消闲娱乐型文化。一 一般说来,政治功利型文化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占主导…     

比较语境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自我意识——徐复观文学研究的本土性诉求

徐复观力图在比较语境中对古典作出现代的阐释和研究,但他反对用西方的文学体系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他强调文学研究要走出进化论的观念,采取历史的整体视角.他认为,要以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为脉络来建立研究的基点,而避免那种以西方某种理论概念为先在体系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学术的自我意识,他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实用性,将其作为传统文学的主要特征加以表彰,从而构建出与一般从纯文学角度出发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观念.     

鲁迅杂文观的缘起、脉络与背景

鲁迅的杂文创作贯穿其文学生涯之始终,最初缘起于中华民族的"新生"之梦,五四新文化启蒙思潮是其走向杂文自觉的直接动力。鲁迅自幼深受浙东文化氛围熏陶、后来直接承领过章太炎教泽,存在着杂文写作姿态与文体观念的矛盾:经世致用的传统流脉与新文化热潮的召唤使其不能自已地书写"时文",但在文体观念上仍奉史学与小学为学问。时代的迫切需求与"偏要"的执着性格,使得鲁迅坚持杂文创作不动摇。由早期的杂感、短评等逐渐统一为"杂文",文体命名不仅依托于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传统,而且也同当时社会矛盾愈加复杂尖锐而小品却有闲适化与概念泛化之趋势有关。鲁迅不仅重视杂文的社会功能,而且认可其审美功能,他自身也把杂文当作艺术来创作,中国文学的发展实现了鲁迅的预期,杂文堂而皇之地步入了文学的殿堂。     

读茅盾的抗战杂文

茅盾不仅是著名的的小说家,杰出的散文家,而且是革命战斗杂文大军中的一员主将,在杂文创作上也是硕果累累。早在20年代初,他就为《文学旬刊》“写了许多杂文”,1925年又在《文学周报》和《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不少“文学评论和杂文”。后来,有人把他和鲁迅先生并列称誉为《申报·自由谈》的两大台柱。抗战时期茅盾来到重庆,用他的笔为神圣的抗战鼓与呼,在写小说和剧作《清明前后》的同时,还积极从事杂文创作,获得丰收,于1945年出版了杂文集《时间的纪录》。     

“故事”诗学意义的当代阐释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试图回归中国文学的故事传统来实现文学的革新,如果按照西方现代以来“文学即虚构”的纯文学概念,这股潮流似乎很难纳入文学范畴,实则体现的是非虚构文学观念的独特追求。就表现内容而言,所讲的故事注重在实有其事的基础上融入人的内心体验,破除了文学与现实二元对立的思维,重绘了文学的精神版图;就叙述方式而言,讲故事的人是在与他者的共谋中实现叙事功能的,疏离了创作主体超越现实的抽象概括,更加注重趋近现实生活本真状态的呈现;就语言形式而言,故事的口头讲述淡化了文字表述的理性色彩,激发的是人的感官感受,非虚构性得到了彰显。     

从《文选》到《玉台新咏》——南朝后期文学的转变及其意义

<正> 《文选》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诗文总集，也是集部中对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一部总集，“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