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梵而尊礼: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丧葬制度

隋唐时期汉传佛教僧众的葬制，梵华嫁接的色彩非常明显。僧众丧葬模式主要有水葬、土葬、火葬、露尸葬等，但每种葬式的流行程度有别。土葬是此时最主流的僧尼丧葬模式，且最符合中华礼制的基本要求，是调和华梵之间文化矛盾的比较好的手段。颇有特色的露尸葬，因其最有印度佛教特色，在此时的僧众葬制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选择水葬或火葬的僧众则相对较少。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只有隋唐时期才有如此多种类的僧众丧葬模式，这是隋唐这个绚烂时代赋予的特殊的文化特征。在佛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这些僧众葬制既都无一例外地受印度佛教的影响，建构在佛教义理的基础上，又努力寻求着中华礼制的认同，佛教的信仰与儒家的五常在此时已经有了很好的融合。     

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日本历史上的肉食问题

自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日本之所以出现了长达千余年的肉食禁止时代,除了统治者的竭力倡导和自然环境的因素外,佛教的戒律和民族意识中的＂秽＂的思想,是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因素,事实上最高统治者的主张和规戒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资源。而近代以后肉食的开禁,佛教权威的陨落、佛教戒律的废弛和新兴现实主义思想的崛起,是两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它们为肉食开禁的实现提供了思想意识上的可能。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刘宋明帝的皇权与佛教

宋明帝即位之初,就任命自己五戒师释僧谨为僧正,给予超常规待遇,建立兴皇寺,择选有旧交的高僧释道猛任纲领,给予僧正的待遇,优礼有加;在全国范围内征请高僧大德入京传法,检饬孝武帝庄严寺僧众,重新确定法会讲论法主等等.这中间的一些举措带有明显的急迫性,有着鲜明的政治诉求.明帝意图借助佛教和僧众的社会政治影响力,延伸和扩展皇权在佛教政治秩序上的权威,塑造和强化皇权及自身地位的合法性,这源于明帝承统的合法性不足.前废帝刘子业凶狂无道,朝野笼罩在恐怖的政治氛围中,明帝被迫发动宫廷政变,仓促之间被拥立为帝;因法统性不够,受到刘子业弟弟晋安王刘子勋政治军事上的挑战.虽然最终在军事上取得完全胜利,但明帝为了在法统和舆论上强化自身的合法性,不得不积极争取佛教和僧众的合作,这是他即位之初就采取各种佛教措施的原因和目的.     

佛教和儒学思想对高丽女性生活的影响

高丽时期佛教进入全盛时期，上自王室，下至普通百姓都普遍信仰佛教，佛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佛教为女性提供了参与经济活动的条件和社会交往的场所与机会。高丽时期盛行佛教式的葬礼和祭礼，没有太强的重男轻女思想，女性在家庭中占有较高的地位。而儒学思想作为高丽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重视孝道，在维护母权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相对于孝道，儒学思想中的贞节观念到高丽末期随着朱子学的引进，才开始有所强调，因此高丽时期的人们还没有女性必须要守节的观念，女性改嫁普遍，女性生活受到的限制较少。     

隋唐时期佛教与科技发展关系论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集大成阶段。佛教兴盛建立在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统治者的扶持及佛教自身发展等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科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佛教的发展与兴盛。佛教徒所翻译佛经中含有大量与科技知识相关的内容,促进了科技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佛法本具的圆融无碍精神也成为隋唐时期科技发展的重要助力。隋唐时期佛教的发展经过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过滤、转换和折射,在其可能范围内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相应的推动。     

庄子哲学在云冈石窟文化中的体现

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以来,在其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因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逐渐被广大民众及上层统治者所肯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从佛教在北魏时期的经典之作——云冈石窟进行审视,探讨佛教传入我国以来,庄子哲学对佛教的影响,论述其蕴含的中国特色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内容和独特的文化品质。     

公元前后的国际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的影响

公元前后的国际环境对佛教传入中国极为有利 ,这些有利条件包括 :频繁往来的世界性贸易的开展 ;统治者对佛教强有力的推行和保护 ;中外交通道路的通畅 ,这些都是佛教在中国初传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     

中国宝卷的渊源

:佛教的俗讲是中国宝卷的渊源 ,它是佛教僧众向世俗民众讲经说法的活动 ,其内容为讲解经文 (讲经 )和说唱因缘 (说法 )两大部分。宋代 ,在佛教信徒的法会道场、结社念佛的活动中 ,孕育和产生了宝卷。宝卷继承了佛教俗讲的传统 ,而同南宋时期勾栏瓦子中出现的说唱技艺“谈经”等无关     

曾巩的佛教观浅论

在北宋学术界,曾巩无疑是反佛排佛的代表人物,其精神堪比唐代的韩愈。和韩愈一样,曾巩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但韩愈以儒反佛重在讲华夷之辨,视佛教为外来的、有损中华文化的思想而反对之;曾巩则把佛教和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在中华文化的语境内品评儒佛两家的优劣高下,讲求其学理上的内外之分。曾巩反佛方式的变化既能显示时代社会的变迁和思想学术的转型,也表明了佛教发展的最终本土化。曾巩对佛教价值的评判还有着经济因素的考量,反映了佛教发展和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关系。     

从“荷香莲韵”观佛教的“佛境禅心”——论传承“莲花崇拜”对佛教融入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

莲花崇拜(或莲花信仰)为佛教早期崇拜之一。佛教借助莲花形象以宣传佛教理论,借助莲花生物特征以阐述其义理,提供了引导教内僧众和教外信众追求的理想目标。佛教和其它宗教一样,要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认真审视其发展轨迹,挖掘其基本理论中与当代社会现实有价值的精神内核,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主流文化实现新一轮的融合。     

当代台湾政治与宗教及方术之关系

具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大地,曾经出现过众多的宗教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首推佛教与道教。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土,道教于东汉末年创立巴蜀。自佛、道两教问世传播以来,历代统治者与之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统治者神道设教,固然要利用宗教来巩固其政治统治,另一方面宗教家往往亦要借助统治者的力量为其传教鸣锣开道。历史上,唐太宗、高宗父子为玄奘所译佛经作序;武则天指使僧人伪造佛经,为其登基做皇帝散布宗教预言;成吉思汗万里之外召见声誉日隆的道士丘处机,给予极高礼遇,命其掌管天下道教,为蒙元政     

神异与中国早期佛教的传播

佛教源于印度 ,早期僧人依靠神异手段将其传入中国。中国古代社会上层统治者热中于方术、迷信 ;下层民众生活困苦、渴望幸福 ,存在接受神异的心理基础。佛教以神异为手段拉拢信徒、中国人将佛教看作道术以及早期佛教的分布表明佛教与神异有着密切关系     

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

元朝是由蒙古贵族建立的幅员辽阔而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蒙元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实行"兼容并包"和承认现状的政策,对中原地区已有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都予以承认,故在元朝形成了多种宗教与文化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由于蒙、藏的特殊关系,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并且将藏传佛教的"领袖由国师提为帝师,建立起元代特有的帝师制度,使藏传佛教及其领袖具有了崇高的社会地位"[1]696.由于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特殊的关爱,作为蒙元帝国的大都(即北京地区),无论是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在元朝统治时期都颇为兴盛.元朝政府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总制院为宣政院,进一步加强了对全国佛教的管理.元大都遂成为佛教发展的中心.     

北魏齐鲁佛教世俗化的展开

拓跋氏自代北入主中原后,不仅在政治上形成南北对立,而且佛教亦南北各异其趣。齐鲁之地虽然一直不曾是全国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但是齐鲁佛教在循着佛教东传的总趋势下,不仅带有北魏拓跋氏统治者的独特民族印记,而且还有同齐鲁儒家文化相互抵制、融合形成的独特世俗化印记。     

僧人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由于西夏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就大力推崇和倡导佛教,致使佛教成为了西夏政权的国教,因此佛教及僧人在西夏历史有过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僧人在西夏社会生活中有较高的地位和享有特权;二是僧人在西夏社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做出贡献;三是佛教与西夏政权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促进。     

唐宋时期西北僧众到五台山的朝拜活动——兼论圣地搬迁的渐趋推进

唐宋时期,大批西北僧众前往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朝拜活动主要是僧尼为信仰参拜圣迹、讲学论道;信众因公务或宗教情感膜拜文殊。这些朝拜活动加深了僧尼的宗教感悟,强化了朝廷对政权的实际控制,深化了信众对文殊菩萨的信仰,加强了西北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朝拜活动同时也表明印度佛教圣地处于渐趋终结的同时,以五台山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圣地正在形成之中,佛教圣地的搬迁在逐步推进,这一搬迁过程到宋以后基本完成。     

浅谈北京地区金代佛教考古的发现

女真族建立的大金政权灭辽后成为幽燕地区的新的统治者。尤其在正式迁都后,不仅使北京地区的政治地位有了进一步提高,也促进了北京地区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历年来北京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金代佛教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考察当时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存在、发展状况,金代北京的佛教长期盛行,仍是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中心。     

辽代上京地区佛教发展述略

辽代佛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最初是由汉人和渤海人传入契丹的,后由于统治者的尊崇提倡,促进了佛教在契丹内地的发展繁荣。辽代佛教的发展是其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英语词汇和佛教词汇影响中国文化比较论

英语词汇和佛教词汇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存在客观的必然性。在时间上,佛教词汇的影响比英语词汇早出一千多年;在范围上,佛教词汇影响主要在道德伦理、文学艺术、哲学、词汇、民间习俗等,英语词汇所涉及的范围主要在当今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在深度上,佛教词汇已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本体",同时又成为人的个体的价值取向,而英语词汇影响主要表现在大众媒体和人们的日常用语方面,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英语词汇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